我最近在一个评审委员会工作，为某一亚洲国别文学教席确定人选。不少申请者在个人简历和附信中声称，自己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化研究”，并特别指出，除了具备经典文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他们还广泛涉猎了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电影、性别、种族或民间传统（民间传说、现场表演、动画片等）。我和我的同事都为候选人研究领域的多样化而倍感兴奋，可是当细读其著作时，兴奋变成了失望。大多数著作流于肤浅，满篇皆是空洞之辞、泛泛而论和千篇一律的观点。人人似乎无所不知，企图囊括一切流行论题，可是哪个问题都无法澄清。

人们往往抱怨这些申请者的研究质量以及研究领域的普遍现状，我却主张把这次评审经验置于一个更大的知识语境之中，以便理解“东亚语言文学”学科这个北美地区不少任教者的学术家园是如何变化和得以重塑的。这些变化与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发展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探索方式或研究领域，文化研究自身也正经历着变化的过程。本文将考察文化研究的变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探讨这些变化如何标志着文化研究的内部问题及其动力。今天，文学的衰落和文化研究的盛行彻底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方向，我们可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能够以更具全球性和政治性的方式重新界定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