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金沙江以东的广大藏族地区，摆脱了国民党、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使革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胜利完成了北上抗日的战略任务。与此同时，在雪山草地撒播革命火种，为在藏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做了最初的，也是意义深远的探索和实践。

1935年春天，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来到川西大草原，来到藏族地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都曾经过金沙江以东的藏族地区，在那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第一次到川西草原的是红四方面军，最后离开川西草原的，也是四方面军，他们前前后后在这一地区停留达一年多。四方面军第一次来到阿坝草原时，天宝（桑吉悦希）、萨纳、协绕顿珠（杨东生）、胡宗林、袁孝刚、王寿才等一大批藏族青年就参加了红军。

阿坝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面积为83426平方公里。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块鲜为人知的古老神奇的土地，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脚步声闻名于世。从那以后，“雪山草地”成为阿坝地区的象征，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经历了发展历史上最艰难、最危险的岁月，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也发生在这里。为了避免党和红军的分裂，为了确定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五次政治局会议。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到情况的紧急，形势的严峻，斗争的尖锐复杂。红军在这里翻越了1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走过了人迹罕至的水草地，有的部队还三过草地，历尽艰辛。十分难能可贵的是，红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这里建立了少数民族地区最早的革命政权之一——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雪山草地各族人民用牦牛和青稞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不少藏、羌族青年跟着红军告别家乡，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被命名为老革命根据地的有6个县、110个乡镇。

红军长征途经雪山草地时，阿坝人民为之做向导、当翻译、抬伤员、告敌情、筹粮草、备寒衣、牵军马、献牦牛，组织运输队和担架队。与此同时，有5000余名各族儿女随军北上，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而天宝等人就是这5000多名优秀的阿坝儿女当中的一部分。

红军从阿坝草原到甘孜地区，又有一大批藏族青年参加红军。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青海省委副书记、青海省副省长、省人大主任、省政协主席的扎喜旺徐，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时，西康尚未建省，这些地区都属于四川省辖区，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到陕北，历经12个省，而在四川省境内停留的时间最长，经历的斗争最复杂、最艰险；四川省境内，在藏族地区的时间又是最长，环境最艰苦、条件最困难。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胜利结束，历时两年。其中在四川经历的时间达一年零八个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途经四川60%的县。这期间，在四川藏族地区历时一年零六个月之久。在红军的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次会师，即一、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和二、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师，都发生在藏族地区。

原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在《长征在川大事纪要》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60年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前无古人的人间奇迹，是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红军长征在四川，是长征史诗上光辉的篇章。

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多次在四川境内召开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局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胜利结束，历时两年。其中在四川经历的时间达一年零八个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途经四川60%的县，在四川境内成功地实现了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和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在四川经历了漫长的艰难转战，恶劣的斗争环境，敌我力量的生死搏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蒋介石为了追堵、“剿灭”红军和乘机打进四川、控制西南，除派“参谋团”和数万嫡系部队入川之外，仅1935年就坐镇四川150多天，亲自扮演战场指挥官的角色。这样，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反革命的总头目都在四川。另一方面，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主要是在懋功会师后于四川境内发生；党和红军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从长征的角度看，也主要发生在四川。红军要和雪山草地等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斗，要和数倍于己、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斗，还要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其局面之严重，矛盾之复杂，斗争之激烈，是罕有其匹的。

长征红军在四川，主要是转战于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的少数民族地区。党和红军在居住着几十个兄弟民族的四川，成功地开展了民族工作，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为以后更加成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长征来到四川，在巴山蜀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唤起了四川各族人民对革命的向往和同情。全川各族人民为支援红军长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四川儿女参加红军，数以万计的四川儿女英勇捐躯，长眠在长征路上。

红军长征在四川，留给了四川各族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它将激励全川共产党员和各族人民，发扬长征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7日袭占遵义城，并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为了阻止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不但派参谋团和中央军入川，还于1935年3月2日亲自出马坐镇四川，一年中在四川共住150多天（加上其在滇、黔的日子，达200多天），把四川作为其反革命的战略大本营。蒋介石为了在四川“根本歼灭”红军，在中央红军第一次入川时，调动了合计不下20万人的兵力对付中央红军的3万人（以后的百丈关战斗，仅川军就动用80个团去对付红军的15个团）。川军“通计约使340团，兵量之多，几达全国现额三分之一”。蒋介石还嫌兵力不足，除了中央军薛岳部3个军8个师约5万人驻在四川之外，以后为防红军从四川进出甘肃、青海、新疆，蒋介石又以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包括胡宗南部和青海“马家军”在内的所有西北的国民党军队；再以后，为了阻止红军从四川西北部北上陕甘，蒋介石又从豫皖边调来中央军第三军王均部入甘肃，在夏河两岸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从江西调来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到静宁、会宁等地，构筑第三道封锁线。

1935年5月3日，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成功，第二次开进四川。5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召开。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讨论了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按照遵义会议制定的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继续北上，到川西会合四方面军。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于6月12日在夹金山靠懋功达维一侧山下木城沟一个叫做磨盘石的地方互相“意外会亲人”。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意义非常重大，改变了川西北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分割围歼红军的阴谋，为两支红军在中央和军委直接领导下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中共中央随部队越过大雪山夹金山以后，才了解到懋功等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纵横千余里”的“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至于康区，“情形比懋功还要差”。都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不具备建立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关系到全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据地的条件。6月16日，中央改变了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占领川陕甘三小、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这一“总方针”。同日发布的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整休的规定》也指出：“要报告与四方面军会合赤化川陕甘的意义”。

中共中央在率领中央红军长征的一年中，召开了一系列政治局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四川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政治局会议开得最多的省。除了前面提到的政治局会理会议、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之外，还召开了其他一些重要会议。

红军飞夺泸定桥以后，中央召开了泸定桥会议，决定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

另一方面，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又主要是在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在四川境内发生的。这就使党和红军不得不在对付数倍于己的敌人追堵、对付雪山草地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同时，与张国焘进行斗争。党和红军与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的斗争，是红军长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不但是从四川开始进行的，而且从红军长征的角度来看，这场斗争也主要是在四川境内发生的。

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就于5月18日在茂县召集高级干部开会。会后张国焘宣布成立了内设政治局的“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茂县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张国焘等49人组成的“西北联邦政府”，并以此名义，向全国、全世界发布文告。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才几天，张国焘就同中央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否定了张国焘西进或南下的错误方针，并强调两个方面军指挥权集中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是对倚仗人多枪多、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张国焘的当头一棒。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他向党伸手要权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并没有死心。两河口会议后，他玩弄阳奉阴违的手段，重新提出川康计划，并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他这样做，是造成中革军委按照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

为了明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解决《松潘战役计划》流产后造成的危局，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张国焘也参加了沙窝会议，表示同意继续北上，但是，他并不真正拥护北上方针。沙窝会议后不久，他提出经阿坝向青海、新疆地区逃跑的主张。因沙窝会议而表面上趋于统一的战略方针和战略行动，再次出现了分歧。中央为了使部队向北行动迅速，为了有利于北上方针的执行，改变了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并于8月15日电示张国焘。为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确保北上方针的执行，中央召开了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决定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照样拒不执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和中央的指令，坚持其西进或南下的方针，加剧分裂党和红军的步骤。后来，他又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央只好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中央于9月12日在川甘边的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指名批判了张国焘反对中央、退却逃跑、军阀主义等大量错误事实，指出了他犯错误的历史根源，表明了党的原则立场。

中共中央离开四川以后，张国焘先后发布了《大举南下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和原属一方面军建制的五、九军团南下，公开分裂红军。许多在天寒地冻中南下的红军战士，被草地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夺去了生命。

张国焘于1935年10月5日在松岗卓木碉另立中央，使其分裂红军的反党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还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对张国焘这一严重的反党行为，朱德、刘伯承等曾表示坚决反对，坚持全党只有一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不能有两个中央。

还在中共中央离开四川的前一天，即9月9日，中央在发给张国焘的电报和次日发出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就已经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南下是绝路”。中央这一预见的正确性，完全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张国焘南下后，虽然在战斗规模不是很大的“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中击溃敌人6个旅，取得了胜利，但在“天（全）、芦（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中陷入了窘境。特别是在百丈关决战失利以后，南下红军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部队损失过半，只剩下4万多人，东进、南出又均不可能。张国焘南下方针严重碰壁。

1936年2月上旬，国民党政府中央军薛岳部和川军的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康地区北部的道孚、炉霍、甘孜撤退。

张国焘不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一意孤行，坚持南下，开始打了几个胜仗，占领天全、芦山等地，打到雅安，就打不动了。四川军阀们暂时缓和了内部矛盾，联合起来打红军。蒋介石也派中央军来支援，红军顶不住，只好退回去，第三次过草地。

红军南下受阻，部队损失惨重。但张国焘并没有接受教训，改弦更张，他拒不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一意孤行，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打到成都吃大米”，又变为“到康藏地区吃糌粑”，企图在远离蒋介石统治中心的川康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1936年2月中旬，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发出《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命令一部分兵力迅速西进，经懋功、金汤、丹巴，进取道孚、炉霍、康定地区。稍后发布的战役补充计划，又规定以主力进取道孚、炉霍、甘孜。2月下旬红军前卫30军经丹巴县城，沿革什扎河的巴郎、大桑、瓦足，翻过边尔的党岭山，于3月1日占领道孚；31军及9军25师，则由丹巴、道孚南下钳击泰宁（乾宁），守敌李韫珩53师一部弃城逃往康定；32军及9军27师在懋功以南地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也经丹巴去道孚。至3月下旬，红军已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靠草地的广大地区。

由于中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藏汉民族之间的隔阂甚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继续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妄图把几万红军围困在穷乡僻壤的藏区。大军云集，需要的粮食、物资要靠当地群众筹集，不可避免地“与民争粮”，国民党反动派便利用这一机会挑拨离间，造谣破坏，不让藏族同胞与红军合作；因此，红军在群众工作中遇到了极大困难，所控制的区域，实际上只是若干点线，不能成为巩固的后方。

红军于1935年10月中旬占领丹巴，到1936年7月上旬离开丹巴，前后长达近10个月。丹巴是嘉绒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嘉绒和康区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时，丹巴已建立以马骏（藏族）为师长的藏民独立师。这是红军历史上成立的第一支藏族的革命武装力量。方面军总部一度设在丹巴，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王树声等红军将领都曾在这里居住。在这期间，为了巩固后方，支援南下部队，方面军和川陕省委派出了大批红军干部和党政工作人员，同时将一批新参加红军的藏族战士调到丹巴，加强藏民独立师。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堵截红军，在军事上积极调兵遣将，筑碉防守；在政治上对党和红军大肆进行造谣诬蔑，什么“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红军是霉老二”，“红军走一路，杀一路，杀得鸡犬不留”，“老的拿来当马骑、小的拿来抛刀”等等，妄图以此诋毁党和红军的声誉，破坏党和红军的形象。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造成的民族隔阂，已经给红军增加了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困难，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老百姓更加害怕红军。红军进入藏区时，很多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街上仅剩下几家老百姓。

为了发动和争取群众，红军进入各村寨后，一面帮助老百姓生产，一面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解释红军是打富济贫、保护穷人、帮助穷苦人闹翻身的队伍。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在民族关系上，充分阐述共产党、红军实行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还提出“兴番灭蒋”的口号。同时，到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狗党”、“打倒蒋介石”、“兴番灭蒋”、“振兴番族”、“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

红军向藏族上层人士和广大僧俗群众郑重承诺：在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各族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家之后，共产党将帮助藏族同胞繁荣发展，振兴番族。1670697

由于红军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仅有力地戳穿了反动派的谎言，填平了民族隔阂的鸿沟，而且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党和红军十分重视在藏族地区撒播革命火种，建立民族自治政权。1935年底，在绥靖、崇化地区，即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小金、马尔康一带，以及甘孜州的丹巴地区，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当时通称“番人革命政府”。“格勒得沙”是嘉绒方言，“格勒”为嘉绒语藏族的自称，“得沙”为人民之意，“格勒得沙”就是“藏族人民政府”的意思。这是党和红军在藏族地区建立的最早的民族自治地方政权。同时还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金川省委领导下的一级地方组织，1936年元旦公开发布《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该党的章程规定：“本党是由番民（即藏民）中觉悟最先进，斗争最坚决，承认本党党章，能为本党党纲坚决奋斗，不顾一切牺牲的分子所组成。”党章中还明确规定“废土司，为百姓取消等级制度，不交土司租，不还土司债，不当娃子，不当差。把土司和土司管家的财产没收，分给格勒得沙”。

天宝、萨纳、扎喜旺徐、杨东生（协绕顿珠）、胡宗林、蒙特尔、袁孝刚、王寿才等一大批年轻的红军战士，有幸参加党和红军在藏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批红色革命政权，并担任一些重要职务。既参加了革命活动，又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在革命变革的某些时候，一天等于20年。在红军长征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非凡壮举中，这批年轻的藏族红军战士们，也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在迅速成长。

红军长征在四川和西康境内，主要在藏彝地区，一面执行频繁的战斗任务，一面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地方工作。为了开展民族工作，红军总部还专门制定了《少数民族工作须知》。这一时期，先后建立了中共川康省委、大金省委（也称金川省委）、四川省委（也称川康边区省委），加上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建立、延续到长征以后很久的川陕省委，共计建立了4个以红军干部为主体的省委。另外，建立了3个省级苏维埃政府、两个省级少数民族共和国和近20个中共县委、近40个县的革命政权。随着地方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的建立，红军又在四川建立了升钟寺独立师、金川番民（即藏民）独立师、丹巴藏民独立师、绥靖回民支队、绥靖番民骑兵队，以及形式多样的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总计兵力达一万多人，约占当时四方面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和声威。

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十多万人马，先后在四川和西康停留一年零八个月，其间在藏族地区长达一年零六个月之久。每天食用的粮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可以这样说：人民群众忍饥挨饿，省出来的粒粒青稞，是四川和西康各族人民支援长征的颗颗红心。

红军长征在四川和西康地区，不但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在许多方面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长征在四川和西康地区的光辉业绩和卓著功勋，是留给各族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价之宝。

虽然党在成立之初就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但由于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前，党主要在汉族地区开展工作，民族工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已有的民族问题的主张也还来不及通过实践的检验。这正如红军政治部当时指出的那样：“少数民族工作是党当前工作的一个新的问题。当我们还没有进入番人区域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很少的。因此，一直到今天党对少数民族的策略路线还是在从实际运用中求得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而四川边陲居住着许多个兄弟民族，这也正如当年红军的《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指出的：“在四川全省居住的五千万人口中间，除汉人占最大多数外，还有藏人、回人、番人、苗人、倮倮等等各种民族。”

当时红军的文件中，有“藏人”和“番人”的不同称谓，实际上指的都是藏族。

天宝、萨纳、扎喜旺徐、杨东生（协绕顿珠）、胡宗林、蒙特尔、袁孝刚、王寿才等人是幸运的，他们刚刚加入红军队伍，就参加了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建立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地方政权的工作。尽管他们没有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也谈不上实践经验，只是在上级和老同志的指导和带领下，做一些具体工作。但这段经历是极其宝贵的，对他们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这些年轻的藏族红军战士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加深认识的，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上升到理论高度，反过来指导实践，成为自觉的行动。

当时，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特别尖锐的地区之一。凉山彝族地区保存着奴隶制度，川西北高原（阿坝）和康藏高原东部（甘孜，当时的四川省西康行政督察区）两大藏区保存着封建农奴制度，岷江上游羌族聚居区保存着封建领主制度。这里社会形态不同，宗教信仰各异，阶级关系复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同一民族内部以“打冤家”为主要形式的部落间的武装械斗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在反动统治阶级“以夷制夷”、“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方针的怂恿下，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四川和西康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不但是四川军阀事实上的禁区，而且对长征前还未正式打进四川的蒋介石中央政府也呈半独立状态。可是，这里却偏偏奇迹般地向红军敞开了大门。数万红军在这里站住了脚，于困境中开拓了新的领域，为打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北上抗日获得较长时期的休整机会。这是为什么？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党经过艰辛的探索，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开展了民族工作。由于红军在四川和西康停留的时间长，涉及区域广，所以在四川和西康较为完整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雏形，为后来民族政策和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积累了多方面的宝贵经验。

与此同时，苦难深重的藏族人民，尤其是他们当中的有识之士和先进分子，在对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感到深深的失望甚至绝望之后，把振兴藏族、寻求自由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红军身上。不但天宝和他的出身于贫苦农牧民的战友们是这么认识的，一些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中的有识之士，也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和观念。90岁高龄的孔萨益多先生，是末代女土司德钦旺姆的上门女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州政协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他满怀深情地说：共产党和红军提出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兴藏灭蒋”的口号，深深地打动了各界人士的心，因而获得了各族各界人士的表心拥护和积极支持。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政党。在党的幼年时期，为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党就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般原理，提出了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一系列主张。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在长征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红军坚持用马列主义做指导，以解放各族人民为宗旨，处理民族问题。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不久，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因此，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沙窝会议还把“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作为政治局讨论、研究的七个大问题之一，而且提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中央明确提出：提高全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推动全党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从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出发，制定民族政策。根据沙窝会议精神，红军指战员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来解决与研究番人民族问题”。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凉山地区以后，蒋介石曾试图调动十多万兵力，利用复杂的地形，特别是利用大小凉山彝族社会特殊的情况，策划一场能够形成南追北堵态势的大渡河会战，妄想让红军重演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为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红军一踏上凉山的土地，立即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以通俗生动的语言，鲜明地阐述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的基本原则。同时“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让四川各族人民都了解。红军打开冕宁和越西两县的监狱，释放了数百名被关押的彝、汉族“换班作质，轮流坐监”的“人质”。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果基约达（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顺利打通了大凉山的道路，使红军赢得了抢渡大渡河的宝贵时间。不仅如此，由于妥善地处理了民族关系，这也成为共产党、工农红军联系少数民族同胞，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光辉典范和历史佳话。

天宝、扎西旺徐、杨东生、胡宗林等这批年轻人参军不久，“彝海结盟”的故事就在全军传颂，当时他们不知道大小凉山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见过彝族同胞，但由于红军反复传颂，给这些年轻的藏族战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天下穷人是一家”、“各族同胞是亲兄弟”的观念，深深地留在他们心里。当时，上级让他们做群众工作，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讲以朱总司令名义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和“彝海结盟”的故事。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天宝和胡宗林等人依然记得十分清楚，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每当回想起这些往事，总是激动不已，一往情深。天宝至今几乎能全文背诵朱总司令的布告，不但吐字准确，发音清楚，而且对内容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天宝说：朱总司令的布告，是他参加革命后学习的第一份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献。

与中央红军在凉山彝族地区争取少数民族一样，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藏族羌族地区也出色地开展了民族工作。红四方面军的布告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政党，红军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军队。”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的当天，徐向前在代表四方面军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还特别提到：“此方对番回夷羌少数民族工作正加紧进行中。”

天宝、扎西旺徐、杨东生、蒙特尔、胡宗林、沙纳、袁孝刚、王寿才等老红军们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上级对他们这些新战士说，中央的文件很多，你们可能也学不会，懂不了，但只要记住核心内容就可以了，核心内容就是两句话：“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政党，红军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军队。”后来概括为两个“唯一”。天宝说：这两个“唯一”，我们学了一辈子，记了一辈子，贯彻执行了一辈子。扎西旺徐在临终前，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四川和西康的少数民族同胞从与红军接触中亲身感受到，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才没有丝毫的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等党和红军主要负责人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冕宁县革命委员会”，针对该县彝族占三分之一的特点，专门成立了“弱小民族科”。这可能是我们党建立的第一个民族工作机构。红军在冕宁期间，“弱小民族科”的工作人员深入山寨彝乡，宣传群众，在大小凉山的彝族同胞中，撒播革命的火种。总政治部在凉山彝区发出指示，强调“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作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与此同时，长征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红军报》（邓小平和陆定一分别在遵义会议前后负责编辑）连续发表强调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文章。中央红军在渡过大渡河后颁发的标语口号中，有14条是“对夷藏番回苗等少数民族”的。当中央红军一进入川西北藏族地区，党中央就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压迫、为各族人民谋幸福的斗争纲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总政治部出版的《前进报》1935年6月第1、2期上发表文章，强调民族平等的重要性，并追溯从清王朝到国民党政府及英帝国主义对藏族人民的统治和压榨，分析藏族的社会结构和宗教影响，说明红军对少数民族应采取的政策。

天宝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是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长征途中，因战事紧急，没有能深入学习。后来到了延安，在民族学院曾系统地学习，并联系实际，探索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

红四方面军在西渡嘉陵江以后，也立即组织干部专门调查川西北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并在各级政治部门中增设“少数民族委员会”，吸收当地少数民族战士参加，还在川陕省苏维埃和西北联邦政府中设立“回番夷民族委员会”等机构。在这些部门中，培养和造就了我们党第一批民族工作干部。四方面军在文告中强调指出：“回番蒙藏苗夷各民族得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或人民政府，各民族一律平等。”

由于红军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红军和少数民族之间出现了新型的民族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基本政策的最后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与实践过程。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精神是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在管理内部事务方面有当家做主的权利。

共产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第一批革命政权，是在藏族地区建立的，主要是在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这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天宝有幸参加了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因此，他也有更深切的感受，更深入的反思，更深刻的认识，更深远的考虑。这是天宝晚年经常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党和红军不但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而且在实践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其中在嘉绒地区和康巴地区即今四川阿坝和甘孜两大藏区帮助建立的带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两个省一级的少数民族政权机构，就是有深远影响的典型范例。一个是在金川建立的格勒得沙共和国，一个是在甘孜建立的博巴人民共和国（“博”，藏语，意为藏族，“巴”为人民之意，“博巴”即“藏民”）。这两个愿与红军“订立永远的盟好”的藏族人民政府，不但制定了涉及政治主张、军事党团、统战宗教等政治和经济、文化方面的一系列法规和条例，而且其政权结构形式也同今天《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博巴政府中不但有少数民族的劳动群众，也有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以便开展这一方面的工作。这两个具有民族自治政府性质的少数民族人民政府，分别履行了八个月的民族自治、当家做主的职责。这是一个短暂而辉煌的时光，在我们党和红军民族工作的历史上，乃至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永放光芒。与此同时，在藏族人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为新中国成立后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在甘孜藏区执行的民族政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5年10月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执行“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南下作战，部队到达丹巴县和康定县之多汤、鱼通、孔玉等大渡河流域。这一阶段党的民族政策，是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指导的。第二阶段，自1936年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西进康北，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与包括丹巴在内的金川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红二、六军团穿越康南，两大主力会师北上。在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了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策略路线，对康北及金川根据地的民族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1935年8月21日，川康省委在阿坝查理寺发布《关于赤化川陕甘与通过草地时地方党的工作指示》，在民族自决自治问题方面做了与“沙窝会议”决议相近的指示，同时强调“不允许有任何侵犯群众利益的举动”，“不要损坏喇嘛寺及经书神像，不要伤害番人的宗教感情”。要求在地方工作中“发动群众没收土司、大头人的土地、牛羊马匹、茶叶粮食，分给穷苦番民群众”。要求组织番民游击队、红军红色骑兵、人民自卫军，建立各级人民革命政府、独立政府或劳动苏维埃，动员群众支援红军。

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后，为了使广大群众了解苏维埃政权的性质、目的、任务和建立政权的意义，在党政干部和当地红军的帮助下，深入村寨进行宣传。通过宣传、解释，使广大群众明确了苏维埃政府就是穷人自己的政权机关，是领导穷人打富济贫，为穷人办事的政府。在苏维埃的发动和组织下，不仅搞好生产，而且纷纷开展了向反动分子和发财户的斗争，向他们罚粮罚款，把没收的粮食和物资除救济群众外，还上交红军。有的苏维埃政府，还带领游击队到山上搜查发财人埋藏的粮食和物资。苏维埃政府贯彻执行党和红军的政策，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党和红军更加爱戴，更加支持。只要苏维埃政府交办的事，群众都尽力而为。比如各地都安排了部分群众给红军磨面、做干粮，有的地方还组织妇女为红军战士洗补衣服、做鞋等，群众都乐于接受，乐意去做。为了方便过往红军，女兵队还在路旁设立茶水站，为红军烧茶热水。由于丹巴交通不便，再加上敌人的堵截封锁，缺乏食盐，为了解决红军的吃盐问题，群众还利用土法制作硝盐支援红军。少先队和儿童团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主动站岗放哨，或在红军政工干部的带领下学唱歌、跳舞，或到附近村寨宣传。

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首先表现为各级博巴政府及其成员对红军的支援。博巴政府是在红军帮助下建立的藏族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政府，没有红军，便没有博巴政府。支援和帮助红军，就自然成为博巴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各级博巴政府成立后，都把支援和帮助红军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如道孚县博巴政府成立后，就专门做了《关于粮食问题的决定》。要求：“1.由群众共同商议，依照存粮多少，筹出一部分粮食出来，平价卖给无粮群众和红军吃用；2.现在正是打康定的时候，凡我博巴群众都应一致赞助，决定本特区借给红军战粮三千石。有粮的多出，无粮的少出。”各级博巴政府内还专门设有粮食部或粮食委员，其主要工作就是为红军筹集粮物。此外，博巴政府还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深入村村寨寨，不辞辛劳地挨门过户向群众做支援红军的宣传和动员。他们有的到远离县城几百里的地方，用钱物换回粮食和牛羊支援红军。有的到喇嘛寺和土司头人处耐心地向上层喇嘛和土司头人做宣传动员工作，动员寺庙和土司头人支援红军。博巴政府在支援红军的工作中，起到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博巴政府成员在支援红军上，也大多起到了表率作用。如博巴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夏克刀登，在代表德格土司和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后，一次就从德格运来了150头牛、50匹马、500驮粮食支援红军。任博巴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孔萨土司，其家人在红军到甘孜后，主动将自己窑藏的18孔约18万斤粮食支援给红军。

著名的爱国人士格达活佛所在的甘孜县白利喇嘛寺，在支援红军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存中国军事博物馆中红军当年写的一张收条记载：“今收到白利寺拥护红军粮食一百卅（石）零八斗。政治部。”收条上有藏文，盖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印章”的篆体汉文圆形印章。另一张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收条上写道：“收到白利喇嘛寺青柯（稞）一共豌豆四十七石九斗、五十石，六月十三日 供给部。”收条落款处有李先念的印章。条上“五十石”系另收粮后补记的。仅据现存的这两张收条计算，在格达活佛的主持下，白利寺两次共支援红军粮食就达7000余斤。这对仅有100名喇嘛的白利寺来说，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对红军可以说是倾囊相助了。

炉霍县博巴政府主席、炉霍寺大堪布相子·益西多吉，将家藏的数万斤粮食和几十头牲畜全部支援红军，当时红军开了借据，并送给相子·益西多吉白银10锭和几匹小马以表酬谢。道孚县瓦日乡博巴政府主席称戈，将自己家中仅存的50斗粮食和200斤猪肉全部献给红军。

康定的金汤、鱼通群众为红军筹集粮食约30万斤。泸定岚安群众支援红军粮食10万余斤。泰宁八美区群众了解到康定金刚寺在拍桑村存有大量粮食后，就由泰宁博巴独立军派人与红军一道去运回了200多驮粮食。八美、下龙吧、中谷等村的群众主动把惠远寺会首的粮食从窖中挖出支援红军。

四方面军总部和张国焘、徐向前离开丹巴北上后，曾将总部设在道孚。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道孚期间，道孚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400万斤。炉霍朱倭一个名叫玛吉切绕的藏民把家里储存起来准备为年迈的父母办丧事的粮食，全部献给了红军，受到红军的称赞。炉霍雅德、泥巴、宜木、斯木的群众，一次就支援红军粮食400万余斤。

甘孜的贫苦群众把仅有的一袋、半袋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仅绒巴岔的群众就支援红军粮食660袋，合52800斤。森康乡的群众支援红军粮食2万多斤。瞻化群众积极支援红军：瞻化河西乡支援粮300多斤，牦牛15头；沙堆乡粮6000多斤，牛羊毛6000多斤，牦牛100多头；乐安乡粮5000余斤；阿色乡场牦牛1000多头。据老红军回忆，瞻化各地为红军筹集粮食的牦牛有2000多头，因此部队专门成立了饲养连与当地牧民一起放牧。雅江、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的群众，还帮助红军筹集了大量的羊毛、羊皮和牛皮；并为红军搓羊毛，揉皮子，织毛衣，织袜子，做皮衣、皮靴，解决红军所需的御寒装备。

土司头人和喇嘛寺也积极支援红军。红军打下炉霍寿灵寺后，一次就得到了几十万斤粮食。在甘孜，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与甘孜喇嘛寺促萨活佛和白利寺格达活佛，于1936年4月12日签订了《互助条约》。条约第七条规定：“喇嘛寺负责供给红军粮食和一部分资材。”根据《互助条约》的这一规定，甘孜寺和白利寺支援了红军大量粮食物资。白利寺的支援情况已在前面述及。甘孜寺委派喇嘛洛绒念拥、土登郎加负责向下属的七个喇嘛寺和奇多寺征集。据现存于四川省博物馆的甘孜寺支援红军粮食登记簿（藏文）记载，这8个喇嘛寺共交红工军经理部青稞7746斗、豌豆5305斗，共计195760余斤。更龙寺在格达活佛的动员下，也支援红军粮食50多石，约1万余斤。甘孜的土司头人对红军也做了大量的支援。

1935年11月18日，在绥靖召开金川地区番民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金川地区格勒得沙政府的建立，是“沙窝会议”关于党的民族工作基本方针的具体实施。它在政权组成人员上，在以贫苦农民（农奴）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除少数反动上层分子外的小土司、土官、小喇嘛参加政权，具有下层统一战线的性质。在隶属关系上，它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是以联邦形式实现自决自治主张的最初实践。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主要负责人是当地藏族积极分子中选拔出来的干部，规定了嘉绒语为国语，并制定了国歌，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某些基本特征。各县人民革命政府内分设粮食、宣传、妇女、少共、内务、土地等部，并直接领导全县各区、乡人民政府的工作。

建设革命政权、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是共产党领导下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党的各级组织为了切实加强对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武装的指导，曾对部队发出指示：“在番民回民中应当具体建立番民游击队、回民游击队、番人红军、回民红军、红色骑兵、人民自卫军等，不但领导他们打汉官、发财人，同时要领导他们打本族的反动土司、头人和发财人。在斗争中扩大这些武装，应当发动大批番民、回民参加红军。”藏族地区长期以来就实行“寓兵于民”的军事制度，许多土司、头人都有一定数量的武装；长期的部落社会，形成了有一定战斗力、规模不等的部落武装。鉴于这种情况，红军曾规定“对于番族中原有的武装组织，只要他们赞助番族的独立解放，愿意打国民党军阀，我们可和他们建立有条件的联盟，派人到里边工作，逐渐转变他里边的领导成分，并加强对里边的政治训练”；同时“设法选择穷苦番人中的积极分子到红军大学受训锻炼，培养成番人军队中的干部”。在红军帮助下，金川根据地组建了番民骑兵队、回民独立连、格勒得沙革命军、金川独立师等少数民族革命武装。其中金川独立一师建于绥靖，金川独立二师即丹巴藏民独立师，均隶属金川省军区。

在红军筹集给养时，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采取的办法是：一打（打土豪、劣绅），二借（向有粮户借），三换（用银元或烟土），四没收（没收国民党军队溃退时来不及带走的粮食）。

动员青壮年参军，补充红军兵源是各级苏维埃支援红军的重要任务。

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甘孜成立后，宣布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为其成员国，实践了党帮助少数民族独立解放、以联邦制形式贯彻民族自决自治的主张。它是我党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早期的主张，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局限性，也表明我党在如何正确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方面，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成熟、不断完善的过程。

博巴中央政府从组成人员看，是以藏族僧俗上层人士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藏族自治政府。博巴中央政府的主席、副主席，政府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大土司、大头人。德格土司担任主席，孔萨土司德钦旺姆、麻书大头人、格达活佛担任副主席。在9个政府部级机构中，德格土司的大管家夏克刀登任军事部长，藏区巨商邦达多吉担任财政部长。邦达多的亲信、诺那活佛的副官海正涛则担任了博巴自卫军司令。此外，还有很多藏族青年参加博巴政府的工作。扎西旺徐曾担任博巴政府骑兵警卫连连长。与嘉绒地区一样，在康巴地区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也有5000多人。

在县和县以下博巴政府中，则不仅容纳了联合红军“兴番灭蒋”的上层人士，而且吸收了较多的藏族劳动群众、宗教界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如灵雀寺格西觉洛、寿灵寺祈愿大法会住持益西多杰、下瞻土司曲葛·巴登多吉、甘孜麻书土司所属大头人邓达结等，都分别担任了本县博巴政府主席职务。雅江、泰宁比较特殊，没有上层人士参加政府的工作。道、炉、甘、瞻四县博巴政府的副职，都由当地劳苦大众的代表担任。

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各县政府的组建工作，充分吸取了金川根据地格勒得沙共和国各级政府组建中的经验教训。四方面军在康北总结金川工作经验时指出：“在格勒得沙的各级政府中完全不允许有一个富裕的番人”，其结果是格勒得沙政府没有成为完全“名符其实的政权”，“无法发挥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博巴政府的组建过程较完整地贯彻了党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实现了红军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及各阶层在抗日反帝反蒋基础上的联合，使康北成为新型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实现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康北根据地呈现出稳定、团结、生机蓬勃的局面。就连当时国民党出版的书刊中也指出红军在康北“大肆提倡僧俗合作，四处宣传不杀人，不改西康人民习俗，保护喇嘛寺，商人照常做生意，一律保护”。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的这些做法，“深得藏人欢迎及拥护”。

1936年8月15日，原红三军副政委杨尚昆在《西北斗争》第108期上发表了《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的文章。文中说：“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无论敌人如何围追堵截，终于不能消灭我们，而我们终于到达了西北新地区。这也是因为我们在万里长征中获得了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不仅汉人这样热烈地拥护我们，就是藏、回、蒙、苗等少数民族，也向我们表示欢迎，甚至加入红军。这证明：红军不仅是汉人的军队，它同时是中国境内其它民族的军队，它是为着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

红军不仅是国内被压迫阶级自己的军队，也是国内各个被压迫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红军在长征进入藏区后，帮助藏族人民建立了博巴政府和自己的武装，实现了民族的平等和团结；红军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得到了藏族人民的普遍爱戴和拥护。红军在藏族地区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新策略，放宽了对土司头人和上层喇嘛的政策，又有效地争取到了民族上层人士的支援和帮助。这一切，都使红军长征在藏区期间，得到了藏族人民的巨大帮助和支援。

红军长征在藏区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粮食供给问题。康区地处高原，土地贫瘠，物产不丰，人口稀少，粮食和物资十分匮乏。

红军的粮食供应，一靠红军自己筹集，二是靠广大群众支援。而这两个筹粮途径的基础都是群众，只有争取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解决这一对红军生死存亡攸关的大问题。为了争取群众，红军制定的筹粮原则是：“不光解决部队中的粮食，还要解决群众的粮食困难”，因而要求各部队及后勤部门：务必“节约粮食，预算粮食开支”。不仅“要好好想办法去收集（粮食），而且要群众喜欢。要在政治上给他一个好好的宣传解释，要有组织地去收集。要利用群众去收集，要经过政府力量去收集，党要领导政权和群众去收集”。

由于红军在筹粮工作中始终坚持了对群众做深入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争取群众的理解和帮助，并力求做到节约粮食开支，尽量减轻群众负担，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严格执行筹粮纪律，不烧、不杀、不抢，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群众的民族习惯和宗教感情，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红军与民争粮的矛盾，从而获得了康区藏族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军爱民、民拥军”，藏区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积极为红军筹集粮物，为红军的筹粮工作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

红军长征进入藏区后，除粮食问题之外，遇到的另一大困难是语言不通和缺乏对藏区情况的了解。对此，藏族人民在提供翻译、向导等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支援。

今阿坝和甘孜地区是藏族聚居地区，藏族占居住人口的90%以上。藏文和藏语是当地的通用文字和语言，只有少数人懂汉文和汉语。红军进入阿坝和甘孜藏区，语言不通成为一大障碍。红军在进入藏区前，就十分重视学习藏族语言文字的问题，如李中权将军说：“红军总部在1936年初曾电令驻丹巴的五军副军长罗南辉和大金省委，要求部队‘干部要学番话，除加龙（即嘉绒）话外，更须学西番（即藏族）文字、语言，组织番话（藏话）训练班’。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件能立即做到的事。红军要筹粮吃饭，开展地方工作，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这些工作的开展，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沟通的问题。所以，红军部队到藏区后，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是要找翻译。翻译在藏区称为‘通司’，即能懂汉、藏语言的人。红军对‘通司’很重视。在当时红军传唱的歌谣中就有‘要优待通司，学藏民语言，大家时刻执行并努力’的内容。在实践中，红军也十分优待通司，部队没有粮吃，也要保证通司的粮食。还专门给通司备有马匹。曾给红军当过翻译的道孚灵雀寺喇嘛边巴说：‘红军首长对我们可好啦，刚开始我觉悟不高，不愿为红军工作，就找各种借口，说脚痛走不得路，生活不习惯等。红军首长一点不生气，耐心帮助教育，还从生活上关心我们。’”

红军到陕北不久，即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长征的意义，做了深刻的阐述，毛主席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以后，红军在雪山草地撒下的火种，在整个藏族地区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并取得丰硕的收获。1670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