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络和媒体上，刊登和流传着我在2004年夏季为《总部经济·潮起中国》一书所写的“代序”。在那篇在网络上流传至今，一字未被人改动的序言中，我对总部经济理念在中国的诞生和它的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牧歌式的图画。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2003年是总部经济元年。

总部经济的概念在这一年里刚一提出，便在北京的经济圈、理论界、传媒和政府官员中引起特别的关注。

一石激起千层浪，继而风起云涌，潮起北京，潮涌中国，潮动世界。到了2004年，以总部基地为标志的总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把人们带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全新的现实中来。短短的一年，人们发现：千呼万唤了多少年的首都经济，今天，似乎已经再也无法将自己与总部经济分开；而世界的其他地方亦然。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把总部经济推向了今天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舞台？在它的背后，有没有一个背景，或者必然的规律，在支配着它？如果说它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决定了它的过去、今天、未来？

在这本册子里，我们试图揭示的，就是上面所提出的关于总部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的规律问题。哲人说过，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我们与所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一道，亲口品尝了总部经济这个刚刚长出来的梨子的味道；因此，我们有理由在这里，把亲口品尝过这个第一代梨子的专家们的智慧经典，归纳、整合、梳理出来，使之比较接近一个初步的体系，或者轮廓。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寄希望于总部经济的成长，并与它一起成熟。

先河初践，无因可循，疏漏之处，自是难免；唯乞海涵之外，不吝赐教。

现在重读这篇文章，我们会发现那时的一切都想得过于简单了。

不错，总部经济的确在2004年被北京市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直到2006年晚些时候，我们仍然发现北京市政府在坚定地强调着它。另外，美国哈佛大学在2005年的春天，把总部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案例，推上了哈佛商学院的课程；尔后，一个接一个的城市，开始了总部经济的建设；在2006年，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这些城市的政府，甚至把总部经济写入了城市发展规划；还有，一些出版社的编辑们也在催促着我的新著早日出版。这些都不错——但是，好像这些并不能引起我们对它的赞美。

因为，在问题的另一面——它的情况太糟了。

这个所谓“糟”字，可以用“三个困惑”来诠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