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玡路四号住宅（N0.4House）已经完工。在建筑过程中自始至终热烈伴随的摄影师、建筑师、建筑系学生的到访、拍摄、谈论似乎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专业杂志早早预定了对它的刊载，设计者张雷难掩对这一作品的喜爱和满意，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这将是一个成功的作品。但是，就在此时，一个小小的变化打破了这一欢乐的气氛——委托人放弃了入住的打算，将其改为半公开的会所个“老干部活动中心”。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是建筑作品与生俱来的逸闻趣事。但是不能否认，它确实带来了几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突发的转调出现？这暗示着一种微妙的否定吗？是否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些我们没能意识到的事情？

对建筑师来说，这些问题难以回答。因为建筑自身无可挑剔：它既满足了这个地块极端苛刻的规划条款（屋顶双坡、退让边界4米、保证周边住宅的日照间距），也满足了委托人的要求（功能要求、风格要求）。而且，最重要的是造价控制得当（每平方米5000元）。但是，对于委托人（一名官员），这些问题似乎更难回答——几句含糊无比的托词将它们推而远之。不过，这种略显尴尬的回避姿态明显表露出一丝不安。这一不安从何而来呢？是建筑目前体现出的公开性干预了住宅的私密需要？还是这一公开性有可能触及更为私密的政治生活？在我看来，“不安”并不是因为建筑的附加功能（展示、研究）对使用者带来了困扰，而是因为该建筑与环境在某个特殊层面上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恪守理性内在原则的建筑本体和老城区被定格的意识形态幻象（我们不妨看看那些“谨慎而模糊的规划管理条例”），在这里发生了碰撞。

文化研究（第10辑）

这是一个基本矛盾，是现代主义建筑思维和中国的现实语境之间必然的矛盾。琅玡路四号（N0.4House）身处南京颐和路民国建筑保护区，是该语境的某一代表。已为数不多的还未被发展所冲击的城市的中心区域，因为其历史价值而被严格保护起来。每一次介入都必然顺应后者的需要。但是，四号住宅的修建使矛盾被凸显出来，因为建筑所严格执行的现代主义的理性原则改变了固有的单边关系——它从理性的逻辑结构走向理性的自反机制（对自身结构的显示），最终走向理性的过量，走向自我对抗。理性的三种内在结构被逐一实践。如果说在前两种结构中，建筑还能维持对现实（乏味的意识形态幻象）的回应，那么第三种结构打破了它们之间的虚构合作。在这里，建筑走向自我享乐，走向本质的疯狂。它以一种暧昧的自我相关的否定性，将环境本质的空洞和原始的匮乏（突然的功能替换将这一点戏剧化了，同时也暴露出来）铭刻在我们眼前。这就是所有不安、尴尬、突发转调、微妙否定的根源。

显然，四号住宅的三种内在理性结构和它们之间的转换是我们分析的中心。

第一种结构是理性的逻辑结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内部空间要素的自恰；功能体系与空间体系相吻合；内外面层的透明反映；建筑与环境外在肌理的连续性；建筑与地表的关系。整体来看，四号内部空间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序列。水平展开的是经典的三段式：三个空间单元，左右居住，中间服务。由于业主希望在主人活动领域有些独立性，左右空间设置出一个1米的高差。垂直的错动，使得不同类型的空间单元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然，这两个序列必然包含在一个完整的体块中（在严格的规划要求下，集中体块几乎是唯一选择）。除了屋顶，建筑的其他墙体都由混凝土现浇。外皮是混凝土直接拆模，内皮基本采用木板贴面。外墙模板和内墙木板的宽度都是5cm，和周边的砖墙建筑的6cm模数接近，形成了某种感官上的连续感。最后，一个双坡尖顶的混凝土块锲入地表，两个短边留出地下庭院，东南面设置向下的户外楼梯，三边以顶面磨光的蒙古黑毛石做示意性围起。这些做法表明，建筑独立于土地，是一个他者……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包含着现代主义建筑特有的一个逻辑：建筑不是以生物的方式直接和地面衔接（自然主义逻辑），也不是用纪念物的方式在实体和地平面之间插入一个中介平台（古典主义逻辑），它力图建立起两者属性的差异——采用的方式是隔离，用一个空隙来表明两者的平等关系。

第二种结构是理性的自反机制，也就是对逻辑结构自身的再现。这一再现是设计者着力最多的地方，它从一个局部要素开始——楼梯。

楼梯固然是内部两组空间逻辑的核心驱动要素，但是，强调它不是要突显重要性，而是要将其当做一个暗键，一触之下，所有的空间关系不再平静地包裹在一层坚实的硬壳之内，似乎某种神秘力量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反过来，它们开始呈现出自身。

设计者的做法是将楼梯对应的两个朝向的外墙做局部内缩，并将它们透明化。第一个结果是，不是通过本身的修饰，而是通过光线、附近空间的层次区分和尺度差异，将楼梯从空间整体中独立出来。第二个结果是，左右两组垂直的单元拉开一段距离，形成一道垂直裂缝。它把不同性质的空间分离开，两者也由此可以相互观望。并且，它们由于高差而出现的单边延伸导致了意料之外的旋转关系。这样，所有的空间序列都运动起来，立体化且视觉化了。想象一下，没有这两道裂缝，一切空间运动都将回缩，成为封闭起来的自我反射。甚至高度不一的开窗也只像是表面上的小游戏，无法对应出各自隶属的空间主体。

设计手法的一个终极功能是反映出自己的形成过程。这是理性自反机制的表现，也是现代主义寓言维度的表现——它以讲述形式自身的故事来对抗堕落的日常生活。在此，建筑成为一个独立的叙事体，它的内容不是社会关系（家庭、爱、责任等超感觉的概念），而是各要素组构、交谈的过程。这一做法维护了建筑自身的尊严。它没有直接去为其空洞的社会内容赋予相应的形式——围合起建筑，而让它的内容成为一个讳莫如深的谜，就像周边的那些房子一样。它在抽象的学科世界里完成自己：一方面满足外在的苛刻条件；另一方面忠实于现代主义理性自反的原理——手法自我呈现、对形式的阐述成为形式自身。

但是，对社会内容的故意遗忘，毕竟仍是一种含蓄的回避，曲折的俯就。似乎是为了填补社会内容的空洞，作品才不得已转向自身的形式，成为远离日常生活层面的生命个体。它以艺术之名和环境建立起某种合作关系，以超脱的姿态掩盖了建筑的初始矛盾，以虚构的生气冲淡了环境本质的空洞，从而消解建筑作品本身所应具有的社会批判潜力。

在第三种结构（理性的过量和自我否定）中，这一合作关系被打破。启动了第二结构的两道垂直裂缝，被设计者强行延伸两折至地底，成为第三种结构的主体。因为它，理性的自反结构开始瓦解，随之，它与环境之间的虚构关系也告破裂，建筑进入到一个它始料不及的激进局面。

那么，这两道贯通的裂缝是如何再现出理性的第三种结构的呢？建筑是怎么通过它们一步步走向理性的疯狂，走向自我享乐，走向自我否定，走向对其原始匮乏的再现的呢？

表面上，这两道裂缝应属于理性的自反结构。我们已经看到，上层裂缝是它的枢纽，一层的裂缝也是其合理延续：它们增加了储藏室和卫生间的采光，并且在平面上与前者形成对应。水平裂缝作用更为重要：它连接起上下裂缝，将空间单元的垂直与水平错动的关系完全外在化。看上去，它为理性自反结构的运动画上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句号。

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正是由于那两道5米长的水平裂缝，理性的自反结构开始了变异，一系列超出理性逻辑之外的自相矛盾在这里爆发。东南面裂缝多制造出一块楼板，虽然混凝土现浇并不麻烦，但从功能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个浪费（有必要把一、二层储藏间的屋顶与地板分开吗）；而且，裂缝下沿的升起也属多余，它将本来真实连贯的裂缝遮住了一部分——它打算掩盖什么呢？西北面的水平裂缝更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骗局，它不是体块错动的结果，而是一次内部挖空的结果，这么做只是为了使背面和正面在形式上（视觉上）保持一致。

文化研究（第10辑）

由此可见，垂直裂缝使建筑自我叙事成为可能，而水平裂缝则在削减它的真实性。就在这两道水平裂缝的地方，第三种结构出现了。理性的自反运动溢出边界，创造出一个新的幻象。这一幻象是对形式完美结构的欲求——讲述形式自身的故事，最终却直奔完美的形式终点而去。对称、均衡、整体感，这些审美要素，原本是理性逻辑结构和自反运动的内在特征，现在却成了外在的视觉形式标准。它们统统被吸纳进两道水平裂缝之中，成为制造某种不可能的快感（无疑这是被禁止的）的基础材料。而更为重要的理性逻辑结构的自洽性和自反机制的透明性、循环性则被抛到脑后，自我享乐成为此刻的主题。

在两道裂缝之间的对称关系中，这一自我享乐达到顶峰。对称，使两个面的裂缝构成完全一样：尺度、位置（左上右下）。它制造出建筑最强烈的一个幻觉——仿佛建筑被整体切割为两个错动的体块，裂缝是连接部分，而不是空间减法的结果。这一幻觉是如此的迷人，连设计者本人也不自觉地陶醉于其中：他在一组分析图中画下体块的裂变过程，一个双坡矩形块被分割为两个分别为红色和灰色的L型体，它们相互咬合，然后水平拉开一道裂缝……这当然不是建造的真相——实际上，裂缝是混凝土块外皮被若干次切割出来的，而且，它们并没有连在一起，相距颇远。但是，这说明设计者正在进入一个疯狂的幻觉游戏。并且，吸引他的不是表面的审美，而是一种形式的力量所带来的快感，即使它是一个虚构也无关紧要。与此同时，从分析图、模型照片等过程信息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快感游戏并非尾随理性的自反机制的结束而出现，它平行于设计的全过程。

所以，这一游戏不是理性失去控制而导致非理性（审美）的疯狂，它是理性对自己内在结构的一场战争。这就是理性本质上的自我相关的否定性。这一否定性已经和裂缝融为一体：它完成自身，又破坏自身；它显示自身，又遮蔽自身；它驱动了理性自反结构，同时又使之陷入矛盾和自我分裂；在白天它是深邃的阴影，在夜晚则纤毫毕现——这就是裂缝的辩证法。同时，这两道裂缝也完美地体现出辩证法的结构：虚无（空隙）推动着一系列运动，它使事物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也使事物从自身之中分离出来。

这里，我们已经分析了四号建筑所包含的理性的三种结构及其之间的关系，裂缝最终成为解释一切的钥匙。除此之外，它还发挥着另一种出人意料的作用。它不仅使曾被意识形态幻象驱逐出去的东西（建筑自身的秘密）在其中回归，并且，原有意识形态幻象的稳定结构——它用一个屏障隔离出一段安全距离，将建筑包裹为一个不可穿透的意义反射体，借口于一种基本、先验的结构的必然性，来掩盖场所的空洞本质和原始匮乏——也因之而面临崩溃。因为，在三种结构完成之时，也就是建筑结束之时，裂缝利用自己的黑色能量（它汇聚起如此之多的运动），在主体和环境之间设置下一个外在的、最终的对立。在这一对立中，环境向主体敞开了自身。它（主体）进入视觉雷区之中，脆弱的意识形态幻象瞬间蒸发，场所的本质内核暴露于我们眼前。这就是我们从委托人那里察觉到的“不安”，以及荒诞的突发性功能更替的原因。

“不安”，只是一个开始，四号建筑对这一历史保护区的刺激还将继续下去。伤口已经打开（笼罩其上的意识形态幻象不再完整），更多、更尖锐的痛苦也将接踵而至。这是当下的中国（城市）为现代主义（建筑）所偿还的一笔债务，当然，这也是它，中国现实，对现代主义艰难接纳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