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讨论性别平等总会陷入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争锋相对：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性别平等，甚至认为女性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了；另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中国女性地位持续降低，现在急需关注和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两种观点都会列举一系列的事实和数据来证明其正确性。前者常常以家庭内的妇女地位上升为例子，而后者常常以公领域中妇女权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为例子，与此相对应的理论观点普遍认为，在中国父权制已经衰弱，而中国依然存在，甚至在加剧社会性别不平等。

大部分女性主义学者相信父权制和女性解放是对立的两个面，如果女性解放成功，整个男性统治的结构就能够被瓦解。反过来，父权制的衰弱一定是女性主义的成功，一定带来女性权利在整个社会地位的提高。

但是中国的现实似乎却并没有支持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一方面，我们的确看到在某些领域女性的地位上升，尤其是在家庭领域中，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近年来很多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阎云翔，2006；金一虹，2000）；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在更多的领域，女性的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倒可能会后退，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沈奕斐，2008）。这两个趋势截然相反的结论，指向的都是性别关系。那么中国目前的社会性别机制究竟如何？如何在全球背景下，重新界定和看待中国的“父权制”？

本文通过2006～2009年对上海45个家庭的观察、访谈，选择一个典型个案，从性别和年龄/辈分两个维度描述城市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的变迁，同时结合对50对新婚夫妻的访谈和对23个生育故事的素材分析，建构一个“后父权制”模式来解释上述提到的矛盾，并且对这一模式的应用范围作出推导。

为什么选择城市？似乎我们常常把父权制与农村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以及人口流动的加剧都将使得农村的生活模式向城市靠拢，因此城市的生活模式并不与农村割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城市的模式是农村发展的最大可能性。而上海被普遍认为是女性权力很高（甚至是最高）的中国内地城市，如果在上海还存在父权制，那么认为中国父权制已经消失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本文聚焦于家庭内部的父权议题，研究的结果却显示，现实远比理论复杂，简单的父权制衰弱与否不能描述现实。我们需要在中国本土的语境中，运用交叉性分析视角，描绘一幅更接近真实同时也更为复杂的日常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