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形态是城市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如何对城市形态进行深入解读则面临困境。城市形态构成要素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和异质性特征，如果没有很好的研究路径进入，就会造成城市形态规划出现意义缺失与结构离散等现象。目前城市规划学科领域涉及的各类形态分析基本采取简单的方法与指标体系，强调量化分析，难以呈现出城市形态多元的本质、价值及意义。正是基于这一困境，萧玥的《文本叙事：历史解释的可能》一文提出了透过文本叙事的历史解释来呈现城市形态的价值与意义，找到了解决城市形态的形态分析基础，这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化。

意义和结构的解释与诉求是城市形态分析的基本命题，如何才能很好地解析这一命题，在作者看来，历史解释是必由之路，但历史解释不是能够轻易做出的，它面临着诸多难题。传统的历史解释方法偏重于时间编年与历史分期，讲求溯源历史变迁，相对忽略空间定位与空间维度的结构变化。而城市形态研究中，空间无疑是最重要的维度，因此，简单地照搬传统史学的历史解释方法运用于城市形态分析之中，显然是不行的。对此，“萧文”独辟蹊径，从后现代角度对历史解释方法进行了解读，特别强调历史解释存在有意义的结构，并运用贝蒂的历史解释“四要素”理论（即文献学要素、批判的要素、心理学要素、技术/形态学要素）展开具体分析，阐释历史解释四要素在城市形态研究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前三种要素偏重于文献学要素，可以重新构造说或写的言语的语法与逻辑的整体一致性；而第四种要素则从对象的表达结构和功能着手来理解历史，并重新构造意义，它与前三者既有本质区别，又有紧密关联。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萧文”总结了南京城市形态研究的个案，揭示出历史解释的功能与本质。

这样的历史解释方法，一定意义上是在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对话。“萧文”认为，传统史学更注重编年与史料的同一性，而相对忽略对其进行深入解释；传统史学追求所谓的接近历史真实，而在历史解释的维度中，这种接近真实实际上都带有一定的预设。“萧文”认为，史料并不能意义自现，需要学者对史料进行梳理并结合城市的实态再进行解释，这样才能弥补中国传统史料过于简略的缺陷，进而揭示出史料的“言外之意”。总之，“萧文”认为必须寻找超出文献所述的文字意义外的意义值，也就是城市形态内在的结构与意义。

但到底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结构”呢？对此，“萧文”给出了精辟的解释：所谓有意义的结构中的“结构”是指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联这两个层面。这一定义为城市形态研究过程中的历史描述和历史解释找到了核心，即要素的属性和变量之间的关系，这里属性（或称为价值）即特征或本性，变量即属性逻辑的组合，这在传统历史学研究中是相对比较忽略的，它更多地体现出交叉学科的特点。结合城市形态的具体研究，“萧文”认为，必须对传统城市空间进行分类，这种方法不同于偏重于定性与定量的比较方法，而是根据本质的属性和关系进行分类，它强调的是从现实分类到本质分类的过程。当然对于分类方法易导致范畴的固定化、难以描述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局限性，作者也是具有清醒认识的，由此在具体分析城市形态时，能够努力运用将两种方法加以综合，以弥补这一局限。

“萧文”对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的空间及意义进行解释时，不是单纯地从功能一致性或一种方法出发，而是注重从过程性、结构性和关联性三个层面来进行研究。过程性分析是以传统史学编年法为基础的，着重探索城市形态历史渊源和变迁的基础，它可以帮助研究者寻找历史解释的基本指向。但“萧文”特别强调在传统史学基础上必须加入空间分析，即历史分期和空间定位合二为一，并透过南京城鱼市空间定位研究，有效地验证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当然，对于城市形态的历史解释并非如此简单，还需要从整体性认知层面去把握其结构性，正如作者所做的南京城南文本研究一样，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的多样性和结构的多义性，只有通过整体性的结构分析才能完整呈现，历史解释也才能有根基。“萧文”进一步认为，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研究中还不能缺少现实性认知层面的关联性分析，这是历史解释的基本形式之一。因为就根本而言，城市形态的遗存本身就是历史解释的内容，因此，文本叙事必须与现实遗存相互印证，才能更好地揭示出城市形态的表象、结构与本质。对此，作者清醒地指出：“文本叙事作为城市形态历史解释的基本形式，存在无法达成的预定目标。这是不得不交待清楚的地方。”

总体而言，“萧文”对历史解释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必由之路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对文本叙事的内涵进行了拓展，将文献研究与过程、结构、遗存实态分析有机结合，对深化城市形态与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从事历史学的笔者而言，“萧文”的意义更在于它对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首先，与地理、建筑、规划学界对城市形态研究重视技术要素等不同，史学研究更注重梳理历史文献，进行历史编年进而考察历史变迁，比较忽略技术/形态学要素对城市乃至社会发展的作用。事实上，这一要素对于中国城市及社会变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因此，“萧文”对促进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更新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次，传统史学较为忽略对城市或社会结构的过程及意义的解读，“萧文”对此提出了深入解读的路径、方法与价值。再次，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空间定位是基本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然对历史解释提出更高级、更深层的要求，历史解释不能仅仅停留在情景描述、故事解释层面的文本，而需要在时间、空间两个向度上进行双重定位，从而引申出以往只有当下或未来城市形态研究的结构的概念。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解释进行概念再定义。长期以来，历史学界较为忽略城市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结构研究，特别是各种因素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对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的影响。“萧文”所倡导的历史解释作为一种方法不仅对城市形态研究，而且对城市空间、意象、文化、社会分层的构成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总之，“萧文”对“历史解释”方法的解释，可以促进历史学界对历史解释的重视，特别是对城市形态内在结构变化、各种变量间的关系的重视，这是此文对历史学界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萧文”对城市形态研究的文献资料非常重视，当然，由于这类材料大多缺乏系统，而且十分零散，搜罗相当不易。除了“萧文”提到的资料比较集中的地方志、笔记与地图之外，正史“本纪”、“志”以及“列传”当中也有对传统城市的零星描述。各类官署志中对城市形态亦有涉及，明代官署志对南京城市形态的分析应当还能提供一些信息。另外，近代城市形态的变迁还会受到外交因素的影响，官方的外交文书中也会有所涉及。文献记载与实物遗存对城市空间定位的叙述有时会存在错位，因此，考古发掘成果可以提供某些实证的参考。

从“萧文”中我们不难看到，至少在传统城市的形态研究方面，建筑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已经展现出令人欣喜的前景。不仅建筑学在方法论上颇有开拓，形成了许多具体的成果，而且历史学也以它对传统文献资料的掌握为规划学、建筑学提供了借鉴，这也是当今学科交叉、互补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正是学科间充分吸收、相互借鉴的研究方法，才能使具有广度与深度的历史解释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