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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已庄严地写进《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符合各族人民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因而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创造，是长期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重大贡献。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典范。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多彩多姿，宗教活动多种多样，社会发展状况又极不平衡。就以西藏为例，解放前的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在某些方面，还带有奴隶制的残余。在一些边远地区，尤其在农牧区和山区，具有典型的部落社会的特征；在某些地区，阶级分化并不明显，带有原始社会末期的痕迹；在一些地方，还残存着酋长制统治的部落社会。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广大农奴获得翻身解放，使西藏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这是一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事情。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
1951年5月，在党中央、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在周总理直接指导下，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过友好协商，取得谅解，达成协议，于5月23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17条，简称“17条协议”。
当天下午，毛主席立即接见李维汉和张国华，听取汇报。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是主管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国华时任18军军长、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代表，担负着率部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重任。一见面，毛主席就高兴地说：“好哇，你们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
李维汉和张国华向毛主席汇报了协议的签订情况。毛主席又详细询问了进藏部队的有关情况。听了张国华的汇报，毛主席表示满意，并指示：部队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要坚持“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不能增加藏族群众的负担。毛主席特别叮嘱张国华：“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汇报完毕，毛主席亲自送李维汉、张国华到大厅门口，张国华举手向毛主席敬礼，准备告辞。毛主席微笑着说：“不用啦！不用啦！”用左手轻轻拍了拍张国华的肩头，又用右手紧紧握着张国华的手，亲切地说：“我的江西老表，你们此去，山高水险，路途遥远，要多珍重！”
张国华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毛主席用慈祥的目光，看着张国华，再次用力握了一下张国华的手，像是嘱托，又像是期望：“你们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又转过脸，对着李维汉，重复了一遍：“一定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博大，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抓住了西藏问题的根本和关键，即“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在方式方法和实施过程中，又要“慎重稳进”。
毛主席在这里深刻地指出了西藏问题的关键和实质，也是“把西藏事情办好”的前提。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在方式方法和实施过程中，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繁荣兴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什么时候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没有处理好“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在方式方法和实施过程中，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忽“左”忽右，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民族不团结，社会不稳定，生产受影响，人民遭苦难，边疆也不巩固。
1959年毛主席又提出了认真研究西藏的封建农奴制问题，并打算亲自进行研究。
1959年4月7日，“3·10”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毛主席亲笔给汪锋同志
汪锋同志：
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一）金沙（江）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一百二十万人，是不是？（二）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三）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四）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八万，对否？（五）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六）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七）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八）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九）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十）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十一）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四省共有二百多万至三百万，对否？（十二）这四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十三）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
毛泽东
四月七日
从这封信来看，当时毛泽东同志打算对西藏问题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研究。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汪锋带着一批干部亲自到西藏调查研究。在吴冷西领导下，新华总社及其各有关省、区的分支机构，也做了大量工作。
仅仅过了一个月，毛主席亲自指导、亲笔修改，经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篇重要著作。
也就在这个月，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是要摆脱日常繁琐的事务性工作，集中精力考虑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问题；研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也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西藏问题。
如果毛主席的这一愿望能够付诸实践，那么，无论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对西藏这样一个具体问题，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对毛泽东本人来讲，也将攀登他革命生涯中新的高峰，创造新的辉煌。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大党大国的领导人，作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众望所归的卓越领导人，能够花费那么多精力和时间研究西藏问题，关心藏族人民，这是全体藏族人民的光荣和幸福。在我们祖国大家庭56个兄弟民族当中，毛主席似乎对西藏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给藏族人民更多的关怀。我想，这不是对藏族人民有所偏爱，更不是不关心其他兄弟民族，而是在欧洲中世纪式的黑暗的封建农奴社会，藏族人民的苦难太深重。同样，藏族人民对共产党、毛主席，对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金珠玛咪和各族干部职工，怀着最真挚的兄弟情谊和最真诚的感激之情。
据汪锋介绍，他从西藏调查回来，不但没有机会向毛主席本人汇报，没有机会向刘少奇和主管统战、民族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汇报，也没有机会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连主管西藏工作的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也未能认真听取他的汇报。刚回北京，全国已投入紧张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有许多紧迫的事情亟待处理。作为第一书记，中央指示他立即回宁夏。
从那以后，直到毛泽东辞世，他老人家再没有时间和精力对西藏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他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背离了正确的方向，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位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家，他与我国各族人民心连心，他始终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坚定地相信和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大多数。在西藏问题上，他对广大贫苦农奴和牧奴寄予最深厚的关怀和同情，关心他们的翻身解放。这是他研究和处理西藏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政治信仰，是毛泽东的政治原则。毛泽东教育全党要坚持这两条政治原则，他自己首先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个政治原则。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即指出：“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这是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讲这段话时，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的时期，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组织全国的反革命力量，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王明、博古这些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留苏派学生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将毛泽东排斥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并剥夺了他对自己亲手创建的工农红军的指挥权。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领导下，根据地日益缩小，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就在毛泽东发表这篇讲话几个月后，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悲壮的长征。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整理他的诗稿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鲁迅1927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餮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蚊子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餮蚊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阵。安得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闲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美好的理想！毛泽东的胸怀总是像大海一样宽广，涌动着四海的波涛，五洲的风雷。
毛泽东放眼世界，关怀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环顾神州，规划着“超英赶美”、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遥望雪域，惦记着苦难中的藏族人民。
1958年，人类已经上了太空；神州大地，热气腾腾，用喜饶嘉措大师的话说，东方巨龙，乘风破浪，在伟大舵手毛泽东的指引下，驶向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方。然而，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港台一带，餮蚊尚多”；“大陆上的蚊子灭得差不多了”。那“差一点”，差在什么地方？西藏。在西藏，还保留着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那里的“餮蚊”——反动农奴主阶级尚未消灭。“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怎么能不操心！怎么能不惦念！
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给汪锋的信，以及这一时期的许多指示，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说：毛泽东在他的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是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为了把西藏的事情办好，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努力探索正确处理西藏问题的道路。这一历史功绩，同样“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
前面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对西藏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致汪锋的信中说：“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指示中央统战部和新华社搜集资料。毛泽东还说：“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
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转到别的问题上，对藏族问题的研究未能进行下去。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在西藏和整个藏族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都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中央统战部、新华总社以及西藏自治区，青、甘、川、滇四省党委在研究藏族情况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坦率地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分支学科方面，在资料的掌握和叙述的细致方面，可能有些深入和发展，可是，就总体方面来讲，就思想性、政策性、策略性、理论性、战斗性、文学性、资料性，逻辑的严密性、论述的准确性以及气势和文采等方面，都没有超出毛泽东亲自出题、策划、修改，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主管西藏工作的中央统战部主要领导同志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等同志，以及中央宣传部的一些领导同志就曾提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又极不平衡。在解放初期，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萌芽状态，到封建社会、封建农奴制、农奴制、奴隶制、氏族社会、部落社会、原始公社的残余都存在着；在某些地区，还残存着类似现代非洲地区酋长制的部落社会，乃至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的残余现象。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在中国的国土上几乎都存在，简直是一部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化石，是无比丰富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宝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各族人民亲密团结，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各族人民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形成崭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并且，在祖国大家庭内，各少数民族人民，根据宪法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享受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这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
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伟大的革命运动，必须要有正确的革命理论做指导；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气勃勃的革命实践，又会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必将极大地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经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批准，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导下，由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有数百名专家学者和年轻的大学生参加，在全国范围进行调查研究。重点是我国藏族地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和大小凉山的奴隶制社会，搜集到十分丰富的珍贵资料。鉴于当时西藏尚未进行民主改革，封建农奴制度的调查，主要在金沙江以东的藏族地区进行。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曾经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写一部摩尔根《古代社会》续编；至少也要为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补充新的内容，科学地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和信念。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一份贡献。
环顾动荡不安、风云多变的世界，民族和宗教也是造成世界不得安宁的两个重要因素。很多冲突、很多局部战争，都是因民族和宗教而引发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苏联还是一个超级大国，与美国相抗衡，争夺世界霸权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就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苏联潜在的危机和不安定因素，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以苏联为戒”，处理好国内的各种矛盾，包括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协调好各种关系。耀邦同志逝世一年多以后，不幸而言中，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瓦解了，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前所未有的低谷。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并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也不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复辟，而是国内各种矛盾长期得不到正确解决而爆发的。其中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两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以苏联为戒”，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一历史教训，从中吸取必要的教益，把我国的民族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应该高瞻远瞩，把握全局，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确处理民族和宗教这两个问题，圆满解决西藏问题，把西藏作为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窗口，为世界提供一个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典范。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一个伟大实践，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我国各族人民对全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前面谈到，1951年5月23日下午，毛主席在接见李维汉和张国华时，明确指出：“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西藏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后，生活在青藏高原、长江黄河源头的藏族人民，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周边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自然形成的广泛交往；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后形成的“和同一家”的“甥舅关系”；1300年以来形成的患难相助、休戚与共的汉藏两大民族血浓于水的兄弟情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共产党、毛主席亲自培育下形成的平等团结、互助合作、谁也离不开谁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必将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和升华。
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将不再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对中国实行“分化”和“西化”战略的“突破口”，而将成为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生命力的一个“窗口”；可以向全世界，首先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圆满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楷模和成功范例；向全世界充分显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经得起任何惊涛骇浪考验的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
所谓“西藏问题”，将不再是我国与世界各国，首先是各友好邻邦进行交往的一个障碍，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将成为我国通往南亚次大陆的，其它任何地区、任何省份都无法替代的一座友谊之桥，一条宽广的通道。这不但对西藏地区的发展有利，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非常有利。并将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玩西藏牌，把所谓“西藏问题”作为他们向我国讨价还价的筹码的罪恶阴谋。把所谓“西藏问题”的主动权，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和敌对势力手中夺过来，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非常关心和重视；对藏学研究事业十分重视，大力扶持。从事民族工作的一些老同志满怀深情地说：当前是新中国民族工作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环顾动荡不安的世界，“风景这边独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国运昌盛。西藏的形势，也与全国的形势一样，非常之好。在这种大好形势鼓舞下，我国的藏学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而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应该努力为中央圆满解决西藏问题作一份贡献，尽一份责任。
与此同时，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西藏的实际出发，以西藏的革命和实践为基础，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向敬爱的毛主席交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为丰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宝库，增添一点新内容。
作者曾参加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从事西藏工作；长期以来，担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政策文献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本书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根据当代西藏历史发展的轨迹，结合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力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比较全面地阐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施过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作为一个老西藏战士，我希望能够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政通人和、国运昌盛的大好形势下，为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做一点贡献，尽一份责任。
人们有理由相信：无论需要经历怎样艰难曲折的道路，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的谆谆教导和殷殷期望，一定会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变成光辉的现实；在祖国神圣领土——西藏这片热土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新西藏，将不是帝国主义和国外敌对势力分化和西化社会主义中国的突破口，而将成为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窗口。一个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防巩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民幸福的新西藏，必将以更加辉煌的成就展现在世界屋脊之上。
2006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