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成立不久，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经历了艰难的历程。“文革”，对于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来说，都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大浩劫。

原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谈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的李维汉，在纪念西藏和平解放30周年时，于1981年5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的长文，满怀深情地回顾了30年来西藏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正如文章的题目所揭示的那样，论述了“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

在回顾十年动乱这一特殊时期的历程时，痛定思痛，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做了认真的总结。他说：

在十年浩劫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左”的错误发展到了极点。其主要表现如：（一）搞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伤害和牵连了大量的干部和群众。（二）在人民公社化和学大寨运动中，不顾西藏实际情况，要求过急，并照搬追求大、公、平均主义、穷过渡、割尾巴、单一搞粮食、硬性推行多种冬小麦、少种青稞，以及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等一套做法，严重束缚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西藏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使群众生活遭到困难。（三）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遭到诋毁和否定。民族区域自治流于形式。群众的宗教活动被禁止，绝大多数寺庙被拆毁，重要文物大量散失、破坏。爱国上层人士受到迫害。（四）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多，效益差，甚至搞无米之炊，造成巨大浪费。所有这些都使西藏人民遭受了苦难，给汉、藏之间的民族关系造成严重创伤。这种种“左”的做法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甚至在三中全会后，在一段时期内，也还没有根本转变。当然，在这十几年中，西藏的党政军和广大干部还是做了许多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的大多数是忠心耿耿，为西藏人民服务的。这是不可磨灭、不容抹煞的。只是由于指导思想“左”的错误，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他们的辛劳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

建国以后我们党在西藏工作中，在民族工作中，都实行了一套合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政策，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子。但是，后来遭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和否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大破坏。1670749

国家民委主持编纂的《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对民族工作的干扰和破坏时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等就打着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幌子，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取得的成就。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陈伯达、江青在全会小组会上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刀，声称要“炮打统战部”。从此，中央统战部就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司令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都被扣上了“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林彪、江青及其在各地的追随者大肆诬蔑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是“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的复辟部”；广大民族工作干部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受了残酷的打击、迫害；各级民族工作机构，实际上都被撤销。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把五十年代后期在民族工作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左”的错误进一步推向极端，把民族问题完全混同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根本否认社会主义时期还有民族问题存在。从而使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其他各项特殊政策遭到严重践踏。

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任意侵犯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诬蔑一些少数民族是所谓“黑线”制造的“假民族”，诬蔑民族区域自治是“搞分裂”、“搞独立王国”。在他们的极“左”路线支配下，有的地方竟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任意撤销一些民族自治地方。

书中同时指出：

他们扼杀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不仅民族学院多数被迫停办，而且各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中、小学也大多停办或改为普通学校，所有大中小学都一度停了课。

他们诬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是“保护落后”，蛮横禁止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甚至把大批寺庙和宗教设施加以毁坏、关闭或改作他用。对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生产生活的特殊需要，则当作“四旧”加以横扫，甚至强迫少数民族改变其风俗习惯。

对于少数民族中的上层爱国人士，则统统被当作“牛鬼蛇神”予以打击，其中有些人含冤而死。

总之，十年动乱期间，一整套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如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民族教育和培养民族干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政策等，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670750

西藏与全国的民族地区一样，不但遭到严重破坏，而且是重灾区，造成的损失更为巨大。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也遭到严重破坏，自治区人民政府被撤销，成立“革命委员会”，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从内容到形式，民族自治机关被撤销。

即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周总理依然关怀着西藏的工作，惦记着西藏人民的疾苦。1975年8月，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对西藏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197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中央派出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西藏祝贺。代表团带来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西藏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慰问，也带来了周总理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华国锋对任荣、阿沛和天宝等自治区的领导同志说：离京前，他专门到医院去看望总理，总理对西藏工作十分关心，躺在病床上，做了许多重要指示。总理的指示没有文件，华国锋是口头传达的。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在《西藏人民永远怀念周总理》一文中回忆周总理当时指示说：

你们到西藏，要多鼓励在那里工作的各级干部和职工，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他们很辛苦。这几年的工作搞得不错嘛，是很有成绩的。告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使大批民族干部尽快成长起来。要搞统一，搞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团结，才能安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天宝回忆当时的情形说：9月10日，华国锋接见区党委常委，转达周总理对西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华国锋说：中央代表团离京之前，到医院去总理那里请示，当时已经是晚上12点钟了。总理对西藏人民十分关心，虽然身体不好，但仍然作了很重要的指示。华国锋将周总理的指示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委托代表团带去科教片《养蜂促农》，作为给西藏人民的节日礼物。总理嘱咐，不要讲是他个人送的。

第二，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很艰苦，这几年工作不错，去了要多加鼓励。

第三，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西藏在这个问题上是注意了的，也是有成绩的，但不能满足，这个问题在民族地区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培养干部，不仅要看数量，而且要注意质量，要把真正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提起来。

第四，领导班子要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老、中、青都要有，同时要有战斗力，要‘敢’字当头、团结战斗的班子。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政策要执行好，干部要培养好，人民要团结好，生产建设要发展好，物质生活要搞好，工作就能搞起来。

华国锋接着说：总理还交给我一部纪录片，说是他给西藏人民的节日礼物。这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关于农业科技的纪录片，片名叫《养蜂促农》。

天宝接过纪录片，双手捧着，禁不住热泪盈眶，半晌说不出话。等心情稍微平静一点，对华国锋说：“国锋同志，这里没有别人，就我们几个，我们保证遵守党的纪律，不向外透露一个字。请您说句实话，总理的身体究竟怎么样？”

这也是任荣和其他同志十分关心的事，大家立即把目光转向华国锋。华国锋沉默了一会儿，用他素有的严肃态度说：“本来中央不让对外讲，在北京、在内地，要求绝对保密。但你们远在西藏，大家又十分关心总理，我就说实话吧。”华国锋略一停顿，怀着沉痛的心情，低声说：“总理的身体很不好，癌细胞已经扩散。动了几次手术，手术是成功的，效果也不错，但病情很难控制。”任荣和天宝都沉默不语。华国锋继续说：“总理对西藏工作十分关心，对西藏人民怀着深厚感情。总理多次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到西藏来。总理好像有很多话要对藏族同胞讲，我也想尽可能聆听总理的指示，但总理的身体十分虚弱，我传达的那些话，总理断断续续讲了几次才讲完。医务人员要治疗，一再暗示我们快离开。我们只好向总理告辞。请他多保重。”华国锋又说：“我们走到病房门口，护士把我叫回去，说总理好像还有话要说。我又走到总理身边，总理吃力地抬起枯瘦的手，对我说：‘告诉西藏同志，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祝愿西藏一天天好起来！’说完放下手，疲倦地闭上了眼睛。护士赶紧挥手，让我离开。”

天宝清楚地看到，说到这里，华国锋的眼里噙着泪花。而他自己则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天宝说，当小喇嘛、当战士出身的他，什么样的苦都受过，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也不是爱哭，爱动感情的人。但听了华国锋的话，实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天宝说：这是周总理对西藏工作最后一次指示。他认为，总理指示，“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政策要执行好，干部要培养好，人民要团结好，生产建设要发展好，物质生活要搞好，工作就能搞起来。”这“五好”，具有长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只要遵照总理指示，把这五件事搞好，西藏就有希望，就一定能像期望的那样，把西藏的事情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