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9日，首届“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于南京大学闭幕的次日，我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陆远博士一起，陪同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教授去南京博物院参观。车行中山东路，悬铃木的浓密绿荫隔开盛夏的灼热阳光，我们随意聊着“中山”路名的由来和其他的金陵掌故。当说到“贵族”这个词的中英文意蕴时，教授略一伸手，变戏法般地掏出了一本《汉英英汉词典》，查了之后，将比较生僻的patrician拼给我们听。“我总是带着它。”他颇有几分得意地说。我想起他在暑期班上作的题为“1950～2010年的中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China from 1950-2010：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Farmers）的演讲——那真是一字一句皆有来历——以及他之后为Paola Sandri Memorial Prize担任评委时，那种专注的聆听和到位的提问。联想到这些，随身带本词典对于伯恩斯坦教授来说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哈佛大学的本科生直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荣休教授，他一直都是一位严谨较真的治学者。

进入南京博物院的一楼展厅，迎面看见“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利玛窦”的展板。伯恩斯坦教授大喜过望，一边感叹自己运气好，一边径直走进利玛窦的展馆。“你们知道利玛窦这样一个意大利的传教士在中国为什么能成功吗？因为他了解如何获得中国精英的认同。他用儒家理念阐释基督教义，而且给中国的皇帝和官员带来西方的先进技术，所以受到欢迎。”他话锋一转，“后来的传教士太自大了，即使有些是善意的，但是他们的方式不对，所以会被抵制。”他又叫我们看利玛窦来中国的航线图：“从里斯本到印度的旅行就用了半年，真不容易啊。”

“确实不容易！”我由衷地赞叹道，却又不由自主地想到金尼阁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前言中表达的遗憾：“到现在为止，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假思索就照样出版”（利玛窦、金尼阁，1983：41）。那些书写中国的西方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猎奇“中央之国”的旅游者，研究传统典籍与文化的汉学家，费正清及其后的当代中国研究者——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有几分基于现实？又有几分基于道听途说和想象？伯恩斯坦教授，这位来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中国社会著述的作者，中国研究委员会（China Research Committee）等多家学术团体的主任，《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等国际知名期刊的编辑，他的中国故事又如何呢？站在描绘利玛窦和徐光启1600年南京会面的画像前，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西方画师的笔下，不仅利玛窦，就连徐光启也是高鼻深目，俨然身着中式官服的“老外”。那么，伯恩斯坦教授笔下的中国也会有这般的西化色彩吗？

当天下午，在他下榻的酒店大堂，伯恩斯坦教授与我一番长谈。经过午餐后的片刻小憩，年过七旬的教授神采奕奕，兴致十足。整整三个小时，伯恩斯坦教授将他的生活和研究娓娓道来，六十年中国变迁的画卷也随之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