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使天宝、扎喜旺徐等老红军战士记忆深刻、难以释怀、萦绕于胸、心怀感激、心向往之、念念不忘的，还是在延安窑洞里听毛主席讲课，与毛主席一起摆龙门阵、议论藏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一起“打牙祭”的情景。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情意，那样的友爱，那样的氛围，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的影响，是一般人难以感受，甚至难以理解的。

天宝（桑吉悦希）、扎喜旺徐、沙纳、杨东生（协绕顿珠）、王寿才、蒙特尔、袁孝刚等同志，都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党对这批藏族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党中央先后让他们到中央党校民族班和民族学院学习。据他们回忆，早在延安时代，毛主席、党中央就高瞻远瞩，在思考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既能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能保障祖国大家庭内各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在那样紧张激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毛主席抽出宝贵的时间，与参加革命不久的少数民族红军战士一起，讨论这些重大问题。天宝、扎喜旺徐、杨东生、袁孝刚等同志经常满怀深情地回忆当时的情景。

天宝家并不宽敞、更不豪华的客厅东面的墙上，恭恭敬敬地挂着一幅毛主席像。这是在平常人家也都能见到的普普通通的毛主席标准像，没有华丽的装饰和时尚的裱糊，与房子的主人一样：朴实、自然、庄重、真诚，充分体现了天宝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敬仰之情。

一说到毛主席，天宝就充满感情，有说不完的话题。对于天宝这样的老红军战士来说，他一生的革命经历，他的人生道路，乃至他的生命，与毛主席、与毛主席领导的伟大事业是密不可分的。而最受教益、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在延安时代，在陕北高原的窑洞里度过的日日夜夜。

与同时代的许许多多藏族红军战士相比，与同时代的千千万万红军战士相比，天宝是幸运的。走过雪山草地，到陕北不久，就见到毛主席，聆听了毛主席的教诲，而且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于毛主席的幽默与风趣，和蔼与慈祥，毛主席给他取了个名字。正因为这些原因，天宝比其他同时代的红军战士，与毛主席有了更多、更亲近的关系。

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中央党校来讲课、做报告，那时，他们就能经常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民族班的学员给予特殊的关怀和照顾，天宝是班长，就向他了解学员们的情况，接触的机会就多一些。后来办了抗大，毛主席经常到抗大来做报告。毛主席的一些重要著作，先是在抗大讲课，然后再根据记录整理，加工修改，最后才正式发表。毛主席没有到民族学院讲过课，但中央对他们很关心，只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到抗大做报告，一般都让民族学院的学生们去听。天宝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我们就最爱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做报告。毛主席讲话，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总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还能与学员们交流，主席讲的是大家关心、大家想知道的事，所以就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和兴趣。毛主席讲课时，所举的例子、所讲的事，都是大家熟悉，甚至亲身经历过的，听起来很亲切，很容易理解。毛主席做报告时，经常爱打比喻，打手势，以加强表现力，我们听起来更好懂，印象更深。当时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学员，文化水平一般都不高，汉话也讲不好，讲深了我们听不明白。有的领导人说话口音很重，我们也听不懂。主席的湖南话，我们听惯了，听得懂，而且很亲切。

周副主席那时主要在南京和重庆工作，回延安，就在中央机关或抗大做报告，讲形势，讲外面的情况，也都是大家关心的事。周副主席讲话，也是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大家听得懂，听得明白。

毛主席做完报告，只要有时间，总要与学员们交谈。学员们也总是围着毛主席问这问那，十分热烈，也十分亲切。毛主席有时还特意与天宝等少数民族的学员们交谈几句，问他们听得懂听不懂？你们想知道什么？下次想让我讲点什么？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你们要是听不懂，不感兴趣，听了对你们没有什么帮助，下次我就不来了，你们另请高明吧。要不我辛辛苦苦备课，熬夜写讲稿，风尘仆仆跑来，讲得唇焦口燥，我自己累得要命，对你们又没有什么帮助，那又何苦呢？

毛主席还问天宝等人，你们愿意听什么？希望我给你们讲点什么？天宝还听见毛主席问其他同学，与他们亲切交谈，共同讨论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后来才知道，那些同学可不是一般的学生，他们大多是各个部队、各个根据地的领导人，甚至是创始人，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不少人与毛主席很熟悉，是参加过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

毛主席在与学员们交谈时说：讲话不看对象，不看效果，也不管别人听得懂听不懂，愿不愿意听，只顾自己讲自己的，这叫对牛弹琴。毛主席怕少数民族同志不能正确理解他的意思，产生误会，就解释说：我这不是骂你们。“对牛弹琴”，责任不在“牛”，而在弹琴的人，谁叫你不看对象，乱弹一气！这叫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弹琴要看对象，这叫寻求知音。讲话更要看对象，才能交流思想，交流感情，才能有共同语言。要不就讲不到一块儿。

天宝满怀深情地说，当时我只以为毛主席关心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同志，担心我们听不懂。后来才慢慢体会到，主席这些话，看似简单平常，实际上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深刻的道理，也充分体现了主席亲自提倡的群众路线、群众观念，体现了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使我一辈子受用不尽，后来我自己担任了一点领导职务，在做报告、与人谈话、办事情的时候，也十分注意这些，避免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天宝接着说：后来主席在讲《矛盾论》和《实践论》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哲学的高度，概括为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我们共产党人，不但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善良愿望，还要有使各族人民获得实际利益，使国家真正富强、民族真正兴旺的好的效果。如果没有这样的好的效果，那我们就应该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反思，检查我们的工作，看在哪些地方出了毛病，是方针政策的原因？还是执行中的问题？一旦发现问题，就要坚决予以纠正。这就叫对人民负责。

一提到毛主席，天宝总是激情澎湃、热血沸腾，有说不完的话。天宝说，在延安的时间长了，我们的文化水平、汉语水平都有所提高，也熟悉延安的情况了，我们就到处跑，主席、总司令让我们到枣园他们的住处去，我们也大着胆子去了。那时我们是普通的学员，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没有别的任务。到主席、总司令那里去，也是耍。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有点冒昧。可没有想到，主席和总司令对我们很热情。起初，警卫员可能是怕我们影响主席和总司令的工作，不让进院子，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来耍。警卫员有点生气，说：你们这些同志真怪，哪里不能去？怎么跑到这里来耍？！我们老远跑来，见不到主席，也不甘心，一定要进去，争了几句，没有想到惊动了主席。主席从窑洞里出来，看到我们，笑着说：“我的兄弟民族朋友们来了，快请进！”

警卫员有意无意地用身子挡住院子的门，不高兴地说：“他们没有什么事，说是来耍的。”故意用四川口音把“耍”字拉得很长。主席反问他：“他们为什么不能来耍呀？”也故意把“耍”字拉长。警卫员却严肃地说：“延安这么大，哪儿不能去？偏偏跑到这里来耍？”主席也一本正经地对警卫员说：“这就是你的不对啰！他们为什么不能到这里来耍？”说着就把天宝等人带进自己的屋子，还让警卫员给他们倒茶。

以后他们再到毛主席那里，警卫员也不挡了。天宝说，不但不挡，我们还成了好朋友。有时毛主席不在，或者有客人，或忙着写东西，他们就与警卫员、炊事员一起玩，帮他们打扫院子、种菜、做饭。有时主席还留他们吃饭。

后来天宝他们也懂点事了，知道主席领导着全国的抗战，每天要见很多人，非常之忙，就不敢去“耍”了。可是，长时间不去，毛主席却派警卫员去找他们。还问他们：“为什么不来啊？”“是不是我这里不好耍，没有你们民族学院和鲁艺那么热闹？”

有一次，毛主席特意派警卫员到民族学院去叫他们，还点名要天宝去。他们以为有什么事，赶紧跟着警卫员去。到了主席那里，毛主席高兴地说：今天我这里有好东西，我请你们“打牙祭”！原来是有人给毛主席送了一点猪肉，毛主席让炊事员做红烧肉，招待这些少数民族学员。这使天宝感到很意外，也很感动。没有想到主席这么关心我们，有一点好东西，就想到我们，还专门派人来叫。

天宝说，以后他们还去过好几次。天宝带着既惭愧、自责，又不无得意、自豪，并且怀着美好幸福的心情说：“说起来，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出息，那时延安供应困难，学校伙食不好，我们嘴馋，知道主席、总司令那里有好东西，就找个借口，去改善伙食，‘打牙祭’。”

新中国成立以后，天宝担任各种职务，作为一位高级干部，有很多机会，出入各种场合，住星级宾馆，参加各种宴会。虽不能说是“美食家”，遍尝美味佳肴，但国内国外，中餐、藏餐，还有西餐，也都品尝过。这些食品，不能不说高雅，不能不说不上档次，不能不说不好吃，可是，都没有给天宝留下什么特别难忘的印象。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使天宝等人记忆深刻、难以释怀、萦绕于胸、心怀感激、心向往之、念念不忘的，还是在延安窑洞里毛主席请他们“打牙祭”时吃的红烧肉。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情意，那样的友爱，那样的氛围，在天宝等老红军战士心灵深处留下的影响，是一般人难以感受，甚至难以理解的。

有一段时间，毛主席把天宝、扎喜旺徐、王海民（彝族）等人叫去，让他们讲他们家乡的事，嘉绒地区的碉楼、康巴地区的藏式民居、凉山的寨子，西藏的庄园、西康的“锅庄”、彝族的山寨，藏族的农奴、彝族的奴隶（“娃子”）、藏族被称作“朗生”的家奴。还有地里种什么，老百姓吃什么，怎样吃，婚丧娶嫁、风俗习惯，毛主席都很有兴趣，问得很详细。毛主席对藏传佛教也十分关心。在这方面，天宝最有发言权，在他们当中，唯一一个当过喇嘛、住过寺院、懂得藏文、念过经书的，就是他。天宝说，主席问得很仔细，有些问题提得很深，他答不上来。他们谈得很随便，没有固定的题目，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谈得很热烈、很融洽，也很开心。他们觉得很平常、司空见惯的事，有时毛主席听得很认真，很感兴趣。毛主席用朱总司令的家乡话说，叫“摆龙门阵”。毛主席曾经对他们说：“摆龙门阵”也是一种学问，通过“摆龙门阵”，可以学到很多平时学不到的东西。

毛主席对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和彝族的风俗习惯、婚姻状况、家庭和家族的组成情况，也十分感兴趣。当得知藏族有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习俗时，毛主席很注意听，问得很仔细，如：为什么要搞一夫多妻？为什么又要搞一妻多夫？家庭怎样组合？谁当家？谁干活？经济利益怎样分配？一夫多妻制，在内地也有；但藏族地区的一夫多妻，与汉族地区军阀和地主老财娶几个偏房或姨太太的情况不同，毛主席就问具体的家庭情况。有一次，在谈到一妻多夫的家庭关系时，毛主席问天宝：他们之间争风吃醋吗？那时天宝还不懂什么叫“争风吃醋”，回答说：“醋、酱油都吃，不过当地不产，都是从内地运来的，很贵，一般穷人吃不起。”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指着天宝的鼻子说：“到底是小喇嘛，不懂世俗的事情。”笑得天宝很不好意思，但也没有弄清主席为什么笑得那么厉害。很久以后，天宝才知道什么叫“争风吃醋”，主席为什么对一妻多夫制那么感兴趣。

原来，在这之前，毛主席并不知道藏族社会还有一妻多夫这种婚姻形式。民族学院开设“社会发展史”这一课程时，陈昌浩和张仲实来做报告，讲解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专门谈到藏族的一妻多夫制，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外”。那时，恩格斯的那部重要著作还未翻译成汉文，他们两位是根据俄文版进行宣讲。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张闻天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这部著作，请张闻天、陈昌浩、师哲、张仲实等同志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讲读；并在抗大专门开了这门课，请陈昌浩和张仲实讲课，附带给民族学院讲。毛主席还指示胡乔木、陈伯达这些“秀才”专门学习、讨论。为此，陈伯达还曾到民族学院召开座谈会，了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据说，中央当时就组织陈昌浩、张仲实等同志翻译《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海有一位学者曾经从英文翻译过，但印数不多，影响也不大。在延安，由于战事紧迫，条件有限，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陈昌浩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局长，在他主持下，才重新从俄文翻译，正式出版。后来又由民族出版社翻译成藏文和其他民族文字出版。

多年以后，天宝、扎喜旺徐和协绕顿珠等人才逐渐意识到，主席是在通过“摆龙门阵”这种形式，在不经意之中，调查研究我国藏族、彝族、蒙族、回族等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和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情况；结合学习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样的大课题，进而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论述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科学论断，进一步坚定日寇必亡、抗战必胜、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

学习的东西多了，尤其在参加延安整风以后，天宝等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主席不是没有事，同他们“摆龙门阵”耍，而是用这种特殊形式，在被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围困的延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进行调查研究，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探索我国各民族同胞翻身解放的道路，设计和规划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有一次，毛主席与天宝、扎喜旺徐、沙纳、杨东生（协绕顿珠）、王寿才、蒙特尔等藏族学员“摆龙门阵”。毛主席一改过去轻松、风趣的态度，认真地问：“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你们西藏怎么办？”天宝说：“打倒土司头人、领主贵族，劳动人民彻底翻身解放。”毛主席高兴地点点头：“好！好！”主席沉吟一下，说：“光这一点还不够。”

扎喜旺徐说：“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让孩子们都能上学。”参加革命，尤其在延安学习之后，扎喜旺徐深感自己年纪大了以后才学习，基础太差，无论怎样努力，也学不了多少；人家汉族同志，一来就是大学生，至少也是中学生，有的还是留洋归来，起点都很高；我们这些人，什么都得从头学起，十分吃力。他认为，革命胜利以后，再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人像我们这样。沙纳、杨东生、蒙特尔、袁孝刚等人都讲了自己的想法，有的说要盖商店，有的说要修路，有的说要用机械化种地，等等。

毛主席很有兴趣地听大家议论，不时插一两句，点拨一下。大家谈了不少问题，兴致也很高，但毛主席好像还不满意，又问他们：“革命胜利后，少数民族同胞怎样当家做主，管理自己的事务？新的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天宝说，当时他们都答不上来。天宝坦率地说：“不知道。”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毛主席却严肃地说：“不知道可以原谅，没有想过可就不对了。”

毛主席对他们说：你们的邻居（指印度），现在沦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属于英联邦。他们实行联邦制。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把帝国主义势力统统赶出中国去，我们要完全的独立自主，中国再不做殖民地，也不做半殖民地，所以不搞联邦制那一套，不能受人家控制，中国的事完全要由中国人自己做主。美国是共和制，有几十个州，还有什么两党制，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吵吵闹闹，好不热闹。好像很民主，但我看未必。美国的工人、农民、广大劳动人民就享受着充分的民主自由？他们与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大资本家、大企业家享有同样的平等权利？他们投了票，就算数？我有怀疑。

毛主席接着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以后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也有很多民族，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制，有一点联邦制的味道，叫联盟制吧！这方面乌兰夫是专家，他到过苏联，懂得多，你们可以向他们请教。我们中国怎么办？社会主义的道路、原则和方向，各个国家都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恐怕不能照搬照抄别的国家的做法，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也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的党，吃教条主义的亏是很大的，给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你们知道吗？接着，主席给他们讲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

毛主席强调说：我们现在在全党搞整风运动，就是要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纠正和克服教条主义。

毛主席问几个少数民族学员：“你们说，以后我们是搞联邦制？邦联制？加盟共和国制？还是从我们中国的实际出发，实行一种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走我们自己的路？”这个问题太严肃、太重大，学员们都回答不出来，一阵冷场。毛主席环视大家，亲切地说：“说说你们的意见，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讨论嘛！”学员们互相看看，还是没有人说话。天宝想了想说：“我们跟主席走。主席说怎么好，我们就怎么办。”毛主席轻轻摇摇手：“不能这么说，真理在谁的手里，大家就跟他走。”

天宝记得主席还对他们说：“民族学院的学生应该研究这些问题，要不以后革命胜利了，怎么管理自己的国家？怎么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回去给乌兰夫同志讲，你们学校的领导、老师、学生都应该学习，应该讨论。”

这些问题当时对天宝他们来说，还太深奥，理解不了。毛主席一再对他们说：不知道没有关系，可以原谅，可以学习，从不知道到知道，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总是有一个过程。但是，不学习、不思考，就不对了，我给这些同志送一个雅号，叫“思想懒汉”。主席问天宝他们：你们谁愿意做思想懒汉？谁想戴这顶帽子？我可以双手贡奉。毛主席举起那双巨大的手，做出贡奉的样子。天宝赶紧说：“主席，我们不做思想懒汉，我们不要戴这顶帽子。”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别的人我管不了，我希望你们几位，还有民族学院的其他同志，不要做思想懒汉，而要做学习模范。”

还有一件事，给天宝、扎喜旺徐、协绕顿珠等人的教育很深，思想上触动很大。民族学院开办不久，来了一位新老师。说是老师，年纪并不大，与他们是同龄人，他就是牙含章同志。牙含章一到学校，就主动与藏族学员们联系，对西藏的情况很熟悉，也很关心。后来才知道，牙含章同志是党派到西藏，专门研究西藏问题的。牙含章是甘肃临夏人，抗战开始后，与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满怀报国热情，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想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但是，完全出于牙含章意料的是，与他同来的青年，有的上了前线，有的上了抗大或其他学校，早晚也能上前线；组织上却让他一个人留下，决定派他到西藏，全面学习和研究西藏的政治制度、社会历史、宗教文化，重点是西藏的宗教。牙含章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别的同志都到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怎么让我一个人到遥远偏僻而又十分陌生的雪域高原去？我一个人去，又能干什么？有什么意思？

牙含章想不通、不理解，组织上对他进行说服教育，具体布置任务。1938年下半年，在全国掀起全面抗战的高潮中，经党组织联系，牙含章跟随黄正清的马帮，以黄正清汉文秘书的身份，到了拉萨。前面谈到，黄正清，藏名叫阿巴阿乐，原西康省理塘县人，是安多地区最大的活佛之一、拉卜楞寺寺主第四世嘉木洋活佛的哥哥，在甘肃省甘南藏区很有影响，是一位地方实力派，长征时期，就与红军有过交往。为了深入了解藏传佛教的真谛和寺院的组织机构、教规教义，经黄正清介绍，牙含章削发为僧，在哲蚌寺当了一名喇嘛，成为哲蚌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汉人喇嘛之一。在拉萨和哲蚌寺住了几年，学了不少东西。后来他的身份被西藏当局发现，加之长期与组织失去联系，不但安全没有保证，工作也不好开展，就跟随黄正清的马帮回到甘肃，又辗转来到延安。组织上让他到民族学院，一面教学，一面继续研究西藏问题，后来成为我党第一位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初，牙含章被西北军政委员会派到班禅行辕任副代表，护送十世班禅回他的故乡日喀则。后来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第一任工委秘书长兼统战部副部长。以后又根据西藏工作的需要，专门从事藏学研究，撰写了《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成为新中国藏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为拨乱反正、发展我国的藏学研究事业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后来牙含章自我调侃说：“我这个三八式干部，满腔热情地来到延安，本想上前线，参加抗日救亡，杀敌报国。可是，抗战八年，我没有见过一个日本鬼子，没有放过一枪。实在是很遗憾。”其实，牙含章同志不必遗憾，他做了一件意义十分深远的事业。

三路红军冲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长驱两万五千里，到达陕北时，不到两万八千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占了半个中国；国民党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层层包围，红军被围困在地瘠民贫的陕北高原，外无援兵，内缺粮草，更缺枪支弹药。在外界看来，红军在这弹丸之地很难生存下去，还奢谈什么发展？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叫嚷要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恨不得把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工农红军从中国的版图上抹掉。蒋介石诅咒发誓：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有人狂妄地叫嚷：彻底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在日伪、国民党百万大军层层包围的险恶环境下，党中央、毛主席在与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强盗浴血奋战的同时，在延安阴暗狭窄潮湿的窑洞里，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描绘着建设新中国的美好蓝图，规划着解决包括西藏问题在内的国内民族问题的最佳方案。在这些年轻的少数民族红军战士面前，展示了新中国灿烂辉煌的前景。

什么叫高瞻远瞩、远见卓识？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英雄气概？天宝、扎喜旺徐、协绕顿珠、胡宗林（藏族，原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等人从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从牙含章这样一个具体事例，受到一次最深刻、最实际的教育。从那时起，牙含章与天宝等人成为亲密无间的好同志、好朋友，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圆满解决西藏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各族人民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有一段时间，毛主席经常叫天宝他们去“摆龙门阵”，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正在主持与我们党内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等同志编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部重要著作。

开篇第一章《中国社会》第一节《中华民族》里，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做了全新的阐述。文章一开始便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疆域和丰富的物产：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

文章接着说：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是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毛泽东强调指出：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670699

大家知道，毛主席是湖南人。湖南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但是，从毛主席的经历和革命生涯来看，从青少年时代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毛主席基本上没有到过少数民族地区，甚至也没有去过他的故乡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同胞，也没有研究过民族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毛主席也没有阅读和研究过革命导师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中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文献当时还没有翻译成汉文。这一点可以从毛主席自己的著作、读书笔记、传记和有关的党史资料中得到印证。

长征是个巨大的、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折。

在长征途中，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他们率领的红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祖国大地，对祖国领土的辽阔广袤，对祖国山河的壮丽秀美，对各族人民的勤劳智慧，都有了最真切、最实际、最深刻的感受。长征途中，经过悲壮的湘江之战，激战五昼夜，与数倍于我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给予追剿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伤亡惨重，血染湘江，尸横遍野。这时的中央红军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的严重失败，事实上宣布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破产。惨重的失败和血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红军渡过湘江以后，一路向西前进，进入贵州境内。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终于结束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毛主席受命于极其危难的严峻时刻，又面对丧失根据地、孤军作战的空前艰难的形势，表现出一位卓越的革命领袖非凡的才智、勇气、胆识和坚毅，充分发挥了他指挥战争的高超艺术，与国民党、蒋介石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殊死搏斗，从而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从低谷走向高潮，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直至创建新中国。

湘江战役之后，毛主席和红军的领导人认识到红军已经不可能到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相对稳固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寻求发展，只能转移到交通闭塞、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穷乡僻壤的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寻找立足之地，徐图发展。

交通闭塞、穷乡僻壤的大西南、大西北，绝大部分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工农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也就与少数民族同胞有了广泛的、直接的接触，这就促使他们不能不考虑和研究民族问题，寻求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这既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客观需要，也是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需要。

遵义会议以后，摆脱国民党、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走向胜利之路，充分显示毛主席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生动地体现红军将士艰苦卓绝奋斗精神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彝海结盟、爬雪山过草地，都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即勇夺腊子口战役，也发生在藏族地区。腊子口在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布县境内。“腊子”，藏语，是祭祀山神的地方，与蒙古族的“敖包”相似。在藏族同胞的直接帮助下，中央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攻坚战，胜利结束长征。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是毛主席在陕北吴起镇地区获悉彭德怀指挥红军打垮了马鸿逵、马鸿宾骑兵的捷报后，怀着赞佩的心情写下的，充分表达了毛主席无比喜悦的心情。这是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诗。

与毛主席写的另一首诗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毛主席心情的变化。1935年2月，毛主席写了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中央红军浴血奋战，历尽千辛万苦，流血牺牲，于1935年1月7日深夜袭占遵义城。1月15～17日在城里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同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挥师北上，经娄山关、桐梓而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计划在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到川西创建根据地。但因土城一仗红军受挫，未能如愿。于是毛主席果断地放弃北渡计划，命令红军改向云南东北边境的扎西（今威信）集结。但由于蒋介石此时已调重兵从三面迫近扎西，企图截堵红军。于是毛主席又决定出敌不意，立即折返遵义。2月18日至19日，红军二渡赤水河，24日攻占桐梓，25日再克娄山关，28日重占遵义。

再克娄山关，二取遵义，是遵义会议之后，实践毛主席军事战略指挥所取得的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这种胜利，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取得的。这首词悲壮苍凉，声情激越。毛主席从娄山关迈步而过时，站在山顶上放眼西望，那望不尽的山峦起伏，就好像无边无际翻腾着的大海波涛；而那快要落山的夕阳，则像烈士的血那样鲜红。这幅画面有其雄奇、磅礴、壮美的一面，但同时，也包含着崎岖、艰难、悲壮、沉重、流血、牺牲的一面，是悲喜、悲壮等复杂情愫的结晶。著名诗人臧克家说：“整首词的气氛是壮的，可是这壮里也多少带一点凄凉的意味。”20多年后，1958年12月，毛主席在广州重读这首词时，以自注的方式深有感慨地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1670700反映了这一种心情。”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工农红军，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在这之前，毛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没有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进入藏族地区，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同胞，更没有接触过藏族同胞。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开始接触少数民族同胞，思考民族问题，寻求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而天宝、扎喜旺徐、协绕顿珠和他们同时代的少数民族红军战士，对此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彝族和藏族地区的过程，也是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过程，从此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彝族人民、藏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同胞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这一点，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和共产党、工农红军的其他领导人以深刻印象。在延安，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共产党便开始有组织、有领导地研究国内民族问题。毛主席无疑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也许天宝、扎喜旺徐、协绕顿珠等人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毛主席在研究国内民族问题，考虑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时候，天宝等人既是教育、培养的对象，又是调查、研究的对象，更是团结、依靠的对象，需要靠他们这批红军战士去贯彻执行共产党、毛主席制定的民族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广泛会见各民族的代表，进一步研究国内民族问题，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两部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著作里，毛主席都辟专章论述国内民族问题。与此同时，就西藏问题和国内民族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讲话。遗憾的是，在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之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国内外政治局势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毛主席再无暇系统地研究国内民族问题，他自己拟定的研究课题，也未能进行下去。

这样看来，延安时期，是毛主席一生中比较集中地研究和思考国内民族问题的时期。天宝和他的红军战友们是幸运的，毛主席、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天宝和他的红军战友们基本上都在延安，亲自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在延安窑洞里，毛主席以“摆龙门阵”、“打牙祭”的形式，与天宝等人纵论国内民族问题，描绘着新中国美好的蓝图。天宝等人直接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领导人的教诲，他们是受教育、培养的对象，又是调查研究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天宝等人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制定我党和我们国家民族政策的全过程；更是共产党、毛主席民族政策最忠诚的拥护者、最认真的执行者、最坚定的捍卫者、最热情的宣传者。

毛主席还把天宝等人介绍给国际友人。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有一幅照片，几位少数民族红军战士在亲切交谈，其中一位身材瘦长而个头稍高的是扎喜旺徐，个子较低、显得瘦小的是天宝。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毛主席指着天宝和扎喜旺徐等人，对斯诺说：“别看他们现在是普通的学员，以后会发挥大的作用。”对天宝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红军战士给予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从毛主席的亲切教导、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民族政策、毛主席伟大的革命实践，天宝和扎喜旺徐等人深切感受到：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加之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个人经历，毛主席对在旧中国反动阶级统治下，遭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双重苦难的我国少数民族同胞，怀着最深厚的同情，给予最亲切的关怀。

天宝和扎喜旺徐等人总是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回忆延安时期的生活，回忆在延安窑洞里听毛主席讲课、与毛主席一起“摆龙门阵”、“打牙祭”的情景，他们满怀深情地说：“在延安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日子。”167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