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一般说是从北宋变文被禁止后紧接着出现的变文的继承者，《香山宝卷》（又名《观世音菩萨本愿真经》）被称做最早的宝卷（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此限于篇幅，不做争鸣考辨）。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变文，郑振铎先生称为“佛曲”。变文和佛教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由变文变化继承而来的宝卷，当然也和佛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宝卷文学作品，一般是没有作者名字的，有些作品水平非常高，似经过了一些文人在民间传说神话或者小说戏曲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形式改编而成；有些作品则比较粗疏，应是粗通文墨的“念卷”“唱卷”“宣卷”先生，根据自己所听所读所看到民间普遍流传的故事编造而成。宝卷文学作品，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虽然不能够登上大雅之堂，像戏曲一样在舞台上公开演唱（但变文在唐五代北宋初期的“俗讲”、“说经”、“说因果”、“说参请”等则是在公开的场合进行演唱的，这应是和“宣讲经文”一脉相承而来，实是一种“讲经文”俗讲的变异形态），但其中的内容和情节较为曲折复杂，能够抓住普通民众的心理，用通俗的本地方言宣讲给大众听，“与社戏可称为民间娱乐之双璧，俗文学的奇花”1679102。但是宝卷的宣卷者只有一人，或有和卷者二三人，比戏剧表演简单得多，其意识形态思想，仍是以佛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的思想，即“劝人为善”的思想，为其主旨。因为它来自“变文”，尽管佛教团体不把它的宣唱作为自己一个宣讲教义、广大佛门的组成部分来对待，但它往往以佛教的名义在普通民众间进行宣唱。它的卷本，也往往带有“佛说”的字样；它的宣唱，也正是“变文”之“俗讲”、“说经”、“说因果”、“说参请”形式之继续，是在此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

宝卷在其延续变文的生命、继续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既受到了话本、小说、诸宫调、戏曲等俗文学同类的影响，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所以宝卷作品中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民间神话、民间传说、小说戏曲故事穿插其中，并杂糅有儒佛道三教合一及各种民间秘密宗教意识和思想。其文本形式结构为韵散相间，其表演为说白和念唱交替，其表演场合从原先的庙会、公开的娱乐场所逐渐向佛教的庵堂、家庭供神的明间、普通人家的院落转移。宝卷之所以能够一直延续千年而仍不息传递，有着两个重要的根本的原因，一是它受到普通民众的信赖，成为了普通民众了解外部世界，了解人生信念哲理，寄托未来希望和理想的一块性灵或心灵的园地；二是它受到普通民众的喜爱，其演出方式与卷本内容所具有的魅力和吸引力，如乐器的伴奏、宣唱人员通俗的本地语言的宣讲、表演形象的生动、抒情曲调的悠扬婉转、卷本故事内容情节的曲折等，都成为它备受普通民众喜爱的原因。这两个导致宝卷延续的重要的、根本的原因，涉及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两个方面，即除了必需的衣食住行之外，最受人们关注的应是在精神世界里谁或者什么能够给予他们一种心灵自我安慰和感官的愉悦。在视听传播并不发达的古代，这种方便的、随意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紧随在其身边的宝卷、鼓词等活跃的民间俗文学形式的说唱曲艺活动，正好填补了普通民众心灵世界追求的一块空白。

宝卷名称是表演方式和卷本名称的统一结合体，宝卷的表演被称作“宣卷”、“念卷”、“唱卷”，宝卷的卷本名称被称作“某某卷”、“某某宝卷”，也有其他非正规的名称，如《中国宝卷总目》前言中所谈到的“宝经”、“宝忏”等。

宝卷的宣唱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习俗和民间说唱文化艺术形式存在的，它有别于其他民间文化艺术相对保守封闭的传承发展习俗，在表演形式和手法上兼收并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既有民间说书说唱艺术的特征，又有戏曲和宗教诵经的印痕。

相关学者对宝卷的发现和研究，是从敦煌变文的发现开始的。1900年敦煌藏经洞大量唐五代经卷文献的发现，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和重视，当时在俗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大重点突破和收获，就是发现了变文。学者们一致认为，变文是对中国文学发展做过巨大贡献的一种新文体，这种新的文体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某些断层连接了起来。在研究变文的发展源流时，也逐渐涉及对宝卷的研究。随着宝卷研究的逐渐深入，其学术价值也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一些学者开始了大量搜集、研究宝卷的工作，在国内有郑振铎、俞平伯、胡适、孙楷第等一些知名学者，在国外则有日本的泽田瑞穗、仓田淳之助等。正是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积极参与，宝卷这种原本在学术界鲜为人知的俗文学说唱文学文体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和俗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镇。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提到了“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子孙”1679103。在这里，他谈到了宝卷和变文的接续连接。北宋时期，原来集中于寺院、庙会中的说唱文艺形式大部分转移到勾栏瓦肆中演唱，但佛教寺院中仍保存有由变文敷衍而来的文体——俗讲。北宋王 的《道山清话》中也记载有京师汴梁慈云寺昙云讲师作俗讲的情况：“每为人诵梵经及讲说因缘，都人甚信之，病家往往延致。”1679104这里说明了当时请僧侣到家中诵经和讲说因缘，已成为普通民众消灾祈福的一种信仰活动。

目前国内现存的较早的宝卷，除前面提到的《香山宝卷》外，还有北元宣光三年（1373）蒙古脱脱氏抄写施舍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

明代前期是佛教世俗宝卷发展时期，流传的宝卷底本沿袭佛教俗讲传统，分为讲经和说因缘故事两大类。目前明代前期留存的宝卷极少，从文献记载和现存宝卷来看，前者有《金刚科仪宝卷》、《金刚宝卷》、《心经卷》、《法华卷》等，后者有《目连宝卷》、《香山宝卷》、《刘香女卷》等。它们都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其形式也继承俗讲韵白相间的传统，唱词主要是五、七言诗赞体，文体形式上分“品”或“分”，基本上每“品”、“分”都相随有曲牌出现。

明代中叶以后直到清康熙年间是民间宗教宝卷发展时期。演唱宝卷被称作“宣卷”。明成化、正德年间，罗清（又名梦鸿，1442～1527）创立了无为教（又称罗教），编撰《苦功悟道卷》（一册）、《叹世无为卷》（一册）、《破邪显证钥匙卷》（二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一册）、《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一册）五部宝卷，简称“五部六册”。此后新兴的民间宗教纷纷创立，均以宝卷为布道书。这些民间宗教宝卷多数是宣讲教义、宣讲修持方式和宗教活动仪规，也有一些是改编的神道故事和民间传说故事，如《贤良宝卷》、《梁山伯宝卷》、《沉香子宝卷》、《佛祖阎君宝卷》等。有的教派参加了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在宝卷中也有反映，如明末龙天教的《家谱宝卷》，清初大成教的《定劫经》（《佛说定劫宝卷》）。这些新兴的民间宗教多依称佛教，它们的宝卷也模仿佛经，开头有“举香赞”、“开经偈”等，结尾有“十报恩”、“回向文”，正文以“品”或“分”划分段落。唱词主要用七字句或十字句及当时流行的俗曲曲调。每品一曲，常见的俗曲曲牌有【驻云飞】、【清江引】、【耍孩儿】、【锁南枝】、【挂金锁】、【皂罗袍】、【山坡羊】等。其印刷装帧也模仿佛经，大字经折装，外套经函。明代有些教团得到后妃、太监、贵族大臣的支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此类宝卷，以万历至清初的经折装木刻本为多，装帧精美华丽，有函套。这些卷本多由明代或清初皇宫内经厂刻制印刷，此时期的手抄卷本极其少见。

清康熙以后，宝卷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由于清政府严厉取缔、镇压各地民间宗教，追索他们使用的宝卷和经卷，民间宗教宝卷的发展受到遏制。各地民间教团在秘密布道活动中虽仍保留宣卷的仪式，编了一些宝卷和其他布道书，但主要还是袭用和改编、重抄前期民间宗教的经卷。

另一方面，自康熙年间开始，宣卷活动在南北各地民间变得十分普遍，成为集民众信仰、教化为一体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南方浙江的靖江一带，北方山西的介休一带，西北甘肃的酒泉、武威的河西走廊一带，成为宝卷在当时民间盛行流传的三个主要区域。这三个地区由于它们宝卷传承流传的特殊历史、地理环境渊源，从卷本内容形式宣唱仪式、宣唱唱腔等都逐渐形成了具有各自地方特点的不同的风格模式。

这一时期的宝卷，除了一些用于信仰活动的祝祷仪式宝卷和劝世文宝卷外，绝大部分是文学故事宝卷，包括神道故事、民间传说故事、俗文学传统故事和时事传闻故事等。另外还有一些源于民歌俗曲的“小卷”，其形式不再分“品”，唱词主要是七字句或十字句的诗赞体，曲牌使用很少，即使使用，也多用【五更调】一种曲牌。

这一时期的宝卷，在介休、酒泉、武威一带流传的基本上属于民间的手抄本，而在靖江一带流传的则是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善书局和印书局经整理后所出版的石印本，后者作为普通读物，流通范围更广。

清末民初是宝卷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山西介休一带，宣卷成为主要的民间说唱文艺形式和活动。宣卷结合民众祈福消灾的信仰活动，在民众家中或尼姑庵堂时常可以见到。新中国成立后，介休地区的宣卷主体人员（尼姑）除少数尼庵保留外，多被遣散回家务农或择业，其他宣卷人员如村中的善人等的宣唱也被禁止。“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从那些破旧的尼庵中搜出尼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宣卷用的经折装本和方册本的手抄宝卷，后被送往介休博物馆收藏1679105。20世纪80年代以后，宝卷宣唱又开始恢复进行，今天在介休绵山脚下还能够看到兴地村马勇等一批善人或称为居士的在唱“空王佛宝卷”，但这和此地的尼姑们从明清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宣唱的宝卷形式和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分别属于介休地区两个完全不同的宝卷宣唱仪式传承系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大宝卷宣唱区域除介休外，其他两个宣唱区域的宣唱活动虽也逐渐衰微，但并没有绝迹，往往是用旧卷形式填上新的内容来进行宣唱活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靖江和酒泉、武威一带河西走廊的宝卷抄卷和宣唱活动又开始在民间兴盛起来。关于这两个地区宝卷的研究，靖江地区先后出版了《靖江宝卷》圣卷选本、《靖江宝卷》草卷选本，并摄制了录像，向全国发行。200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陆永峰、车锡伦著的《靖江宝卷研究》，则将靖江宝卷的研究推上了一个高潮。西北地区酒泉、武威一带河西走廊的宝卷则也被称为“河西宝卷”，在经过兰州大学中文系师生的收集整理研究后，根据搜集到的200余种手抄卷本先后出版了《河西宝卷选》、《酒泉宝卷》、《河西宝卷真本》等。随着近年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申报和保护的进程，“河西宝卷”已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务院于2006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在卷一“民间文学”中列有“河西宝卷”的名称1679106。这对于这种流传了千年的宝卷说唱文学曲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福音。

介休宝卷的研究比较靖江宝卷和酒泉、武威一带河西走廊的宝卷研究来说，相对滞后。车锡伦先生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次来到山西介休，对这里的宝卷作过初步的研究。但由于所见卷本种类偏少和所停留时间的短暂，以及采访范围狭窄的局限，他所做的调查仅限于绵山脚下《空王佛宝卷》的一些宣唱情况，发表的《介休宝卷宣卷唱卷调查》也仅涉及此内容而没有真正弄清楚介休宝卷宣唱的主体人员构成和介休宝卷的主体卷本内容的情况。

介休宝卷说唱文学曲种在其流传的过程中，显示出以下两个特点。

从宝卷的卷本方面来说，我们搜集到的卷本基本涵盖了其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有明代前期、中期、后期和清代初期、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的各个时期的卷本和代表作品。其卷本的大宗是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的大批方册抄本，这批抄本的内容涉及民间传说故事、戏曲小说改编故事、时事新闻改编故事等，蕴涵着丰富的当地民情风俗和方言俗语。这批宝卷抄本的内容是本书讨论和研究的主体文学内容，尤其是时事新闻改编的故事，如《新刻烈女宝卷》，其中既有代表民众思想的民间艺人对清代贪官污吏的痛恨与抨击，也有对中央政府和监察部门惩治贪官污吏所采取果断行动的歌颂，表达出人民的愿望和理想，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民性。

从宝卷的宣唱仪式和宣卷人员构成方面，我们本次的调查采访工作应该说是在目前的中国宝卷研究中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自《金瓶梅词话》中大量描写尼姑在商人家庭中宣卷的情况伊始，及至民国以来，众多学者们做了大量的考证调查工作，也撰写了不少论文，但都没有涉及其内容的来源地。在我们本次的调查过程中，确认了介休宝卷的宣卷方式在民国以前最主要的就是尼姑群体在本地的宣卷活动，这个活动和晋商家眷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在介休来说，本地的商业兴旺发达促使大批介休经商人员长年累月地奔波在外，相对忽视了家庭责任，而这种情况却正好为本地尼姑文化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和条件。她们利用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有利的社会地位，频繁地奔波于尼姑庵所和商人家庭之间，使商人家眷找到了一种向社会发泄的场所和抚慰精神的地方，并利用和尼姑文化群体的来往和接触，了解了外部社会生活情况。在家庭和庵所说唱活动中，她（他）们的思想得到升华，精神得到抚慰，理想得到寄托，素质得到了提高，度过了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也正因为如此，尼姑文化群体获得了被供养和融入商业主流社会妇女人群的机会。而在介休，这两种文化群体交往的最主要媒介就是宝卷文学的说唱活动。因此，我们认为，本次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活动，不仅为《金瓶梅词话》中尼姑宣卷事实和来源地找到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同时也为国内晋商研究中的晋商家眷文化群体思想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介休宝卷宣卷人员的构成和宝卷宣唱仪式也涉及了在介休围绕着绵山地区至今仍在流传着的《空王佛宝卷》的宣唱活动，这实际上是一种本地的祈雨文化和佛教文化互相结合的产物，产生渊源已久。当然，我们认为，这是宝卷宣唱活动在介休特殊区域形成的一种特殊仪式和特殊活动。

除此之外，进入民国后，介休农村里识字的先生和认字的居士也参加到宣卷人员的行列，这对于卷本内容的教化思想的扩延以及传播的广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介休宝卷说唱文学曲种的受众人员构成问题应该这样去理解，即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场合，其构成会有所不同。本文对这一点也虽略有涉及，但未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了一些宝卷研究中至今还悬而未决的许多问题，还须做进一步的搜集资料和调查采访工作，才能够对于这个问题找出一个较为恰当的、合适的答案。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山西大学文学院古典文学研究所就展开了对山西介休宝卷卷本的搜集、对宣唱人员的采访录音工作。2003年，自教育部专项任务《山西介休张兰地区宝卷文学调查报告》项目被批准以来，这个工作就进入了实质性的总结成果、分析研究阶段。经过数年来资料的进一步搜集补充，调查的进一步细致深入，我们基本上弄清楚了山西介休地区的介休宝卷说唱文学的传播历史、方式、原因，传播主体人员、受众人员，以及卷本的种类、形式、内容等情况。本书就是在调查采访的基础上综合各种搜集到的资料和采访录音，并经过整理和分析研究撰写而成的。由于本书是首次对介休宝卷说唱文学现象所进行的较为全面完整的揭示和研究，难免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也希望国内外宝卷说唱文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给予补充和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