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成立不久，便发生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泛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遭受了苦难。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终于结束了给中国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十年动乱。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民族工作方面，重新肯定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巩固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建设中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1978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并批准任命杨静仁为主任。1979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恢复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兼任主任委员。各地各级民族事务委员会及其他民族工作机构也陆续恢复。同时，中央任命乌兰夫为中央统战部部长，主管统战民族工作。

在恢复民族工作机构的同时，中央在重申民族政策、进行拨乱反正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979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撤销了1964年对李维汉的所谓“长期以来在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坚持一条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向资产阶级和封建农奴主投降，严重地损害了党的事业”的指责，并明确指出，给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扣上“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应一律推倒。

中共中央的这一措施，使广大民族工作者卸掉了思想包袱，为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政策的罪行，在民族工作方面拨乱反正，扫清了障碍。

1979年4月，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对于民族工作方面的拨乱反正，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祖国边防，搞好边防建设，为实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提供一个政治上安定团结的环境。由于中国边疆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要巩固边防，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做好民族工作。因此，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讨论新的历史时期的民族工作任务。在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除针对林彪、“四人帮”对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破坏而重申了一系列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外，着重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的实践，总结了四条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都必须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二，必须坚持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观点。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时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民族工作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必须重视民族问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

第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民族观点，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各民族人民大团结。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加速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基本保证。

第四，必须坚持国家帮助和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方针，加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经验证明，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靠当地各族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同时国家必须采取积极扶持、重点照顾的政策，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是国家在民族工作方面的重大任务。

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乌兰夫的报告，要求全党全军必须十分重视民族工作，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结合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乌兰夫的报告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系统地重申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工作方面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文件。

1980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关键的时刻。无论就全国的局势来讲，还是就西藏和其他藏区来讲，乃至整个民族工作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

这一情况再一次生动有力地表明：历史早已把我国各族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历史命运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在民族工作方面，新年伊始，就有一个好的兆头。中央决定公开发表周总理1957年8月4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借以推动当前的民族工作。元旦那天，国家民委举行新年茶话会，在京的各民族代表400多人出席会议。乌兰夫、李维汉、阿沛、班禅等领导人都讲了话。这也是李维汉同志被“解放”以后，中央统战部的两位新老部长同时公开露面。乌兰夫要求各族人民和民族工作者认真学习周总理讲话，为积极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为建设祖国边疆做出新贡献。

1月7日，阿沛就公开发表周总理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阿沛说：“这个讲话，是我们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发表，对于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加强民族工作，促进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搞四化，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五中全会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上增选胡耀邦、赵紫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

新的书记处成立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讨论西藏工作；第二件事是讨论北京市的工作，并做出四项重要决定。北京是首都，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是人民共和国的心脏，是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关系全局，影响巨大；但在工作顺序上，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把西藏工作放在第一位。

经中央批准，由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的西藏工作座谈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了。

3月14日至15日，会议共举行两天，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西藏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前经过充分的准备，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最后形成《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7日，经中央批准，作为中央正式文件，转发有关省和自治区，参照执行。

中共中央在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里，首先指出西藏所处的重要的战略地位，接着指出：“西藏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条件都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民族自治区。藏族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西藏人民在历史上，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同时充分肯定了自解放以来西藏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近30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区藏汉等各族广大党员、干部、驻藏解放军，发动和组织藏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群众，团结藏族爱国民主人士，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取得了很大成绩，作出了很大贡献。”

《通知》也严肃地指出：“但也应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严重破坏，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遭受了苦难。中央对于西藏各族同胞表示亲切的关怀和慰问。”

《通知》还澄清了一个长期模糊不清的理论问题，指出：

各民族的存在，多数是千百年来历史形成的，在今后很长时间也将继续存在。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时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指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垄断集团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广大黑人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毛主席这个论断，完全不能适用于我国解放后的民族关系），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如果进藏干部和解放军在帮助藏族人民完成社会改革以后，以“恩人”和当然的“领导者”自居，不努力培养本地干部并帮助他们真正当家作主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即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祖国各民族的民主平等的团结统一），轻率地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说成是阶级斗争，那么我们就不但不能加强民族团结，而且必然要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所有进藏同志都必须充分了解，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

这一论述十分重要，不但在指导西藏工作方面，而且在指导全国民族工作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这对于逐步实现藏汉各族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事实上的平等、进一步密切党和藏族人民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胜利地进行国防斗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通知》针对西藏的特殊情况，总结过去的经验，提出了指导今后西藏工作的八项方针。

《通知》特别强调了加强民族团结、做好民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中央郑重指出，巩固汉族同藏族、维族、蒙族和其他边疆以及内地的各少数民族的团结，改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包括宗教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之间又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族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我们建国已经30多年了，加以目前国际形势复杂，我们如再不抓紧时间迅速大力改善民族关系，就将犯极大的错误，全党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有统一的充分的认识。”

《通知》最后指出：“中央认为，本通知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全国其他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县。由于各民族自治地方又各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各项具体内容，只供参考。”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它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指导，密切结合西藏的实际，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第一次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地指出了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把西藏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