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康区党委、西康省人民政府对此十分关怀和重视。

会议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经过充分的协商讨论，选举了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天宝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大西南解放后，西南局就在考虑根据《共同纲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天宝从进军西藏途中调到康定，就是让他参加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工作。

1950年3月24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康定。两个多月后，即6月初，西康区党委即派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白认到康定，向康定地委传达西南局和西康区党委关于率先在康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指示精神，并指导和协助地委筹建区域自治工作。

7月12日，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召开有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协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形成《关于西康省康区实行区域自治的初步意见》。根据《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尽快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7月18日，康区民族协商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著名爱国人士、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任主任，沙纳（老红军）、降央伯姆、日库、洛桑倾巴任副主任。下设政策和人事两个研究室。筹备会有37名委员，大都是各族各界上层代表人物，体现了以“团结上层为主”的方针。

9月6日，西康区党委将《藏族区域自治方案》上报西南局。西南局于11日正式批准在康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批复同意西康区党委《关于西康藏族自治区成立藏民团的请示报告》，决定在民族自治地方，建立民族武装。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康解放后短短几个月里，藏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很快，很顺利，工作效率很高，已经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9月13日，中央访问团刘格平团长一行68人到达康定。在康定先后召开各族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了解各阶层人士的希望和要求；同时指导和帮助地委筹备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1950年11月17日至24日，在康定召开西康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73人，其中藏族182人，占代表总数的66.67%；汉族74人，占27.11%；彝族12人，占4.4%；回族5人，占1.83%。代表中有妇女13人。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康区党委、西康省人民政府对此十分关怀和重视。中央访问团团长刘格平，西康区党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军区代司令员方升普等领导人专程赴康定出席会议并讲话。他们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领导、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康区党委和省人民政府向全区各族人民、全体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表示慰问和祝贺，对自治区政府今后的工作做了指示。大会主席团一致推举天宝主持开幕式。

刘格平知道天宝自参加红军后，长期没有使用藏语文，因此，建议天宝努力复习藏文藏语，才能更好地联系群众，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刘格平还对天宝、沙纳、王寿才等老红军说：访问团离开北京时，总理做了重要指示，总理说：民族区域自治，实质上就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我想补充一点，也是革命化与民族化相结合。没有革命化，我们的民族自治地方就没有灵魂；没有民族化，就没有特点。你们几位是藏族当中的老同志，在这方面，要发挥积极作用，克服片面性，防止两种倾向。

会议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经过充分的协商讨论，选举了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选举桑吉悦希（即天宝，藏）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夏克刀登（藏）、苗逢澍、阿旺嘉措（藏）、洛桑倾巴（藏）为副主席；选出政府委员28人：刀登（藏）、土登（藏）、日库（藏）、扎日（藏）、白雪峰、次登郎加（藏）、扎西巴马（藏）、甲安仁（藏）、甲日尼巴（藏）、沙纳（藏）、沙筱舟（回）、却多土登（藏）、李春芳、李占林、阿曲（藏）、昂旺格桑（藏）、降央伯姆（藏，女）、所隆旺吉（藏）、贡呷降则（藏）、哲央丹增（藏）、纳瓜（藏）、达瓦（藏）、钦绕（藏）、乔志敏、樊执中、德钦旺姆（藏，女）、刘长健、罗洪则拉（彝）；昂旺格桑（藏）为秘书长，李春芳、孔萨益多为副秘书长。阿旺嘉措当选为人民法院院长。

11月24日政务院第60次会议通过任命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名单，并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任命。这说明中央对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高度重视。

国民党、蒋介石撤离大陆，逃到台湾的时候，留下了大量的国民党残匪和潜伏特务，此外还有大量的地主恶霸和土匪武装、反动会道门，蒋介石和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布置，要在川康地区建立所谓“陆上台湾”，与国民党在东南沿海策划的所谓“反攻大陆”活动遥相配合。因此，这一地区的社情、敌情十分复杂。

原西康省是刘文辉通电起义后，宣布和平解放的。解放军第26军186师于1950年3月24日进驻康定，到11月24日宣布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仅仅8个月的时间。就全国范围来讲，西康省是除西藏而外整个大陆解放最晚的省份，却又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建立的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首都北京和全国各族同胞也关怀着雪山草地的这些巨大变化，中央媒体高度评价自治区成立的意义，认为标志着西南少数民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50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该报记者沈石采写的报道，醒目的标题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新时代——记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域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西康解放后，在短短8个多月里，藏汉两个兄弟民族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历代反动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在逐渐消除，在共产党、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础的新型民族关系正在形成，并不断发展。

天宝说：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亲自决定派出以刘格平为团长的访问团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向各少数民族人民传达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同时下大力气消除历史上造成的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各民族内部的矛盾，努力促进各民族内部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谊。格平同志和他率领的访问团，在这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新成立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十分注意保护自治区境内的森林、草原和其他自然资源。1951年4月，以自治区人民政府名义发布《关于保护森林》的布告，强调要很好地保护自治区境内的自然环境，禁止滥伐滥砍森林。这可能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关于保护森林的布告。

1951年10月5～21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康定召开，会议通过《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团结爱国公约》和《关于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实施办法》。

10月12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额的指示》发出通告：将巴安县更名为巴塘县，瞻化县更名为新龙县，理化县更名为理塘县，定乡县更名为乡城县。

10月21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致电毛泽东主席暨致函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汇报一年来全区在建立县区人民政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藏族人民武装，提拔培养民族干部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送医送药，帮助藏族同胞发展经济，表示今后更加团结，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自治地方的建设，遵照西南局的指示，1951年4月下旬，地委决定在全区汉族干部中进行纠正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的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动一般干部的学习。采取边学习、边检查、边改正的办法，检查纠正执行民族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8月13日，地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政务院公布的《关于保证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受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以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乌兰夫正副主任委员关于民族政策的报告等文件。学习中联系工作实际和个人思想认识，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1951年16～19日，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邓小平、熊克武、王维舟等70余人出席。会议讨论通过1952年西南区民族工作计划，确定西南区民族工作任务。即：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培养民族干部，加强民族团结。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

邓小平在讲话中希望少数民族地区认真实行区域自治和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少数民族领导人物、积极分子应与群众一起从事劳动生产。西南民委兼主任委员王维舟、副主任委员天宝也在会上发表讲话。

作为老红军战士，天宝十分关心曾经支援过红军的僧俗民众，关心烈士的家属，以及留在藏族地区的老红军战士。1951年，西康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救济长征留康工农红军的指示》。

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民族区域自治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天宝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由于出色的工作，天宝得到其他兄弟民族干部群众的好评和称赞。20世纪50年代，天宝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瓦渣木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刀京版，被称作“四大州长”，成为民族干部的楷模。他们共同参加过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及民族工作会议，也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毛主席曾单独接见过他们四位。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总理曾多次接见过他们，一起开会，共商国是。所有这一切，都给天宝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现在，四大州长中，瓦渣木基、朱德海和刀京版已经去世，只剩天宝一人。每当谈起往事，天宝总是满怀深情地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工作，回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对老朋友们表示深切怀念。

阿坝是天宝的故乡。天宝就是从这里走上革命的道路。解放以后又回来工作，参加故乡建设，并担任四川省藏族自治区第一任主席。同时担任两个自治区主席的，就全国来讲，也只有天宝一人。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面积83426平方公里，辖13个县。前面谈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块雪山环绕、鲜为人知的古老神奇的土地，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壮举而闻名于世。从那以后，“雪山草地”成为阿坝地区的象征，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丰碑，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阿坝各族人民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也是天宝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

阿坝地区与甘孜地区紧紧相连，它们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阿坝地区历史悠久，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和羌族源远流长。岷江、大渡河上游河谷地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人类繁衍生息，是藏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黄河之滨的松潘草地则是中华古老牧业文化向农业文化的过渡地区。大约在汉代，岷江上游形成两大部落联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川西北走廊，并孕育了石棺葬文化和“邛笼”（碉楼）文明。这种碉楼，在甘孜、阿坝州境内随处可见，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7世纪中叶，今阿坝州境成为大唐与吐蕃王朝的临界地带，汉文化和藏文化的广泛传播，使藏、汉、羌各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元设茂州、松州总管府及军民安抚司，始行土司制。清雍正年间又实行“改土归流”，企图废除土司制度。但实际上土司制度并未能真正废除，直到解放初期，依然由土司统治。

阿坝藏区属于嘉绒地区，又称“四土”地区，因有四大土司而得名。主要使用嘉绒方言，亦受康方言的影响。嘉绒方言是藏语方言的一种，保留着较多的古老词汇。这一地区的宗教、文化，在总体上与其他藏族地区相同，但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在社会制度、军事体制、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在阿坝地区，有所谓“嘉绒十八部落”之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依然保持着鲜明的部落社会的特征，各个土司之间，拥兵自重，互不统属，互相征伐，竞相兼并。无论是阿坝地区内部的关系，还是嘉绒部落与旧时朝廷及周边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些重大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是清乾隆年间的两次“金川之役”。

清代乾隆年间，清廷两次重兵征剿金川（历史上大、小金川合称金川），是乾隆帝“十全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金川战役用兵75000余人，耗银2000余万两。第二次金川战役耗资白银7000余万两，阵亡文武官员732名、士兵2.5万余人，先后出动兵力近20万。清军残酷杀戮金川地区的百姓，战后仅万余人幸存。清朝廷两次进剿，对嘉绒百姓即今阿坝州各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次空前未有的浩劫，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民族之间造成深深的创伤和隔阂，历经数百年难以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两次“金川之役”，也使朝廷的力量遭到极大的削弱，国库空虚，所谓“康乾盛世”从此走向衰败；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从此走向没落，直至最后覆灭。

阿坝地区雪山阻隔，交通不便，看似偏僻，但实际上它与祖国大家庭的命运紧密相连，很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走过阿坝地区。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企图利用这里地势险峻、山崖陡峭、河流湍急、碉楼坚固、易守难攻、交通闭塞等特点，将国民党残匪集中到这一地区，妄图建立所谓“陆上台湾”，作为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

到1952年底、1953年初，甘孜州即原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局势已基本稳定，各县的人民政权也初步建立起来，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取得了巨大成绩。解放军已胜利到达拉萨，并进驻边境地区。这时，西南局做出决定，天宝在西康省的党、政、军一切职务不予变动，依然要关心和领导藏族自治区的工作，但他本人调往四川省阿坝地区，参加草地剿匪，并筹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

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指示天宝，要积极开展工作，争取苏永和，让他与国民党反动派脱离关系，站到人民政府这一边。

在残匪已被肃清，社会治安有了保证，群众生活安定，农牧业生产开始恢复发展的有利形势下，1952年12月21～29日，四川省藏族自治区首届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茂县凤仪镇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363人，列席人员173人。到会代表中藏族168人，占46.3%；汉族150人，占41.3%；羌族31人，占8.5%；回族14人，占3.9%。会议广泛吸收工人、农民、妇女、学生和工商界、文教界、宗教界人士参加。

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派代表团到会祝贺，会议听取张承武专员做的《关于茂县专区三年来施政工作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任务（草案）的报告》；并做出了《关于本区三年来施政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决议》和《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的决议》，通过了给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致敬电。会议还举行了向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的授奖仪式，通过建立“中苏友协分会”和“四川省藏族自治区抗美援朝分会”的决定，订立了调解遗留纠纷办法和民族团结公约。

通过充分的民主协商，会议选举天宝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张承武、索观瀛、华尔功赤烈、苏新为副主席，并由42名委员组成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以天宝、任明道、贡唐喇嘛等59人组成协商委员会。会议期间，各族代表提出提案86件，评功授奖228件。

会议通过决议，正式将茂县专区专员公署更名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1953年，将靖化县更名为大金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建立汶川、理县、茂县、松潘、南坪、大金、小金、芦花和阿坝几个县的人民政府；同时建立绰斯甲、若尔盖、包座行政委员会和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事处4个相当于县级的临时机构，1个直属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的壤塘工作委员会。自治区共有区级政权机构36个，乡级政权机构154个，其中民族乡7个、过渡性乡级行政委员会29个。

1953年5月，在天宝主持下，举行自治区草地土司、头人联谊会，到会者有285人。与会者就民族团结、社会治安、政权建设、发展生产等问题进行协商，并做出相应的决议。

1955年12月25～31日，阿坝藏族自治州第一届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在刷经寺举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和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将原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更名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几经调整，现全州共辖13个县、59个区、285个乡（镇）。

1952年12月至1955年12月，天宝任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12月至1963年7月，连续三次当选为阿坝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州长。与此同时，天宝仍然担负着甘孜州州长。他成为全国唯一一位同时担任两个州州长的民族干部。

年近九旬的天宝回顾两州的工作时，满怀深情地说：1952年成立甘孜州，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同年又建立阿坝州。我在这两个州都工作过，与两州人民有密切联系。能为故乡人民做一点事，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幸福。

天宝又说：我这两个州，都有点名不符实。当初都叫“自治区”，称作“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和“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以后，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规定，改为自治州。为什么叫“甘孜藏族自治州”？因为当时有个西康省，曾考虑把省府从雅安迁到康定，自治州政府迁到甘孜。阿坝州也是这样。成立时在茂县，也曾计划把州府迁到阿坝，但后来又迁到马尔康。马尔康是我的家，但与这个没有一点关系。大家认为马尔康地理环境好，经上级批准，就搬到那里了。马尔康在一条狭窄的河谷里，我看发展前途不大；阿坝县地势开阔，发展前景大，与青海藏区的联系也很密切。天宝说：时间过得真快，就这样，名不符实，研究来，研究去，几十年就过去了。我也老了，管不了啦。以后名称改不改，怎样改？让年轻的同志去决定吧！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有能力，更有智慧。天宝又说：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内容，是实质。要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好，让各民族同胞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在建立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之后，又先后建立了青海省黄南、海南、海北、海西、果洛、玉树，甘肃省甘南和云南省迪庆八个藏族自治州，甘肃天祝和四川省木里两个藏族自治县，一共是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自治县。

江东与江西藏区紧密相连，这些自治地方的建立，为西藏提供了示范，促进和推动了西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