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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路线是决定性的因素——对共和国60年发展经验的总结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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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展望这个问题时,首先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公认的、没有争议的事实,即可以1978年为界,将6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划分成前后两个30年,两个发展阶段,二者的差距巨大,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但是,同时必须确认的另一个基本事实是,这60年都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成就和挫折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取得的,而党的四代领导集体具有一个共同的执政理念和奋斗目标,即为实现中国的繁荣强盛和让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而奋斗,这是前后一贯并且始终没有动摇和改变过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前后两个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距呢?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是说,在前后两个30年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我国始终实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式的政治决策体制,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基本的方针政策发挥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而政治路线又是受最高领导人的思想路线所支配的。在我国现实的政治体制下,最高领导者的思想路线是决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只能从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者的政治和思想路线的异同中寻找答案。

新中国前30年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挫折,主要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犯了“左”的错误造成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的晚期是指1957年以后,他的政治错误主要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犯晚年的错误?

目前国内大多数的反思文章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毛泽东个人权力的膨胀和不受约束上,这无疑是很正确的,但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实质的问题是毛泽东在1957年后为什么会抛弃“八大”通过的政治路线,不断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先是在1960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继而在1966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究竟在思考什么问题,他想要达到什么目标?

在考察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政治路线的思想认识根源时,已经有人指出了他对斗争哲学和群众运动的迷信。斗争哲学来源于对矛盾认识的片面性,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因而强调斗争,忽视统一与和谐。但是,对立的双方能够成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首先必须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对立的前提和基础;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说明,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往往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同归于尽。毛泽东始终坚信,动员起来的群众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用直接动员群众的办法进行发动和推行的,但是破坏了国家的制度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制造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混乱。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实践(与理论相比)的第一位的作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他首倡的。斗争哲学和群众运动都是从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产生和总结出来的,是他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成果,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重要创造,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从新中国建立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到新中国建立后提出在中央工作中划分一线二线,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都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将会遇到一些完全不同于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对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是否还适用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性,并没有简单地把这些革命斗争的武器直接作为进行建设新社会的工具。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从1957年开始发生改变,重新拿起了战争年代的斗争武器,不惜破坏党的制度和组织,并且主要通过个人干预的方式,来搞“大跃进”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呢?

分析毛泽东制定政治路线的思想的逻辑程序,是找到问题答案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制定政治路线的思想程序是,以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也就是确定奋斗的目标,再由此制定基本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革命的任务则是以当时社会的性质决定的。例如,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当时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由此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应的革命策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毛泽东能够突破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关键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由此可见,对革命任务和目标的认定是其中的关键。

但是,新民主主义只是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革命理想设立的一个过渡性的中期目标。1949年以后则围绕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这种过渡性的中期目标就不复存在了,面临的任务也就成了如何实现革命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的问题。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既是终其一身都在为之奋斗的目标,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探索事业。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包括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匈牙利事件”、“大鸣大放”中对共产党执政的尖锐批评,使他对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而党内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中的不同政策主张,促使他再次走到前台,重新拿起了战争年代的斗争武器。他采用这些错误做法的初衷,主要是服从于他所坚信并且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然而,这一阶段(1956年以后)毛泽东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不是来自中国社会发展内外矛盾的客观需要,而是出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言,是一种非现实性的目标。毛泽东完全是在经典作家的理论概念的框架下思考问题,甚至不顾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他的实践是在一种预期的理论目标指引下的实践,因而可以说,毛泽东晚年犯的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人们批评他的过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或“主观主义”的做法都是源于他的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早期由于注重实践和极力反对“本本主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晚年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淖。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悲剧。

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的成功,是因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突破了教条主义的“两个凡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其思想路线则是恢复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即“摸着石头过河”。

有人曾提出“中国为什么总是能摸着石头”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这一阶段在中国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自动纠偏机制,这就是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三个有利于”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者共同构成的政治思想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解决了制定政策从现实的客观需要出发,而不是从经典作家的理论原则出发的问题;“三个有利于”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所有制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双重标准之间的矛盾,回答了究竟以什么样的实践效果为标准,克服了意识形态对实践标准的干扰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提供了一种抵御无论是来自“左”的还是来自右的理论教条干扰的保障。这是中国能够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实现经济体制平滑转型的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这种决策中的自动纠偏机制完全是服从于当前发展阶段的中期目标,即建设“小康”社会和“三步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并不适用于由社会的意识形态规定的终极目标选择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完全是围绕着建设“小康”社会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样一个中期目标。这个中期目标提出的理论依据是,目前我国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考察制定这一政治路线的思想的逻辑程序不难发现,它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方法是完全一致、如出一辙的。它首先重新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我国目前阶段的社会性质,由此规定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基本任务,从而确定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进而在此基础上制定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也是非常实用和有效的方法。因为它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放在了首位,而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即理论上的终极目标的实现问题推后了,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的实质意义。这是自1978年以来的第二个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但是,邓小平继承的这套由毛泽东开创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策略,在带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潜藏着导致重犯毛泽东晚年类似错误的陷阱。因为,所谓“初级阶段”和“小康”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观的理论框架下提出的概念,只是一种局部的调整和创新,并没有触动理论框架本身,因此就存在着一个中期目标和最终目标的衔接问题。即当“小康”目标已经实现、我国到了发达阶段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再次面临1956年以后导致毛泽东陷入晚年错误的同样的选择问题: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中国要不要实现和怎样实现共产主义?而这是一个由理论教条设置的巨大陷阱。

事实上,这种通过设立一个具有现实性的中期目标来回避终极目标的政治策略,在实际工作中也产生了矛盾:首先,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政策合法性的依据,或者说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际政策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观念并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它隐含着在中期目标实现之后,是否还要再走回头路,重新再搞已经证明是失败了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疑虑。其次,它导致党的领导在道义上的感召力的下降,因为全国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缺少一个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政治理想和共同信念,从而使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下降。这也是干部腐败现象普遍滋生的主观原因。

由此可见,理论上的突破和意识形态的创新,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长期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展望未来3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要从根本上防止和杜绝类似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再次发生,主要有两条途径,另一条途径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自上而下的权威式的集中决策体制,彻底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完全系于最高领导者个人一身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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