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4日）

1990年中国社会学会第三届理事会成立。副会长郑杭生提议要每年开一次学术年会。学会秘书处接受了这个提议，从1991年开始，每年开一次，围绕着国家现代化事业发展和社会学学科应承担任务的主题，越开越大，原来每次只有100多人，现在发展到800多人，这表明我们社会学的队伍越来越大了，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中国道路与社会发展”。

现在国内国际讨论中国经验、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的文章很多，都在总结中国的经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中国道路是一种提法，还有探求中国未来趋势的内涵。

我个人认为，谈到中国未来可以从两方面讲。

从经济方面，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之后，这三十年成绩巨大，经济总量翻了四番，可以说基本过关了。今后会越走越好，潜力还很大。但是就世界历史看，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经济当然是基础，经济指标当然是重要的，但仅仅经济发展了还是不够的。经济总量人均达到几千美元，乃至上万美元，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上不去，还不是现代化，而且经济也保不住，还有可能倒退。伊朗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转变就是如此。特别是苏联，战后的苏联经济建设繁荣，70年代、80年代曾经是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人均GDP过万。但它的社会结构没有调整，社会建设没有搞好，不搞政治建设，干部终身制、干部老龄化，与美国搞军备竞赛，结果一场风波，苏联就垮了。这是前车之鉴。

从这些年的实践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在2002年就提出发展的低水平、不协调、很不平衡；2003年又提出五个不协调，即城乡、地区、经济社会等，但主要的是经济社会不协调。2004年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得到了全国人民、党内党外的普遍拥护，党中央也顺应民意，2005～2007年连续讨论了两年多，并且在2006年专门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就和谐社会建设作出了决定。明确指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来。各地也这样做了，有了相当的成效。可惜，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一来，为了应对危机的冲击，中央作出了促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决定，这是正确的，但一些部门又转到单纯抓GDP上来，把社会建设放到脑后，使有些社会问题更加严重了。

还是要重申回到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上来。今后中国在一个时期要补社会建设这一课。这个坎不过，中国的现代化是建不成的。要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把社会建设这个重要课题研究好、解决好。

现在北京、上海已经建立了社工委，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做出了不少成绩，但它们遇到了困难，例如他们开展的社区服务、社会组织的管理等工作，原来都有相应的机构在做，应该做的社会建设的总体协调、整合的工作还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所以我听到一位社工委书记说，他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

社会建设已经在十七大被写入党章，列为四大建设之一。显然不只是社会事业的建设。社会建设在理论上实践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对此，社会学家们、社会工作者们应该自觉地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像当年经济学家们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那样，普遍地投入到社会建设的第一线去，和干部、群众一起搞社会建设这个事业。去调查社会建设，研究社会建设，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发现新问题，提出新办法、新方案，写出新建议、新对策来，久而久之，也就会创造出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来。

2005年2月21日，总书记提出社会学的春天来了。2008年7月19日，总书记又批示，专家们的来信中提出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要从人才培养入手，逐步扩大社会学研究队伍，推动社会学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2009年总书记又在中国社科院党组关于加强社会学发展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可以见到，党和国家对社会学寄予了殷切期望。

社会建设需要社会学，我们要从大楼里、从书斋里、从计算机房里走出来，参加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建设中去，社会工作者、社会学家们要在参加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要涌现出一大批社会学家来，社会学也就会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繁荣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