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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公法权利实践，是公法领域内公民权利的实践，即公法领域内公民权利从“书本上的权利”走向“生活中的权利”的过程。权利实践有自己不能选择的开始，有自己的轨迹和规律，它不可能完全按照“权利本位”、“权利优于义务”这些观念的要求那样实践，因为那是一种理论的、想象的、以权利为中心的秩序。要了解我国当前的权利实践过程，需要学人俯下身躯，观察中国的现实后才能有所发现。提出并说明权利实践问题，属于一种概括和总结，即对已经走过的道路的回顾，对历史发展经验的一种总结，对权利实践中具体问题的概括。我们认为，围绕权利实践问题，至少有这样三个问题值得注意，即权利实践如何成为可能，权利在实践过程中呈现了什么特点，以及实践中权利的未来发展这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结社现象为例，就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一一展开论述。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社会问题和社会管理日益引起关注的同时，我国公民的结社现象也正在悄然出现，并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5年初，经过合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就已经接近17万家，而包括社会团体在内的民间组织将近32万家。另外，根据学者们的调查，我国还有多至50万～270万家尚未经过合法登记的、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形形色色的、活跃在城乡基层的社会团体。
人之所以要结社，一方面是因为，通过结社，不同人的个人利益、爱好和追求都有可能成为一种群体利益或群体倾向而表现出来，从而更容易受到社会的重视，也更有可能尽快地解决或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无论是环保还是关心弱势群体，总是需要有人去推动的，而且实践证明，推动的人、参与的人越多越好。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公民的结社当作是公民自己的意愿，这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在一个转型社会中，结社或社会团体的出现其实也是政府的愿望。即使在我国计划经济鼎盛的时代，也还存在着少数几个社会团体，当然，它们的性质更多还是“官办”社会团体，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更有理由需要社会团体的存在和活动。一方面，有了社会团体，政府在对外工作方面就具有了一定的下属单位，它们可以从事“对口”交往，使政府可以在某些活动中有意地位居幕后，以便灵活调度，掌握大局；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政府在自己的以往经验中发现，有些事务是它做不好，也做不了的，因此，允许社会团体的存在，允许它们在一定的领域内满足社会需求，也有利于政府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宏观把握能力。国务院为了加强社会团体的管理，在1998年特别批准民政部成立了民间组织管理局。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结社现象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学者们说明了当前中国社会团体的特性、发展规模，以及主要面临的问题等等。
就法学范围而言，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是写在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上的，是人们主张自己合法利益的主要根据。法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维护公民的权利，并对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给予制裁。从法学上说，权利意味着行为的自由，权利人可以自由地行为。不过，这种自由不是漫无边际的自由，也不是什么只能在思想领域实现的自由，权利所赋予的自由是指行为方式上的自由。也就是说，权利人既可以实现这种自由也可以放弃这种自由。以选举权为例，权利人既可以积极参加选举活动，也可以不参加选举。
同时，权利不仅是写在纸上的。当然，将权利写在纸上也很重要，因为它毕竟可以彰显国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和追求的目标。在那些没有权利历史的国家中，宪法宣告权利还有宣言的作用，它表明这个国家正在进入由文明国家组成的俱乐部。而且，人们甚至可以根据纸上权利的多少而判定一个国家的文明状况。但是，把人民的权利写在纸上，写在宪法上，只是权利故事的一半。权利要想有生命，就需要实践。一方面，没有实践的权利，只是一种虚置的权利，它还只能停留在纸上，还不能与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纠纷有什么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没有实践的权利，即使“研究”得十分深入，也还是一种抽象的权利，还没有成为一种具体的权利。只有通过实践，对于权利人来说，权利才可以说是真正享受，权利的界限才可以逐渐明显，权利的冲突也才可以得到实际的解决。同时，与权利实践密切相关的是，国家的法律才能日益贴近社会日常生活，并有力地维护或扭转社会生活中的利益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是一种工具，它是需要使用的，并且只有通过使用，它才可以越来越“合手”，越来越有效。没有权利实践这一环节，权利就可能永远停留在纸上。然而，权利要想从“纸”上走进现实实践中绝不简单，它需要许多因素的集合，其中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有法律内因素，也有法律外的社会因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