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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签订，在藏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就西藏来讲，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使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同时，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积极创造条件。
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百端待举。急需要办的事何止千千万万！但是，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防止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以便专心致志地进行经济建设。为此，毛主席亲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毛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是1949年12月6日离开北京，坐火车穿越俄罗斯大平原，横跨欧亚两大洲，于16日到达莫斯科。
与苏联同志的谈判，进行得并不太顺利。几天前，毛主席电召周恩来总理，来莫斯科参加谈判。与斯大林和苏联方面要商谈的事还很多很多。
但是，此时此刻，毛泽东主席深邃而睿智的目光已经超越莫斯科大平原，转向国内，转向96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使毛泽东主席感到欣慰的是：人民解放战争以国内外所有人，包括他本人和中共中央的估计还要快的速度（党中央原来估计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就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埋葬了蒋家王朝。另外，时时萦怀于胸的是：10月1日那一天，他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还不能在我们祖国的三个地方飘扬：
东边，青天白日旗伴随着阵阵海风，在宝岛台湾上空索索抖动。
南边，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老牌帝国主义的米字旗，还插在香港；与其紧邻的澳门，也插着葡萄牙的旗子。这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腐败的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恶果，是民族屈辱的象征。
在西南边境，那片世界上最高最高的地方，辽阔壮丽而又神奇的西藏高原，尚未解放。国内外有极少数心怀叵测的人，企图实施分裂祖国的罪恶阴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种分裂活动也紧锣密鼓，一时间闹得甚嚣尘上。
这不能不引起我党严密注意和高度警惕。
正因为这样，尽管毛主席日理万机，千头万绪，但是，西藏问题始终是他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1949年8月6日，毛主席在给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军的电报里，对兰州战役和进军大西北的作战部署做了周密安排的同时，对十世班禅问题做了专门指示，特别强调：“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第一野战军很快与客居青海塔尔寺的班禅及其行辕取得联系。10月1日，几乎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同时，班禅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从西宁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11月23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联名复电班禅：
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就在这一天，毛主席电令彭德怀，做好进军西藏的准备，“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并强调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
毛主席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德怀
（一）复班禅
……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12月30日，毛泽东在致中央的电报里，再次强调：“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49年12月31日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祝贺1949年在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胜利，并把“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战斗任务。
毛主席在苏联接到国内电报，电报向他汇报了解放西藏的准备情况，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新年伊始，有许多事情等待他处理。但是，西藏问题是个重要问题，必须由他亲自做出决策。
眼下正是严冬时节，尽管室内是暖融融的，室外气温却在零下30度左右，俄罗斯平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毛主席伫立窗前，神思飞扬。从俄罗斯的积雪，他仿佛看到了万里高原的崇山峻岭，皑皑白雪，从克里姆林宫的红灯看到了布达拉宫的金顶。于是展纸挥毫，亲自起草致中央的电文：
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发小平
（一）德怀同志十二月三十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
毛泽东
一月二日上午四时于远方
元旦上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联合举行盛大的团拜会，邀请毛主席及中国代表团参加，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拜会毛主席，安排毛主席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按照毛主席的习惯，晚饭后稍事休息，夜里开始工作。这就是说，毛主席在1950年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部署解放西藏的有关事宜。
1月7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二野电示第18军改在乐山、丹棱地区集结待命，张国华、谭冠三等速去重庆领受任务。
刘、邓于当天致电中共中央、毛主席，已确定由第18军担任进藏任务。毛主席当时还在莫斯科，正在同斯大林进行重要而又艰难的会谈。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并协助毛主席参加与斯大林的会谈。1月10日，周总理一行前往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高规格的政府代表团。毛主席以急迫的心情等待周总理的到来，以便尽快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请求苏联援助中国恢复和发展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依然惦记着西藏问题。
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指示下达后，第一、第二两个野战军都在积极贯彻实施。更何况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都是统率百万大军、身经百战、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从我军初创时期开始，打过多少次硬仗、恶仗，经历过多少次艰难险阻，从未辱没使命，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和重托。新中国已经成立，虽然还有不少困难，但情况不知比过去好多少倍！毛主席本可以一百个放心，可是他觉得事关重大，不能不关心，不能不谨慎。
1月10日，也就是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离京前往莫斯科的当天，毛主席再次亲笔起草致中央的电文，再次对西藏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二）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五月中旬算起，则由一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尚有四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
毛泽东
一月十日
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历史同时也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更是非常英明的，完全必要的。
1月18日，西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进藏工作计划及西藏工委组成名单。西南局提出：“以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即桑吉悦希，藏族，全国政协委员）等7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1月24日，中央复电同意此名单。
2月20日，张国华赴重庆向西南局、西南军区汇报进军西藏的准备情况。
1950年3月4日，毛主席圆满结束在苏联的访问，返回北京。毛主席非常关切地询问进藏部队的准备情况及指战员们的精神风貌。对18军领导和广大干部战士积极领受任务、认真进行准备的正确态度和高昂士气，表示赞赏。当了解到部分干部战士中有些消极、畏难情绪，毛主席既表示理解，又非常严肃地指出：“要告诉进藏部队的同志们，去西藏，对个人来讲，一点好处也没有，但大有益于国家民族。”“是共产党员，要举起手来到西藏去。谁叫你们是共产党员！”毛主席强调指出：“西藏这地方，我们不要，帝国主义还要。”
1950年1月11日上午，刘伯承在重庆曾家岩西南局会议室接见张、谭等18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传达命令。刘伯承以他惯用的沉稳而庄重的声音说：“西藏这地方很不平常，困难多，也很艰苦，你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这次进军，我们要动员全野战军来支援你们。”接着，刘伯承让他们每个人都谈谈对进军西藏的看法和建议。
通过这次谈话，刘伯承心里有了底，对几位军领导的态度也感到满意。他用手推了推眼镜——作为刘、邓麾下的战将，他们都知道，这是刘司令员的一个习惯动作，每当他要做出一个重大决策，下达重要命令，总要扶一扶镜架，使眼镜戴得更舒适，仿佛要使决心更坚定，语言提炼得更精确。然后透过深度镜片，用舒缓而又庄重的语调说：“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党中央、毛主席决定18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
刘伯承在这里一连用了三个“非常”，神态严肃而庄重，显示了这次任务不比寻常。张国华、谭冠三等人意识到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能够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接受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他们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自豪感和光荣感。但在当时，西藏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一个很遥远、很陌生、很神秘的地方，与过去接受任务时不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刘伯承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目光落在张、谭身上，张国华英俊而潇洒，谭冠三沉稳而老练。他对着谭冠三，关切地说：“这里除了我和你，他们几个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年轻人朝气蓬勃，脑子好使，手脚也灵活，又都是红军时期的，参加过长征……”王其梅站起来，刚要说什么，刘伯承向他招招手，示意他坐下，亲切地说：“我知道，你在白区工作，没有参加长征，但积累了很多地方工作的经验，到了西藏，也非常有用。”谭冠三补充说：“其梅同志是正牌的大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在军区领导里，文化水平最高。”“好，好！”刘伯承点点头，接着说：“国华同志是军事干部，但爱动脑子，肯学习，有学者的风度，政治家的头脑。冠三同志是政治干部，又懂军事，井冈山的老同志，长期参加革命战争，打过许多硬仗。你们几位懂政治，懂军事，又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是个很理想的班子。我准备叫你们挑重担子，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张国华、谭冠三等人“刷”地站起来，齐声回答：“请司令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接见18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正式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的命令。刘伯承说：“毛主席命令今年进军西藏，这是现在民主力量与世界帝国主义斗争这个大的形势下做出的战略决策，势在必行，宜早不宜迟。迟则生变，夜长梦多。”“结合西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毛主席要求我们在4月至11月内控制全西藏。”
在会上，刘伯承、邓小平深刻阐述了进军西藏的伟大意义，邓小平说：毛主席把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非常光荣的，也是非常艰巨的，你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谭冠三说：进军西藏的准备，千条万条，政治思想工作是头一条。你这个政治委员，要负起责任，认真做好。
邓小平讲完之后，刘伯承略一沉吟，与经历过长征的战友们一起，回忆起当年路过藏族地区的情形。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给刘伯承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历来性格内向、深沉、喜怒不外露的刘伯承，今天却颇动感情地说：“我们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候，到达藏区的。同志们知道，那时外有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内有王明错误路线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还有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情况非常危急。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藏族同胞热情地帮助了危难中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顺利走过雪山草地，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从此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直至全国解放，建立起人民自己的共和国。”说到这里，刘伯承略一停顿，用右手扶了扶镜框，然后对着张国华、谭冠三说：“藏族同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重要贡献，这一点同志们务必牢记在心，永远也不能忘记。”
刘伯承接着说：“长征时，我们到过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甘肃等省的藏区，也就是说在金沙江以西地区，没有能够到西藏去。那里没有党的组织，革命的影响也小一些，你们进去后，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大一些。”刘伯承详细回顾了长征时经过藏族地区的情况，讲了历史上的汉、藏民族关系。
邓小平接着说：司令员讲得很好，你们回去议一议，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西藏同内地其他省份不同，有它的特殊性，你们要下工夫，认真研究它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情况。你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作战。就是说，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政治问题极为重要，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邓小平又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班子，请一些专家，专门研究。
在这里，邓小平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提了出来。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1950年3～4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京举办“藏族干部研究班”，培训干部。4月27日，周总理就民族政策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专门谈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周总理指出：
关于民族政策。这一点是最切身的。中国各民族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没有区别的。我们各民族要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我们只有打垮共同敌人后，才能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打倒共同敌人时我们大家都用一点力量，决不能动摇，不然敌人又会再压在我们头上，他们仍会来扰乱我们的生产建设。西藏派出代表与我们商谈，我们是欢迎的，但驱除英帝国主义出西藏是最坚决执行的。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目的是赶走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保护西藏人民，使其能实行自治，像内蒙古、新疆一样。我们要共同地、坚决彻底地打垮共同的敌人，这是孙中山先生经过四十年获得的经验教训，这一真理是必须坚持的。
汉族和少数民族应该共同合作、团结，实现一个团结友爱的民族大家庭。
关于实现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问题。最主要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凡是少数民族都有自治权利，在统一法令之下，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在共同纲领第五十一条中提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大的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将来解放西藏后，也要组织区域自治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今天在我国大家庭中是希望团结的，惟一正确的方法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若发现有的地区实行上有不正确的地方，各民族人民有权并有责任提出意见，因为今天的政府是各民族的政府。
1950年6月，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达重庆，邓小平在欢迎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邓小平在全面回顾了解放半年多来，西南地区在民族关系方面所发生的新发展、新气象，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接着专门谈了在藏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他说：
那么，到现在工作做得够不够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否则就要出乱子。举例来说，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纲领宣布了，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他们要求兑现。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在内蒙古，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面，也有些经验。而在广大的新区，还没有经验，对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个新问题。但是现在必须开步走，因为少数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在西康，有的代表人士甚至还想在实行区域自治时用“波巴政府”这个名字。现在这件事还没有谈好，不过一定要有一个他们满意的名字才行。西康有许多地名是汉人取的，我们叫惯了，不等于他们习惯。这还是一个名称问题，其他问题就更复杂了。比如康东过去划有县，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现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保存不保存县呢？从发展前途看，保存县有好处，而且已经是习惯了的，但是他们赞成不赞成呢？有一个原则，他们不赞成就得取消，另外划。还有，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有的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主要是过去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挑起来的，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但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利害关系。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使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再打冤家。又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少而精，要派真正能帮助他们的干部，至于用什么名义，这要跟他们商量。我们的同志去工作，是一件苦差事，思想要搞通，要有一些愿意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去那里工作。这一系列问题，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有这些条件，就能马上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比如大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
毛主席、党中央在决定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同时，又制定了和平解放、和平进军的方针，为此做了一系列努力。
1950年2月25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给西南局的复电中提出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中央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同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电报同意派志清法师赴西藏，说服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并指示“西南局、西北局可以物色适当人选，前往西藏”。
同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青海省派出以当采·诺布（达赖喇嘛的大哥）、夏日仓、仙灵三位活佛为首的劝和代表团，西康省派出格达活佛，分两路前往拉萨。
5月29日，中央批准了西南局拟定的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基本原则，共10项条件，后被称为“十大政策”。即：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但是，中央人民政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遭到摄政达扎为首的极少数亲帝国主义分裂主义分子的顽固拒绝。夏日仓、仙灵两位活佛到黑河后即被西藏当局软禁。格达活佛于7月24日到达昌都后亦被软禁，8月28日不幸遇害身亡。这样，以达扎为首的极少数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堵塞了和平谈判的大门。同时，将藏军主力部署于金沙江一线，企图用武力抗拒我军入藏。
在这种情况下，进藏部队不得不进行昌都战役。
1950年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昌都战役，噶厦政府苦心经营的金沙江防线，一夜之间即被突破，西藏东部重镇昌都宣告解放。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能战方能言和，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也为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
对昌都战役的胜利，党中央、中央军委给予高度评价。刘少奇副主席指出：“昌都战役就象淮海战役，奠定了解放西藏的基础。西藏的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是两个阶级搏斗的必然结果。”
在西藏僧俗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达扎被迫下台。根据三大寺及广大僧俗群众的请求，11月17日，年仅15岁的达赖喇嘛开始亲政。1951年2月27日，达赖喇嘛宣布接受中央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召唤，并于当天分别致函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表示期望“达成好的协议”。不久，便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
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前来北京。与此同时，十世班禅及其行辕的主要官员也到达北京。毛泽东对这次和谈非常关心和重视，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亲自决定，由周恩来和李维汉（时任政务院秘书长、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和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具体负责实施。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亲密战友，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难创业，共同缔造了新中国。毛泽东与李维汉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他们是同乡、同学，又是老战友、老朋友，早在学生时代，就与蔡和森等人共同创办新民学会，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不但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私交亦甚好。周恩来与李维汉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们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人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是中共旅欧支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谈判开始前，毛泽东风趣地对周恩来和李维汉说：“我不懂藏话，汉话也说得不好（指方音很重），虽不能说相貌丑陋，但也不太招人喜欢，不象二位，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我是青衣，只能演老夫人，偶尔出出场，点拨一下；你们是花旦，可以扮红娘。这次西藏的客人，就由你们二位出面接待，少奇也同意我的意见。一定要在各方面照顾好，让人家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而不要觉得到了北京，受了冷落和委屈。那我们就对人家不住。”
熟读二十四史，对中国历史、对中国各民族关系史有着深刻了解的毛泽东，充分意识到西藏问题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同样，在国际上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西藏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有许多不同于国内其他兄弟民族的特点。因此，对西藏问题，就应从实际出发，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
当时西藏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还不是社会制度的改革，而是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使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同时要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主要是消除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实行《共同纲领》规定的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国家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不断促进西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公平合理地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促进西藏民族内部，主要是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团结。
对所有这些问题，毛泽东都站在历史的高度，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成为这次谈判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
毛泽东同志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问题时，十分注意掌握两个基本原则，划清两个基本界限：
第一，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国家分裂。
我们伟大的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除去远古的传说，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来看，早在周朝，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到了秦汉时代，书同文，车同轨，这种统一的国家组织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华民族具有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五千多年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分分离离，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改朝换代，政权更迭，血雨腥风，生灵涂炭，外敌入侵，列强横行，金瓯破碎，瓜分豆剖，各民族同胞历经折磨，饱受苦难。但是，在祖国大家庭内，各族人民经受了所有这一切磨难和考验。中国没有分裂。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没有断绝，没有湮灭。不仅如此，经受了历史的风霜与洗礼，像凤凰涅槃，得到再生与升华，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地得到充实，发扬光大，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
因此，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优秀成员，都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国家分裂与民族分裂，看做自己神圣的职责和高尚的情操。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反对外敌入侵（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的一切民族英雄，会受到各族人民一致的拥护、爱戴和歌颂。而背叛祖国、出卖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投靠外国势力，充当卖国贼的汉奸、满奸、藏奸、蒙奸……以及其他一切丧失气节的民族败类，会受到各族人民共同的谴责和唾弃，成为千古罪人。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论者。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坚决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他不怕压，不信邪，不畏惧任何庞然大物，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反侵略，反霸权，反强权政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尊自强，是他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同时也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最可宝贵、最高尚的民族气节和道德情操。
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染指和干涉。在前面提到的电报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第二，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苦难。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里，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以及作为主体民族、处于主导地位的汉族人民，应该对各兄弟民族人民，尤其是过去受苦最深、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爱护，关怀和帮助，而绝不能继续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政策，对他们实行压迫和歧视。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反对两种倾向，即：既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而重点应该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因为他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民族压迫是因，国家分离、民族分裂是果。大民族主义是因，地方民族主义是果。从历史上看，在通常情况下，少数民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温暖和爱护，必然会产生离异思想和离心倾向。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而与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彻底划清了界限，同时也与现代资产阶级的民族观、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了界限。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庄严地写进了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些规定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把各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第一次庄严地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在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时，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思想。由于清朝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失和，九世班禅被迫于1923年11月离开西藏，长期流亡内地。后来，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曾多次表示希望九世班禅返回西藏，九世班禅也表示想返回故土。但因内地军阀混战，烽火连天，西藏政局也不稳定，加上噶厦政府和堪布会议厅之间矛盾重重，九世班禅始终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最后忧愤交加，身染重病，于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圆寂。十世班禅被认选以后，也因种种原因，不能返回西藏。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和谈期间，他们互相都有戒备，双方都十分注意共产党、人民政府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态度。都担心中央偏袒一方，有亲有疏，有厚有薄。班禅方面担心中央为了争取达赖，为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大局，牺牲他们的利益。噶厦方面则担心中央把班禅作为自己手中的一个工具，与达赖抗衡，削弱达赖的影响和噶厦的势力，破坏西藏内部的团结。在他们看来，十世班禅是经过国民党政府认选的，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立即予以承认。国民党同共产党势不两立，进行了20多年血与火的战争；但是，对付藏民时，汉人的利益，汉人的立场和政策总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始终存有戒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分清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区别，没有也不可能分清无产阶级民族观与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民族观的根本区别。
为了消除双方的疑虑，加强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尤其是促进达赖和班禅方面的团结，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在处理有关问题时，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既考虑历史因素，考虑现实状况，更着眼于今后的发展，尽可能做到公允、合理，有利于西藏的团结、稳定、进步和发展。即便是迎来送往、请客会见等礼仪性活动，也做了周密安排，不刺激和伤害任何一方。
班禅和阿沛等到北京后，毛泽东决定接见他们，指示有关方面做出具体安排。但怎么接见？先见谁，后见谁？又是一个问题。最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党中央建议，当举国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时接见。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5月的北京，春光明媚，阳光灿烂。新生的共和国在取得一个又一个建设成就的欢歌声中，迎来了第二个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彩旗如林，歌声如潮，解放了的各族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庆祝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城楼上红灯高挂，红旗飞舞，许多领导人早早地来到城楼上，兴高采烈地看着沸腾的广场。他们当中有开国元勋，有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有各行各业的英模代表，有志愿军归国代表，有专程来京参加观礼的各少数民族的代表，还有一些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阿沛和班禅也早早地来了。阿沛由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陪同，班禅由范明陪同，陪同他们的还有李维汉部长。城楼上的一切礼仪活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和典礼司司长余心清安排。大约在9点40分左右，余心清走进休息室，请阿沛和班禅到城楼上去，并对李维汉说：“我们安排主席在大会开始后，在城楼上接见西藏客人，而不是在休息室。”李维汉知道，主席通常是在休息室会见贵宾。余心清是位民主人士，长期与共产党合作。他精明能干，被称为共和国第一位礼宾专家。他看着有些茫然的陪同人员，不无得意地说：“这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礼宾专家的精心安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午10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上城楼。彭真市长宣布大会开始。不久，余心清通知李维汉：“请客人去吧！”在城楼上众多的领导人和贵宾当中，班禅和阿沛特别引人注目。班禅这一年才13岁，在一般人眼里，还是个孩子。他一脸稚气，在饱经革命烽火锻炼的共和国领导人面前，更显得年幼，也有些拘谨和紧张；但他不同于一般的孩子，活佛这个特殊身份，使他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懂得礼仪。高原人特有的体格，又使他比同龄人壮实一些。他穿了身橘黄色的缎子藏袍，显得庄重、潇洒、飘逸不凡。阿沛是噶厦政府的噶伦，领三品衔。他穿了身藏袍，头戴礼帽。他俩的这身装束，在整个天安门城楼上十分显眼。当他们走向毛主席时，很多人投以友好而好奇的目光。班禅庄重而又十分恭敬地向毛泽东主席敬献哈达，然后双手合十，虔诚地为毛主席祈祷祝福。阿沛也向毛主席敬献哈达。毛泽东高兴地接过哈达，举起来，轻轻挥动，满怀笑容地让周围的其他领导人看。毛泽东高兴地向班禅表示感谢，又慈祥地对他说：“很久以来，中国的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
天安门城楼上聚集着党和国家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广场上几十万群众在热烈欢呼，百万游行队伍已开始浩浩荡荡地行进，毛泽东却依然非常认真而又亲切地同班禅交谈，通过翻译，不断地问：“我讲的话，你能听明白吗？”小班禅闪动着那双明亮而又聪慧的眼睛，不住地点头。毛泽东勉励班禅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班禅表示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
毛泽东又亲切地说：“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你可以给达赖喇嘛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保护寺庙，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毛泽东又对阿沛和张国华说：“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毛泽东又说：“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
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会见西藏的领袖人物。虽然是礼仪性的，但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西藏工作做了原则性的指示，成为即将开始的和平谈判的指导方针。
这一天，班禅非常兴奋，心情特别激动。后来他多次对别人说：“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就很不寻常，是1951年的‘五一’节，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
这件事给阿沛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是辛亥革命的同龄人，这一年刚好40岁，正值盛年。阿沛曾多次谈及此事，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总是感到那么亲切，总能从中得到新的启示。1993年9月，当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时，82岁高龄的阿沛副主席，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他说：“那天，我向毛主席敬献了一条洁白的长哈达，表达了西藏人民和我个人对他老人家的崇敬和爱戴。毛主席用他那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满面笑容，十分亲切地说：‘谢谢你，欢迎你们到北京来。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短短几句话，却含有深刻的哲理和政治原则，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一家人’，就是说都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和平解放西藏是祖国大家庭内部的事情，要商量解决。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尽管有过各种不同的意见，但都能本着商量办事的精神，经过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阿沛和班禅后来多次说：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当时提出我国各民族之间要平等团结、商量办事的原则，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使他们深受感动，也深受教育。不论民族大小，各民族之间只有真正的平等，才能有真正的团结；只有商量办事，而不是强加于人，才能把事情办好。
1951年5月2日，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与阿沛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正式举行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
经过平等协商，反复讨论，甚至激烈争论，终于取得一致，达成协议，于1951年5月2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在签字仪式后，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话。
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签字的有：首席代表李维汉，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签字的有：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代表凯墨·索朗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用藏、汉两种文字全文刊载了《协议》全文，《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5月26日，毛泽东亲自审订了社论稿，并作了重要修改。下面是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稿时加写和改写的话：
一
中央的这个政策，不但对西藏是如此，对国内一切占少数的兄弟民族都是如此。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民族人民以及和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们自觉自愿地去进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强迫地去进行，而由汉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员生硬地强制地去进行，那就只会引起民族反感，达不到改革的目的。
二
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这不但是为和解藏族内部过去不和睦的双方，也为使国内各民族对藏族领袖引起必要的尊重。
三
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如果这些部队和工作人员中有违反民族政策和协议的行为，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则有批评的权利和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反映和报告的权利。这个原则，不但对藏族是如此，对一切兄弟民族都是如此。
毛主席的这些批示和论述，为西藏工作指明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协议》是个重要的历史性文件。为了让读者对《协议》精神有个全面的、完整的了解，不妨引用全文：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5月23日）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获得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李维汉 （签字盖章）
代表：张经武 （签字盖章）
张国华 （签字盖章）
孙志远 （签字盖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 （签字盖章）
代表：凯墨·索朗旺堆 （签字盖章）
土丹旦达 （签字盖章）
土登列门 （签字盖章）
桑颇·登增顿珠 （签字盖章）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北平、湖南、西康、新疆等地都是和平解放的，但是，都没有签订这样的协议，为什么要在西藏签订这样一个协议？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本来，1950年昌都战役后，要解放拉萨，解放全西藏，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没有这么做。昌都战役刚结束，即命令进藏部队主力撤兵甘孜休整，同时再次向西藏地方政府发出进行和平谈判的召唤，争取签订一个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实现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平进军。
这样做，表面上看慢了一些，麻烦事多一些，进军拉萨的时间也推迟了一年之久。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对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不是慢了，而是更快了。因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西藏有不同于国内其他民族和地区的许多特殊性，需要用特殊的办法加以解决。
《协议》的产生也有个过程。谈判开始时，准备以西南局拟定的“十大政策”为基础，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定》。这也有先例可循。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国共双方代表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0日，被李宗仁拒绝。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解放南京，统治中国达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彻底覆灭。
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着两个敌对的阶级，国共两党的斗争，是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而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则不是这样，是中央与地方、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问题。不少人提出，应将这两者严格加以区别，从内容到形式以及语言等方面，都应该有明显的不同。因此，拟改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条约》。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也坚持采用“条约”。
当时，不仅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心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党外民主人士也很关心。遵照中央的指示，李维汉、刘格平随时向他们通报和谈的进展。
张奚若先生提出，用“条约”不好，建议用“协议”。他提出两点理由：
第一，用“条约”，容易产生错觉，仿佛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签订的某种协定或条款。
第二，条约有平等条约，有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但是，在旧中国，从清朝到国民党政府，绝大多数都是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签约的双方，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在实行强权政治的时代，更是如此，总是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以大压小。
新中国成立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各民族之间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有什么问题，应该通过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因此，用“协议”比较好，可以更好地体现《共同纲领》的原则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精神。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说：“一字千金”，充分肯定了张奚若先生的意见。
毛泽东亲自倡导的《协议》精神，不但成为正确处理西藏问题的基本方针，而且是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生产力水平极不平衡的国家里，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光辉典范。
《协议》精神，至少包括这样一些主要内容：
第一，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包括西藏在内的每一个地方、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首先必须坚持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一基本原则。毛泽东对阿沛和张国华说：我们是一家人，“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毛泽东这段很浅显、很生动的话，阐述了一条非常重要、非常深刻的政治原则。在一个大家庭，各兄弟姐妹之间，可能产生一些分歧和矛盾，“老大”不能搞“一言堂”，不能搞家长制统治，要允许小弟弟、小妹妹讲话，要尊重他们的平等权利，“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是，大家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维护祖国大家庭的共同利益，不能闹独立性，“不要分手”。
第二，坚持协商办事的原则。
毛泽东反复强调：“商量办事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区别。”毛泽东对阿沛、张国华说：“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争论和吵架是手段，是过程，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
后来，毛泽东把这种精神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这样一个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强调指出：“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
毛泽东的一席话，给所有参加和谈的人员和从事统战民族工作的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几十年过去了，阿沛依然无限感慨，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说：“短短几句话，却含有深刻的哲理和政治原则，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正因为坚持了协商办事的原则，从对抗变为对话，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增进了解，终于使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
第三，坚持妥协的原则。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即提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敢于同帝国主义斗，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和黑暗腐朽的势力斗，表现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所向披靡的胆略和气魄。有的评论家据此认为，毛泽东只讲斗争，不讲妥协，不讲宽容和退让。好像一讲“妥协”、“宽容”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修正主义”。这就贬低了毛泽东的伟大革命精神，损害了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其实，如果不是无知，也是极大的误会。
在毛泽东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既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一面，又有敢于妥协、善于妥协的一面。
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任职，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当时就遭到一些浅薄的极左分子如张国焘等人的反对。“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了蒋介石。很多人包括张国焘，都主张杀掉蒋介石。毛泽东通观全局，高瞻远瞩，主张放掉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拥戴蒋介石为“抗日领袖”。这又是多么大的妥协和退让。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采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不是削弱了革命的力量，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恰恰相反，开创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
同样，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双方都做了重大妥协和让步。
现在，一些研究当代西藏历史的著作中，在谈到签订协议的过程时，只讲同“分裂主义势力”、“上层反动集团”如何做斗争，而不讲协商办事，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相互妥协。这样讲是不对的，一，不是事实，二，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双方观点完全一致，利益完全相同，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那就没有必要举行谈判，更不用签订什么协议。如果只讲斗争，没有必要的妥协，又怎么能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同样没有必要举行谈判，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签订协议。
当时中央决定，以西南局提出的“十大政策”为谈判的基础，西藏代表团到京后，提出了五点方针。十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和建议。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认真听取、充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最后，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达成协议。
此外，关于达赖喇嘛未来的地位，事先中央并没有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考虑，“十大政策”里也没有提及，是西藏代表团到京后提出来的。中央认为有道理，应该考虑。写进协议的条文中不太合适，没有一个明确规定也不行，噶厦方面不放心，有顾虑。经过充分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备忘录》。
如果像一些同志后来所讲的那样，只强调“斗争”，而且是“不妥协的斗争”，“坚决的斗争”，否认必要的妥协和让步，那怎么可能达成协议？
更大的妥协和让步，表现在对社会制度的改革方面。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她的奋斗目标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共产党，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但是，考虑到西藏的历史社会条件，《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这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在西藏继续保留黑暗的、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
这自然是对旧制度、对反动的封建农奴主势力一个重大妥协和让步。但是，这种妥协和让步的结果，换取了更大的胜利：维护了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使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粉碎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妄图分裂中国、实现“西藏独立”的罪恶阴谋。
先解决“一家人”，还是“两家人”的问题。既然是“一家人”，那家里有什么事，可以慢慢商量着办。这实际上提出了在一个国家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为运用和平的方法、政治的方法和协商的方法，而不是用暴力手段和军事手段解决国内问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如果一味强调斗争，不断地斗、坚决地斗，这就是“革命原则”、“立场坚定”，那么，我们可以说，和谈本身也可以不用进行，把部队开到拉萨去就行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不要说噶厦政府、几千藏军、几个“分裂主义分子”和“骚乱分子”，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进军拉萨，解放自己的领土。但是，党中央、毛泽东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针，即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针和路线。恰恰在这一点上，更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伟大和英明。因此，《协议》的签订，在藏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协议》公布后，不但得到西藏人民和广大藏族同胞衷心拥护，在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当中，海内外华人世界，也产生了强烈反响，他们热烈欢迎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欢呼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大团结、大统一，真诚地为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繁荣发展祝福。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毛主席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民族政策的英明伟大。他们认识到共产党不只是“打土豪，分田地”，从西藏问题的圆满解决，他们看到了共产党、毛泽东处理国内问题的另一种方针、另一个模式。同时，在国际上，尤其在各友好邻邦产生了很好的影响。1950年昌都战役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就西藏问题在国际上掀起的一股反华浪潮，也基本上平息下去了。
这样，就为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平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创造了一个极其良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