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改革直接关系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和类型，也影响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程度。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首次从行政体制改革中分离出来，作为与其并列的内容，这充分说明事业单位改革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社会事业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和企业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落后于行政体制和政府改革。究其原因，理论研究滞后于改革实践，从而导致政策共识和改革共识不足，这是改革缓慢和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体制和企业改革基本达成共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也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建立股份制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企业改革的方向，通过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让企业家在企业内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经济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些价值判断标准和规范建议，这些也成为决策者制定经济改革政策的基础。

与经济学同行相比，公共管理学者对于事业单位改革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化，甚至没有形成描述社会事业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的概念工具，更谈不上提出可以获得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设，也远远没有形成足以指导改革实践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公共管理学科一直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只注重政策建议和价值判断，缺乏严格科学的推理和系统的经验验证，这些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推动社会事业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的研究，本书从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开始，试图恢复赫伯特·西蒙（Simon，1997a）有关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传统（administrative science），尤其是他关于组织理论的研究，借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Ostrom，2007）有关社会生态系统（social ecology system）分析的诊断路径（diagnosis approach），探索建构“本体论框架”（ontological framework）——“诊断”（diagnosis）——“政策建议”（policy suggestions）方法论的尝试。而将这一方法论用于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研究，首先需要提出本体论框架，即能够对社会事业的体制逻辑和事业单位的组织逻辑有较为清晰的认识。限于篇幅，我们将重点讨论组织逻辑问题，这是分类改革的基础。基于这一框架，根据对于现实问题的诊断，我们得出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要从强制分类向自愿选择转变，最为关键的是为事业单位改革提供较好的制度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