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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一直以张兰文物市场和太原南宫文物市场两个市场为中心进行介休宝卷卷本的搜集，此外也注意在走访过程中向宣卷人搜集卷本。在张兰地区、介休县城周围和介休其他地区走访调查中，我们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原先介休乡村城镇中曾有着许多的宝卷宣卷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已离世，而那些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宝卷卷本，大多数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在“文革”中被焚毁。当时藏匿起来，保存流传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宝卷卷本，则成为极少数，当然也极为罕见。这些数量极少的宝卷卷本也多流向张兰文物市场或太原南宫文物市场。张兰文物市场是国内北方比较著名的文物市场之一，介休宝卷的卷本又从这里流向太原南宫文物市场或全国。张兰文物市场和太原南宫文物市场都是以星期六、日两天为最热闹最集中的时间，这两天，张兰本地走街串巷的售卖文物者，以及省内其他地区的售卖文物者来到这两个市场汇合售卖交换物品，搜集文物或进行收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也来到这里“淘宝”。我们在这两个文物市场搜集到了一大批介休地区抄写、刻印的宝卷卷本，每当我们问起卖家是哪里人时，他们都会说是“介休咱（张）兰的”，至于宝卷的出处，他们一般也说是从张兰及其附近的村落里搜集到的。
介休宝卷卷本的成规模搜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共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57年，原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考古所所长，国内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文物鉴定家、介休人张颔研究员从收藏喜好和研究的角度对介休宝卷卷本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并把搜集的情况和初步研究的成果，撰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1957年山西文艺月刊社编辑的刊物《火花》第3期上，文章的题目是《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张颔先生的这篇文章非常有价值，虽然是从民间文学的角度谈介休宝卷，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革”前，敢于和能够涉及宝卷这种民间宗教卷本的人或者文章是非常少的，也许在当时仅此一篇。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也谈到过“宝卷”，但此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重版印刷。张颔先生在文章中谈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介休本地宝卷宣唱的情况，其中包括宣卷人和听卷人的构成、宣唱的简单仪式。使人非常信服的是他本人小的时候就经常去听宝卷的宣唱，对于受众的反应、唱卷宣唱情况，介绍得也非常详细。他新中国成立后在太原工作，回到家乡后对家乡的这种民间曲艺娱乐活动由于小的时候接受过熏染，所以很感兴趣，就开始有意无意地进行搜集，有些是别人送给他的，有些是自己有目的地搜集的。这样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一共搜集到31种。我们在文章里也可看到他当时所搜集的宝卷卷本名称，这个信息之可贵之处在于这些卷本或名称，在当时还能够看得到，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逐渐消失的。现录文章中提到的卷本如下：
1.《琵琶宝卷》。
2.《扇子记宝卷》。
3.《洗衣宝卷》。
4.《颜查散宝卷》。
5.《慈云宝卷》（又名《慈云走国宝卷》）。
6.《牙痕记宝卷》（又名《三元记宝卷》）。
7.《金锁记宝卷》。
8.《秦雪梅宝卷》。
9.《玉美人宝卷》。
10.《空望佛宝卷》。
11.《白蛇宝卷》。
12.《玉鸳鸯宝卷》。
13.《水湿红袍宝卷》。
14.《红灯记宝卷》（又名《爱玉挂红灯宝卷》）。
15.《二度梅宝卷》。
16.《滚钉板宝卷》。
17.《白马宝卷》。
18.《王员外休妻宝卷》。
19.《蜜蜂记宝卷》。
20.《白玉楼讨饭宝卷》。
21.《双喜宝卷》。
22.《黄氏女看经宝卷》。
23.《手巾宝卷》。
24.《沉香子宝卷》。
25.《红罗宝卷》。
26.《香罗宝卷》。
27.《忠义宝卷》。
28.《双钗记宝卷》。
29.《八宝珠宝卷》。
30.《目连救母宝卷》。
31.《莲花盏宝卷》。
关于这31种宝卷卷本的下落，我们在2005年8月与张颔先生讨论宝卷问题时曾经谈起过。张颔先生说，那批资料当时就给了北京的一个朋友，80年代后期，再问及那批卷本是否还保存着，朋友则说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已经散失殆尽了。非常遗憾，这批介休宝卷唱本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及旧书销售网上见到过。
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注意到介休宝卷的问题，先后在张兰文物市场和太原南宫文物市场搜集到的宝卷是张兰本地人或长期在张兰文物市场售卖古玩的销售者所售卖的。在搜集过程中充满了甜酸苦辣，但总的来说，我们从中获得的喜悦多于遗憾，收获多于期待。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搜集到的四种介休地区刻印抄写的明清珍贵孤本宝卷卷本，这些都发生在那两个文物市场。
记得是2001年夏日的一个早晨，我早早来到太原南宫文物市场，开始在那些杂乱的摊位间边走边寻觅。一直到了太阳已经升了起来，大约是8点钟左右，去市场旁边的小饭馆吃了早点后，又开始在人群中闲逛。那是平遥和介休张兰来的一批摊主，张兰的那些人一般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但是那方言和平遥的截然不同，一听就是地道的“张兰人”。我在一个“张兰人”的摊位前走过时，看到一堆破旧的线装书杂乱地摆着。我已经走得累了，就停下来翻阅那堆线装书，有一册小32开没有封皮但有封底的线装书引起了我的注意。书的第一页边题“烈女宝卷”，我想，如果纯粹是讲述烈女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大的价值，但第一页一行字引起了我的兴趣，上写着：“话说国朝道光年间山西太原府榆次县城南有一地方名叫双村……”这可是一行非同小可的文字，涉及道光年间，山西太原府榆次县，这属于当时人写当时事的时事宝卷范畴，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宝卷。敦煌写本中有“张义潮变文”，“盖系僧徒宣唱时事以颂军府之功者也”。
另一次是2002年8月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我们前一天就在张兰住下了，这里住宿非常便宜，是大土炕，睡四个人，一个人才要10元。头天晚上在一家小家庭饭馆吃饭时，要了一碗面，让主人多放些菜叶并加两个荷包蛋，这顿饭直到第二天早晨还未完全消化。我在蒙蒙的雨中来回走着，当天来的小摊很少，因为下雨的缘故，连物品都舍不得摆出来，有一个人在台阶上守着一个长方形盒子，还有一大包瓷器没有摆出来，看来是等着天气好转才往外摆要销售的物品。我走过去，专门看了看盒子，盒子是粗蓝布装裱的，有一个长条的红漆标签，上写着“阓仝孝义明理酬恩宝经”，是宝卷，但这个名字我是没有见过的。我要打开盒子，那摊主不让，说：“这下着雨，你要诚心买，我就打开，不诚心买，趁早走开，别把我的东西淋湿了。”我说如果东西好，我就要，盒子是六合套，专门装宝卷的，比较少见。当打开时，我看到一大一小不成比例的两个经折装宝卷卷本，大卷是上卷，其卷本封皮是桔黄缎裱的，有书签，内文手抄，非常规整，应是皇家出品物，封底是粗蓝布装裱；那个小卷是灰缎装裱，是后配上的，抄写也比较规整，封面有书签，封底是粗灰布装裱。这应是一部完整的明代手抄宝卷。我真害怕他要一个天价，便问如果我要你可能多少钱给我。“五百元！”他非常干脆地和我说，这是个对这经卷不太熟悉的摊主。我不动声色地说：“太贵了，这些东西都是迷信东西，玩玩可以，要说用处可没有什么。”他愣了一下，看见我有走的意思，就说：“老哥，说实在话，今天下雨，我赔本卖了，告诉你，我从张兰一家收还花了200元钱呢。”“250元。”我赶紧补了一句，他也痛快，“就算我挣了50元钱罢。”他把盒子急忙塞进我的手里，好像真怕我这个在雨中唯一买他的顾客走了似的。我给了他250元钱，非常踏实地将那“宝贝”装进我的电脑包里，哼着小曲走向蒙蒙的细雨中。
还有一次是2003年4月的一个早晨，天还未亮，我们就来到张兰文物市场打着手电“淘宝”。这天是星期天，人渐渐地越来越多，我们一行在那些刚开始摆出的摊位上用眼角扫视，走了第一遍，没有发现什么我们感兴趣的物品，然后就开始第二遍更加仔细地搜寻。这一次，我们发现有一个摊位的边上刚刚摆出来些经折装的残片，有些连着封面和底部的硬纸板，有些则没有。我们走过去，随意地翻着那堆残片，突然，一个底部带着硬纸板的残片上面刻着的一行字引起我的注意，那行字是“金阙化身玄元上帝宝卷下卷终”。我心里一阵喜悦，因为这是明末清初一部只有日本某大学才藏有上卷的宝卷孤本。我再仔细看了一下那名字，确实没错，这样我又开始翻阅那整堆的残片，结果发现了这部宝卷的下卷就在这堆残片中，保存相对独立完整。这堆残片中还有嘉靖、万历年间的其他几部宝卷残片。我很高兴，但又不敢流露出来，待一会来吧，又怕被别人“淘走”。我抬头看了看那位小摊主，原来是认识的，他是张兰人，经常和我们打交道的。我假装随意地问了一句，这堆废经片一起买多少钱，那人以为我是随便问的，不会买，就说：“这堆废经片三千元，我从主家拿就很贵的。”我一听，就赶忙将话接住，说：“太贵了，这经片又不完整，而且都是大路货，像其中‘五部六册’等到处都有。”我腿准备迈开的当儿，那摊主赶忙说：“如果你诚心要，你说个价钱，如合适，就开个张。”我一看有门，就想都没想说了句：“你也不要还价了，我给你个实在价钱，九百元！”那摊主害怕我走了就碰不到我这样的大主顾，何况那是堆废经片，但还是希望我加点钱。我不答应，执意要走了，他上来拦住我说：“九百就九百吧！”终于成交了。我将钱给了那摊主，赶紧抱上那堆残破的经片到一个小角落里整理去了。确实不错，我是收到了一部完整的清康熙二十七年孤本经卷的下卷。谁会想到，在随后一个星期日的太原南宫文物市场，又有一个意外，看到了清康熙年间出版的线装本《金阙化身玄元上帝宝卷》的上卷，卷首还有插图，虽然封皮没有了，但很完整。这样，我就搜集到一部清康熙年间出版的清配本孤本上下卷《金阙化身玄元上帝宝卷》，这是在介休张兰地区发现的，能说明这个时期宝卷流行之频繁。
这些年来，我和我们课题组成员们就是这样在风雨中奔波，在甜酸苦辣中品味着收获与喜悦。
经过整理，我们这些年搜集到的属于介休地区（介休本地抄本和从此地搜集的抄本刻本）的宝卷卷名具体名称如下：
1.《阓仝孝义明理酬恩宝卷》（又名《孝义明理酬恩宝经》）。
2.《金阙化身玄天上帝宝卷》。
3.《沉香子宝卷》（又名《新刻佛说沉香太子开山救母宝卷》）。
4.《何文秀算卦宝卷》（又名《双环记宝卷》）。
5.《新抄月结宝卷》。
6.《佛说仁宗认母归源宝卷》。
7.《三元宝卷》（又名《牙痕记宝卷》、《三元记宝卷》）。
8.《仙罗帐宝卷》。
9.《黄梅宝卷》。
10.《秦雪梅吊孝宝卷》（又名《秦雪梅宝卷》）。
11.《佛说高仲举破镜重圆宝卷》。
12.《白马宝卷》。
13.《巧合奇冤宝卷》。
14.《佛说刘子忠贤良宝卷》。
15.《目连救母三世宝卷》（又名《目连救母宝卷》）。
16.《佛说牧羊宝卷》。
17.《秦雪梅教子宝卷》。
18.《鹤归楼宝卷》。
19.《金钗宝卷》。
20.《二度梅宝卷》。
21.《佛说红灯宝卷》（又名《红灯记宝卷》、《爱玉挂红灯宝卷》）。
22.《双钗宝卷》（又名《双钗记宝卷》）。
23.《佛说阴功宝卷》。
24.《黄梅五祖宝卷》。
25.《新刻烈女宝卷》（又名《赵二姑宝卷》）。
26.《幽冥宝传》（又名《目连救目幽冥宝传》）。
27.《观音济度本愿真经》（又名《观世音菩萨本行经》）。
28.《修真宝传》。
29.《麻姑宝卷》。
30.《还阳宝传》。
31.《翠花宝卷》。
32.《新抄唐王游地狱李翠连上吊宝卷》。
33.《大悲卷》。
34.《孟日红卷》（《佛说高彦真赴试孟日红寻夫葵花宝卷》）。
35.《慈云宝卷》（又名《慈云走国宝卷》）。
37.《金锁计宝卷》（又名《聚仙炉宝卷》）。
38.《大乘出谷归源还乡宝卷》。
39.《灶王真经》。
40.《金钱钥匙宝卷》。
41.《洗衣宝卷》。
42.《空望佛宝卷》。
43.《忠义宝卷》。
44.《天仙七真传》。
45.《湘子传》（又名《韩祖成仙宝传》）。
46.《黄氏宝传》（又名《黄氏女看经宝卷》）。
47.《玉环宝卷》。
48.《手巾宝卷》。
在以上所搜集到的宝卷中，与前面张颔先生所提供的宝卷名目中重复的有《洗衣宝卷》、《慈云宝卷》（又名《慈云走国宝卷》）、《牙痕记宝卷》（又名《三元记宝卷》）、《金锁计宝卷》、《秦雪梅宝卷》、《空望佛宝卷》、《红灯记宝卷》（又名《爱玉挂红灯宝卷》）、《二度梅宝卷》、《白马宝卷》、《黄氏女看经宝卷》、《沉香子宝卷》、《忠义宝卷》、《双钗记宝卷》、《目连救母宝卷》、《手巾宝卷》，凡15种。由此这48种介休宝卷中，去掉重复的15种，加上张颔先生提供的31种，我们得到的介休宝卷的名字就有64种。张颔先生曾云：“在抗战前的介休县城和周围的农村，流传着大约百十来种宝卷抄本。”我们虽然没有搜集到那么多的介休宝卷，但是在历次运动和“文革”之后，能找到48种，得知名字64种，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何况，我们还在继续搜集之中。在搜集到的以上48种介休宝卷中，除3部是明早中期至清初的介休经折装、线装本外，其余均为清乾隆至民国时期的宝卷卷本，外表形式均为方册抄本，其内容除个别是时事抄本外，均为由流行的神道故事、民间传说故事、小说戏曲故事改编而成的宝卷。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搜集到的介休地区其他卷本，即有关佛道仪式方面的宝卷都不在上面的统计中，如《日诵早课真经宝卷》、《日诵晚课真经宝卷》以及明代“五部六册”经卷等都未列入以上名目中，我们只涉及介休宝卷中有关文学宝卷的部分，不涉及其他卷本的研究。这些文学宝卷卷本虽然卷首末都有一些宣唱仪式存在，但宝卷中的主旨是其故事情节内容部分，这部分情节曲折，内容生动，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保留本地方言，尤其是其中的时事文学宝卷，则是当时民间艺人根据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对当时发生在晋中一带的重大事件所进行编撰的口头作品。除了内容、文字语言贴近百姓生活，对民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真实的思想，也折射着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心声和愿望理想，如《赵二姑宝卷》就是这样。
根据我们搜集到的卷本、张颔先生文章中谈到的情况，以及在介休本地进行采访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山西介休地区的宝卷的传播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宝卷渊源于唐代佛教僧徒的俗讲，俗讲的底本就是讲经文，其始初目的是为了更通俗地传播佛教教义。俗讲的过程中逐渐地加进了一些世俗的故事并增强了故事情节的渲染，这样俗讲的底本讲经文也就被称做“变文”，变文往往和变相（即画在画布上的图画）互相配合着来进行宣讲。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变文的宣讲和宣唱是同一义，因为在唐代讲经过程中是有宣唱形式掺杂其中的。到了北宋，原先在寺院、庙会宣唱变文的形式在北宋真宗时遭到了禁止。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和尚们又把这种说唱变文的形式转移到勾栏瓦肆中进行。郑振铎先生曾云：“当‘变文’在宋初被禁令所消灭时，供佛的庙宇再不能够讲唱故事了，但民间是喜爱这种讲唱故事的。于是在瓦子里便有人模拟着和尚们的讲唱文学，而有所谓‘诸宫调’‘小说’‘讲史’等的讲唱的东西出现。但和尚们也不甘示弱，大约在过了一些时候，他们讲唱故事的禁令较宽了（但在庙宇里还是不能开讲），于是和尚们便出现于瓦子讲唱场中了。这时有所谓‘说经’的，有所谓‘说诨经’的，有所谓‘说参请’的，均是佛门子弟们为之。这里所谓‘谈经’等等，当然便是‘变文’的变相，可惜宋代的这些作品，今未见只字，无从引证，然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
但此时的变文不再叫做变文，而是被叫做“说经”、“说诨经”、“说参请”、“说因果”，使用的底本和表演形式与原先变文比较，约略有些变化，一些僧人或听其说唱的民众，就把这种变文被禁止或消失后所出现的新的演唱方式和使用的底本改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宝卷”。所以“宝卷”无论是演唱还是演唱底本都是在变文被禁止之后出现的，郑振铎先生所云“然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即‘谈经’之别名。‘宝卷’的结构，和‘变文’无殊，且所讲唱的，也以因果报应及佛道的故事为主，直至今日，此风犹存。”
宝卷的出现改变了原先的寺院、庙会宣唱场所，接续了原先表演的内容和形式（这里也包括了演唱底本宝卷卷本的内容和形式），这种场所的改变和内容形式的递接，使得僧徒将佛教教义和思想的传播变得更加世俗化，从而更容易深入民众，更容易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同时也为佛教在各地区的发展和僧徒在社会的生存奠定了一定的经济思想基础。
郑振铎先生也谈到，相传最早的宝卷是《香山宝卷》，为北宋普明禅师所作，这当然是神话，“但宝卷已于那时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
目前国内除了现存的《香山宝卷》成书于何时有争议外，还发现了两部元代的宝卷，一部是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销释真空宝卷》抄本，成书约在“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至英宗至治二年（1322）之间”
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和在介休地区搜集到的明代宝卷的卷本比较多，大致可以看出这些宝卷卷本代表的这个地区三个时期的宝卷流传与宣唱情况。
明前期宝卷，按车锡伦先生言是“世俗佛教宝卷的发展时期，流传的宝卷沿袭佛教俗讲传统，分为讲经和说因缘故事两大类”
明中期、明后期、清前期（清初至康熙时期）宝卷，按车锡伦先生言“是民间宗教宝卷发展时期”
清中期、清后期、民国时期宝卷，按车锡伦先生言，从清康熙以后，一直到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宝卷逐渐向世俗化发展，其原因是清政府严厉禁止民间教派和民间教团传抄和刻印他们的宝卷，民间宗教宝卷逐渐减少，而世俗宝卷逐渐增多，最后导致了宝卷的民众化和世俗化。介休地区这个时期的宝卷情况和车锡伦先生所说的有些不同，因为车锡伦先生主要是针对江浙宝卷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状况来说的，对于西北宝卷和山西介休地区宝卷则不适合。介休地区这个时期的宝卷世俗化程度极高，而且卷本传播形式一律是手抄，形状是方册，与这个地区商业账本形状完全一样，卷本形式直接受到当地商业文化的影响，卷本的内容、卷前的仪式越来越简单，故事内容和情节越来越曲折和吸引人，从传说故事、戏曲小说鼓词中改编之作比比皆是，而且出现了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宝卷，如《赵二姑宝卷》。这个时期的介休宝卷更注重娱乐实用和社会生存的需要，民间宗教意识淡薄甚至消失，出现了一种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形态更加贴近的倾向。
宝卷从北宋时期接续了变文的底本内容形式和俗讲的演唱形式，佛教僧徒在以前在寺院、庙会向公众传播教义的基础上逐渐向社会公众娱乐场所和家庭娱乐场所转化，宣唱的仪式内容也逐渐由复杂向简单转化。山西介休地区是我国宝卷的三大主要宣唱区（江浙靖江、西北河西、山西介休）之一，它在沿着变文宝卷卷本和宣唱场所转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宣唱和卷本传递模式。本书在论述山西介休宝卷方面，主要涉及介休宝卷的文学说唱价值和社会娱乐价值，这两种价值是其延续至今不息传播的核心思想之所在，也是未来的介休宝卷继河西宝卷之后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之所在。
介休宝卷，有着悠久的传播继承历史，有着丰富的内容故事情节，有着贴近那个时代的民众心声理想寄托，是中国传统文化说唱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曲种，愿这种在本地区绵延了千年的说唱文学艺术形式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出现；也愿这种曲种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百花园获得新生和新的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