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阴错阳差地把我推进了学术工作者的行列，我也就将错就错地搞起学问来了。说实在的，论起做学问，我是并不“够格”的。首先，我根基浅，底子薄，缺乏深厚的知识积累和理论素养。其次，我这个人，“惰性”很大，涉猎面窄，不愿旁骛，更不愿追赶时髦，求“新”、求“博”。而且，我始终认为，做学问，决不是做买卖，因此，决不能看风向，赶行市。可是，我的这种想法，恐怕是很“不合时宜”的！

近十年来，我搞了一点佛教思想史（是佛教思想史，而不是佛教史）的研究工作，在一些好心的朋友们的鼓励和有关出版社的支持之下，也先后出版了几部书（写了10部，已出7部——在当前“出书难”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了）1670255；但是，我清醒地知道：像我这样年纪虽老，但在科研队伍里仍还只能算是一名“新兵”的人，写出的东西，自然不会是“高水平”的（吾虽不才，却还不敢也不屑“敝帚自珍”）；而且，在学术观点上，人们认为我很“偏颇”。不过，有几点，我觉得还是可以差堪自慰的，这就是：第一，资料必须是第一手的，决不抄袭别人的东西（如有引用，定要注明出处）；第二，观点必须是自己的，决不人云亦云，盲从他人；第三，凡有写作，必须自己动手，决不假手于人！有斯三者，自觉还是可以问心无愧的。

我搞佛教思想史研究，已由古代而近代，现已到了现代，该怎么写呢？我考虑了很久。考虑的结果，我想改变一下以往的写作体例，而一个人一个人地写；那么从谁写起呢？几经考虑，我选定了印顺法师。这，主要是因为：据我所知，在当代的佛教学者中，能够像印公这样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探讨、研究佛教（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思想的），并且建立起了自己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者，并不多见。印公能够冲破千百年来佛教的旧传统，以他那特有的敏锐的思维和犀利的笔锋，对（自印度以至中国）佛教历史的发展和思想的演变，均能给以历史的剖析，时代的探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与流变，渐成为我探求佛法的方针。”（《游心法海六十年》，第9页）——“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与流变”，这就是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是在治学态度、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上，印公都有他的过人之处。

20纪世40年代初，我曾有幸一度从印公受学，虽然为时很短，却是获益良多。现在再来研究印公的佛学思想，对于我个人来说，实在也是一次再学习的机会。常言说的好：“学然后知不足”。近十年来，我在科研工作中，虽然也有了一些成果，但是，随着工作的进展，我愈加日益感到自己的不足。为了再学习，这也是促使我下决心撰写这部《印顺佛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动机之一。此外，我还感到：印公的著作，实在就是一部佛学思想的大百科全书，而卷帙浩繁（七百多万字），遍读维艰，为了使印公的佛学思想能够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学术界）都能有所了解，我决心尝试一下：把印公的皇皇巨著，浓缩为一本书，以便比较容易地把印公的佛学思想系统地介绍给读者。总之，我的一个主要想法就是：通过我的这部书，把远在海峡彼岸、已届耄耋之年的印顺法师，介绍给大陆的学术界（以及佛教界）。果能如此，那我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至于以后是否还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接着写下去，以及究竟还要再写一些什么人？那就只有以后再说了！

1989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