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来跟大家做这个交流还是有些顾虑，来了之后就看参会人员的名单，寻找我的同行，但是发现与会者的专业比较分散。来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事也跟我说过，参会的人员来自各个学科，所以我希望能找到一个聚合点，通过跟大家的交流，我们能有一定的提高。我希望自己立足文学，但超越文学。

开场我想讲两个跟文学没有关系，但与今天的议题有关，同时也能表明我的立场的例子。今天我讲座的题目是“文学研究中的性别立场与研究方法”，这个题目不是我定的，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具体操作和联系的同事给我的命题作文，所以我讲座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这两个方面，性别立场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从我的经验出发的。我先讲两个例子。前些天我收到一个同学的短信，告诉我我的一个朋友苏杭去世了。这个朋友非常优秀，曾被全国妇联评为“十大优秀母亲”，彭珮云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曾当面夸奖她的发言很好。收到这个短信，我的眼泪立刻就流下来了，并且流了一下午。除了因为她是我很好的朋友，还因为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病魔缠身却自强不息。我常常跟她比较，如果我处在她那样的位置，我会是怎么样的？我想，能让我这么真实地流泪的人，除了亲人就是最好的朋友。我的朋友有男性有女性，能让我这么流泪的，我想还是女性朋友。在我的人生当中，感情最真挚的、我最看重的，还是女性朋友。我向给我发短信的同学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因为我赶不过去，就请这位同学一定代我问候苏杭的家人。我一直在流泪，什么都干不成。我的同学给我回信说她一定会去苏杭的灵前把我对她的一片姊妹之情告诉她。看了同学的短信，我再次泪流满面。我想，作为女性，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性别态度、立场，包括我们从性别出发结交的朋友，都是和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生俱来的。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例子，作为我的开场白。

第二个例子，2007年4月16日，有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一个学生制造了一起枪击案，死亡30多人，受伤好像也有30多人。当我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事件后就到网上去查，舆论一片哗然，说凶手是中国人。我当时很担心，因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枪击案，伤亡这么多人，如果真是中国人，那么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形象是巨大的损害。到了17日，我从中央台得到消息，说凶手是韩国人，当时心就落下了。但我还是很关注这个事件，昨天晚上我先生回来告诉我，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读博士的一个中国助教，当时正在给本科生上课，听到外面很乱，出去看到歹徒后，马上机灵地把教室门掩上。歹徒试图冲进来，他就死死地抵住门。歹徒虽然放了枪，但都是空枪，这个中国学子保护了一屋子的本科生。我听完后脱口而出：“他应该是一个民族英雄！”因为在这样一起美国校园惨案中，保护美国学生、保护国际学生的是我们中国人。我当时非常感动。

我举前一个例子是想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性别立场；举后一个例子是想说，我们的很多认识，很自然的一些想法，常常是超越性别的。我想用这样两个例子作为我今天发言的开场白。

下面，谈今天讲座的第一个问题——文学研究中的性别立场。20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不久，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界曾组织过一次关于“什么是文学研究，什么是文学批评”的讨论。当时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后在很多声音中出现了两个我认为是很经典的意见：“文学研究或者批评是一种人生态度”；“文学研究或者批评是一种选择”。我想，如果说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选择的话，那么性别立场就决定了你的根本态度和选择方向。所以，80年代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女性文学研究：一种新的理论态度”。当时的女性文学研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普泛，这么引人注目。女作家张辛欣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是一个经典的女性文本，陈丹晨写了对她创作的整体评论。我当时刚毕业，就像对苏杭的友情一样，我非常自然地从女性的角度，看到了张辛欣作品中特有的东西，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杂志上。之前我也写过不少东西，但是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除了因为载体是一本权威刊物外，还因为这是当时并不多见的从女性立场出发对张辛欣作品的独特阐释。所以我认为，性别立场决定了你的文学研究或是其他研究的根本立场，而且这个立场决定了你的选择对象和今后的研究方向。我想这是一个最起码的道理。以我个人的经验，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领域，女性研究者是少数，特别是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大多数都是男性，女性批评家更是极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坚持自己的性别立场，就注定了你的研究会有个人的新见和创见。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新的理论态度、理论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肯定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在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如果你有非常鲜明的性别立场，可能就会在文学作品，或者用专业术语讲是文学文本中发现不同的意义。

铁凝，大家都知道吧？她刚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作协主席。铁凝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她的成名作是《哦，香雪》，大家可能都看过，后来拍成了电影，写得很朴实。我也写过研究铁凝的文章，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种很淳朴的乡村女孩的眼光，读起来非常温暖。但是后来她观照生活的眼光变得“毒”起来，有时甚至有些“歹毒”，或者说她有“第三只眼”，因而，能够透过生活的表象，避开一般人流于表象的认识，把人世间很“毒”的东西挖掘出来。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她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中。我曾写过一篇《铁凝：欲望与勘测》，作为她的小说集《甜蜜的拍打》的跋，开篇写的是：“铁凝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面对她的一瞬间，我曾想要走到那两颗黑眸子的尽头大约是不可能的。于是想起她说的，艺术是什么？写作又是什么？它们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便由此感到铁凝眼睛的深不可测就仿佛冲动在她心底的那种勘测人生人性奥秘的文学欲望，永无止境。”总之，铁凝的眼睛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东西，就像她脱开少女情怀之后的创作，你要不停地挖掘，犹如探一口井，很难知道尽头。21世纪初，铁凝发表了两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我想通过这两个作品说明：一旦你持有鲜明的性别立场，无论你在研究的时候，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还是做批评/评论文章的时候，性别立场往往会赋予你新见或创见。

第一篇小说的名字叫《法人马婵娟》。主人公马婵娟是沁芳苑酒楼的法人，她不仅出身卑微，还是一个残缺、畸形的人——个子不及窗台高，罗圈腿、三角眼、狮子鼻，两颗门牙搭在下唇之外，她经营的酒楼每天晚上都有“正在国家专利局申请专利”且名震京城的一道名菜“梦无常”。小说是这样描写的：晚宴至酒过半酣，忽地屋内灯光变暗，只剩四壁几丛漂浮摇曳的烛光。满堂宾客只觉有风飒飒而起，紧接着一声刺耳长嚎由后厅传出来。众人一阵胆战，不约而同朝后厅望去，就见一白衣女鬼自厅堂深处款款而来。这女鬼胸前飘着朵朵蓝色火苗，那火苗照耀着她的绿唇红发。一会儿，女鬼走到宾客中，把朵朵火苗依次丢在桌上。那火苗在席面上跳跃，众人皆惊异相望，这时堂内豁然大亮，女鬼则不知去向。扮演红发绿唇女鬼的就是法人马婵娟，沁芳苑酒楼就是靠着“梦无常”一夜之间名声大振，从此每天宾客如云。人们品着“梦无常”，还赋予它各式各样的内涵，比如它是逢凶化吉的象征，京城客商如遇不测，便有人说去沁芳苑请一道“梦无常”吧，于是“梦无常”也成了商家、厂家实力的象征，因为能请得起“梦无常”是要有来头儿的。马婵娟因此获得了巨大财富，成为大款，有了别墅、保镖和替身。

第二篇小说名叫《甜蜜的拍打》，讲的是在一个车站，每天都有一个长得很可爱的4岁小女孩去向人们乞讨，她乞讨的时候往往带着一脸的天真无邪揉搓别人的膝盖和腿，很甜蜜地拍打，“她拍打着人，人传递着她，人们情愿不情愿地给她一些零碎钞票，她的口袋也心不在焉地渐渐鼓胀起来”。这只是小说中的一个生活场景，铁凝老辣的笔触一转，又描写了另一个场景：这个看上去只有4岁的小女孩，烫了满头的卷发，穿着一件绿缎子斜大襟薄棉袄，一个高大的男人很谦卑地抱着她，对她赔着谄媚的笑脸，走进一处猩红大门的崭新四合院，此时的她同样轻轻拍打那男人的手背，却是一脸放荡的笑，两腮显出不健康的红晕，稚嫩的嘴里满是黑牙。铁凝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是看到这里我们不难揣摩，在车站乞讨的小女孩是个侏儒，她的实际年龄已经很大——小说里甚至写到她已经给自己准备了金丝楠木棺材，那个抱着她的高大男人可能是她的姘夫。我想，如果带有很鲜明的性别立场来看铁凝的这两篇作品，起码可以做这样的阐释：铁凝的目光始终紧紧盯住人生人性中的残缺，就仿佛砸骨头那样执意要用她那双大眼睛砸出藏在种种残缺的骨头缝里的东西。

上面谈到的两篇作品都是形体上残缺的女人的故事，在生存的自我拯救中，这两个女人都充分发挥或利用了自己的残缺，在为正常人所摒弃和歧视的人生中得到了最高程度的价值实现。过去传统认为文学的价值是真、善、美，可是铁凝撕碎的是假、丑、恶，我觉得她是用一种反人性的笔墨，把女性残缺的负价值放大，无论是在形同怪物的马婵娟身上，还是在伪装成穷孩子行骗的侏儒身上，残缺的负价值都变成了一种可开发和利用的正价值，只是在这种价值由负向正转换的社会实现上，两个女人犹如两个道儿上跑着的马车，用的是不同的两股劲儿、两种方式。女性价值有积极与消极两种社会实现，侏儒靠“甜蜜的拍打”致富，马婵娟靠装神弄鬼招揽生意发财，正是利用女性残缺的负价值的一种消极社会实现。

大家可能都看过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舞蹈《千手观音》吧，那些女孩子同样有身体残疾，但人们在她们那里看到的却是女性价值的积极社会实现。铁凝显然是带着一种文化进步的眼光，带着对女性积极社会实现的向往和追求，来审视当今社会假、丑、恶现象的。我想，看过这两篇小说的人不会觉得陌生，因为我们通过传媒已经知道了太多类似的事情。如果是男性批评家或者是持有中性立场的研究者，看过小说后，可能会得出和我以上讲的不同的结论，在铁凝的文学勘测中，看到她对商品经济下无奇不有的负价值转换与实现的真面目的揭示，以及这一切对人性、人道主义戳伤的忧患；而从性别/女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从中看到的更多的是铁凝对社会转型进入商品时代后女性存在的文化退化、文化退步的焦虑与批判。这就是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道理，也是我要说的，如果持有鲜明的性别立场，你的研究、工作就会有很明确的选择方向，会有新见和创见。如果在座的有想在学术界有所作为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自己鲜明的性别立场。因为你从自身的性别经验出发，与生俱来的感受肯定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

刚刚讲的是负面的例子，我还想通过一个例子来延伸我刚才的结论。池莉这个作家大家可能都知道，写了《太阳出世》等一系列好作品，有些还被拍成了电视剧。其中有一个小长篇叫《小姐，你早》，我当时看了非常震惊。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反续了经典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就是男人可以有众多的性伴侣，可以对女子不忠心，而女人只死守一个男人永不变心。作品的主人公叫王自力，是位公司经理，他的夫人建筑工程师戚润物是位年近中年的博士，生活邋遢，不修边幅，已无所谓的女性魅力可言。戚润物发现丈夫和小保姆私通后提出离婚，后悔莫及的王自力派自己手下的一名叫李开玲的女性老员工去说情。没想到，曾经深受男人伤害的李开玲竟和戚润物一见如故，同病相怜的两个女人成了同谋者，决定寻找一位现代年轻女子去报复王自力；聪明潇洒漂亮的艾月因个人感情受挫，自愿充当了引诱/欺骗王自力的同谋者，决心要把这个负心汉打入十八层地狱；从此，三个女子筑起同性的高墙，演绎了一出令人深思的当代情感剧。这三个女子反叛文学经典的合谋与抗争震撼了我，这是家庭的抗争、女性的抗争，我们也可以将其上升为社会的抗争。戚润物找到艾月来迷惑丈夫，引诱王自力，做他的假情人，其中每一步棋都落在三个女子共谋的格局中，非常有意思。我后来写了一篇评论《同性高垒：三个女人一台戏》。小说里，无论属于老一辈的李开玲的终生未嫁，还是年轻的艾月所经历的情感磨难，背后都深藏着与戚润物同样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模式，可贵的是，她们不再甘心做这个模式的接续者，开始以她们的共谋反续这古老的模式，颠覆这一经典模式。最后，艾月成功引诱王自力，使其身败名裂，在得到他的全部财产后，三个女人买了一幢别墅筑起同性的高垒，组成了一个三代女人之家，就像卢隐写的《滨海的小屋》那样在同性的高墙内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池莉认为《小姐，你早》意在阐释女性意识的觉醒，只有自主、自强、自尊的女性才能确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生活支点。我对池莉从起步到成名一直比较关注，从艺术上讲，这篇小说和她的某些作品相比不能算是杰作，但是从思想上讲，从女性的性别立场上来看，这部作品有特别值得称道的东西。你看，在传统文学中，我们读到了太多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女人被男人遗弃后大都过着穷困愁苦的生活，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个女人在情爱面前视金钱如粪土的经典广为流传。但是，池莉的这篇小说向我们传达的是新世纪女性应具有的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女性的解放要以经济的独立和解放为基础。就像戚润物，该得到的钱财一定要得到，有了经济保证才能追求和经营自己幸福的生活。现在看起来，尽管这三个女子合谋算计、报复王自力的手段可能有不太正当或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她们反续经典的故事起码可引发我们对女性命运的思索。池莉其实是有女权主义思想的，虽然前些日子我看到她的一个发言，说“中国没有女权，只有母权”。这是我说的女性价值积极社会实现的一个例子。

以上是我讲的性别立场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性别立场决定了你根本的选择和方向，赋予你研究中的新见和创见。下面，我想讲的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对当代像卫慧、棉棉这些所谓“美女作家”的看法。

21世纪，文学的开场白是打着“美女文学”的旗号亮相的。虽然社会转型是逐渐推进的，但是进入本世纪，我们立刻获得了这样一个信号，就是我们的文学创作、文学图书市场全面步入商品时代。虽然这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准备，但是变化却是骤然的。这个变化很突出的征兆就是美女文学、粉领文学堂而皇之地登场了。实际上，在这之前大家都在谈文学创作的私人化、女性的私小说，可能稍微关心文学的朋友都知道女作家陈染的作品《私人生活》。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学批评界曾开展过一场关于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大讨论，让我形容，这场讨论无异于给当时的文坛注入了超强兴奋剂。本来，面对商品化时代的到来，文坛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应对。忽然这样一场关于女性私人化写作、女性私小说、女性隐私写作、女性身体写作的大讨论，立刻让沉寂的文坛兴奋起来。兴奋的人是谁？并不是我们女性。很多女性研究者，包括我，大家都是沉默的，极力避开或拒绝媒体的采访，希望保持一种纯正的文学姿态。当时我说过：沉默也是一种批评态度。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总之那个阶段非常困惑。我想，这应该是美女文学的一个前奏吧，21世纪初美女文学的登场便是由这个导引来奏响的。当时我感到一个很要命的东西就是把女性的写作完全引导到女性私人的生活场景，女性的私小说，或者女性小说的私人化倾向，竟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甚至发展到把个人化与私人化当做女性的符号，编码到评论语言中，用以指涉女性对于个人隐私、个人的身体与欲望的言说。这种关乎女性的个人化和私人化的写作招牌，就像一枚充满诱惑的徽章，戴在20世纪末文学的胸前，成为文化混杂时代人们理所当然地确认时代文学走向的一个标志。

说到女性写作，我以为，不是不可以写自己的身体、个人的欲望，包括物质欲望、生理欲望；但是，如果把人们对女性文学的关注、评论，把大家的视线全都引导到女性的身体、女性的隐私上，这是文学的悲哀啊！而给文坛注入兴奋剂、挑起这场大讨论、挑起这个话题的，自然是男性批评者。那么，进入21世纪，美女文学这个热点又是谁挑起来的呢？和上面谈到的女性写作私人化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它是商家也就是出版商、大众媒体、男性操作者或者男性批评家和美女作家个人共谋的结果，是他们合谋经营，为所谓的“美女文学”、“美女作家”造势。我把这样的合谋概括为：一方面扩张公共空间，把大众的视线引入私人空间；另一方面又扩张私人空间，把个人隐私放大为公共话题。于是，女性再次沦为多功能的大众玩偶——第一，女作家作为文学家、文学创作者的身份被篡改，变成了大众情人；第二，通过商家、媒体或者男性批评操纵者的种种宣传，向社会抛出挑动消费者窥私欲望的卖点，使大众关注的只是女作家的个人隐私，以及文学文本之外的东西，使她们成为大众窥视的性对象；第三，在所谓“美女文学”的时尚造势中，女性作者或女性的文学创作成为了男性欲望的承载者，甚至连同她们个人和作品的名字都按照男性趣味被编码成诱惑的符码、欲望的符码。可能我是比较保守的人，我觉得这对文学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我曾经极力想矫正，最终选择了沉默。卫慧、棉棉的创作带给文坛喧哗与骚动后，媒体很需要女性批评家发言，我当时非常清醒的一点是必须保持沉默，因为市场如果想捧红一个东西，不同的评判反而可以让它火啊。对我来说，“沉默是最好的批评态度”。另外，我发现不少很好的女性文学作品，因为并不热衷制造挑动消费者种种欲望的市场卖点而失去应有的社会关注，就觉得自己很无力，很没用，我一度就处在彷徨和痛苦中难以自拔。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开始转向妇女思想史的研究，想从根源上追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美女文学不仅在大陆市场是这样，在海外市场也发行非常广。有一个数字，媒体也曾经披露过《上海宝贝》在海外卖了多少多少。张洁这个女作家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她曾获得普利策奖，而且去年她又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很多作品可以作为女性文学的经典载入史册，任何一个搞女性文学研究的人都无法绕过张洁。但是，张洁对我说，网上有人在问“张洁是谁？”她从欧洲回来后跟我说，在国外她的作品根本卖不动，可是《上海宝贝》却卖得非常好。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除了纯文学在世界范围衰落的原因外，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大众文化的时代、休闲的时代、消费的时代、商品的时代啊。确实，如今的文学从本质上、概念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过去理解的严肃文学、经典，都是在象牙塔尖上，而现在的文学已经普泛化了、大众化了，到了文学卡拉OK时代。另外一个原因，中国对于西方来说太陌生了，用张洁的原话说“他们想看看中国女人怎么跟男人睡觉”，是抱着这样一种好奇心和欲望阅读卫慧的。我当年曾写文章说被称为美女的“她们已经沦为男性中心文化的多功能玩偶”，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这样一群美丽的女孩子也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实际上，她们在另外的意义上仍然在续写着中国漫长的文学史，甚至世界漫长文学史中女性被侮辱、被损害的文学主题。我一直希望她们能通过努力，写出像她们容貌一样美丽的作品，我希望她们能进步。从性别立场上来说，我不希望通过我自己的批评，把我的性别同类打入冷宫，我希望她们以后的路能走得更好。

接下来，谈关于性别立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实的女性文学研究和女性批评的处境，我前面的发言中也涉及了这个处境。关于性别，关于文学批评，不能不涉及话语迷雾的问题。在座各位做妇女/性别研究的朋友，大家看文章时不难发现，在谈到相同指涉的女性问题时，同行间的理论概念及话语表述有很大不同，“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社会性别”使女界的对话仿佛笼罩着话语迷雾，而女性文学批评就是在这样的话语迷雾中走过来的。去参加会议也会发现大家的发言很有意思，比如说“她是站在女权的立场上……”、“她的创作表明了一种女性主义的觉悟”、“从性别的角度看……”。我举的例子表明了三种话语的描述，实际上这三种话语的描述是有区别的。女性主义也好，女权主义也好，这里面有歧义，我们不做学术上的追究，这里面有翻译对话的问题。同一个词应该怎么翻译？早期女权主义者的革命目标注重于两性平等权利的争取，后来则发生了变化，在争取到某种与男性平等的权力之后开始注重女性和男性的差别，因而淡去“权”字，有了女性主义的说法，可见这里面是有差别的。但是无论怎么说，女权主义也好，女性主义也好，追根溯源，都是和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关的。当一个人说她坚持女权立场、女性主义立场，或者在文学批评中把这样一个概念说出来的时候，在行文中这样表述的时候，我认为是具有民间性质的，表明其个人选择的是一种自由倾向。后来又开始用“性别”这一概念。首都师范大学的王红旗编了一套《中国妇女在行动》，书中有中国妇女界领军人物的题词，彭珮云是这样写的：“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努力创建先进性别文化”；顾秀莲的题词是：“传播先进性别文化 提高女性整体素质”。大家注意：两位妇女界领导都用“性别”，而且是“先进性别”。性别的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大家都知道英文是Gender，这是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当中发展而来的一个理论概念，这个概念被引进后，给了大家一个新的分析范畴。我们除了可以用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说事儿之外，还可以用性别说事儿。这个性别是社会性别。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除了政治、经济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男女不平等的性别制度。Gender这个词确立了这样一个分析范畴。英文中还有一个Sex，这是生理性别的区分。我们妇女界的领军人物彭珮云、顾秀莲都用性别，而且是先进性别，这说明了什么？我做了那么长时间妇女思想史的研究，终于搞明白了，我们从19世纪，从辛亥革命开始，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概念早就开始用了。很多妇女精英去西方留学，西方的思想、概念很自然地会被她们吸收过来。我研究了整个中国妇女运动的政治历史，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关于妇女的决议做了若干，每一个阶段都做，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这样的词，而且我党和西方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始终保持着距离和界限。我们用的词是“妇女运动”，历次中共关于妇女的决议都是这样的。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我们有了妇联，有了自己的娘家，但是在理论上始终与西方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保持距离。后来“Gender”这一西方概念竟然被我们的公共政策或者决策主流吸纳，请大家注意的是，国家话语虽然采用了“性别”的说法/概念，但是却根据我们的国情做了“先进的性别文化”的框定。这是自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后中国妇女研究在学术上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变化。“先进的性别文化”，属于国家话语、主流话语范畴。理清这一点，你就会明白妇联组织的会议为什么不打“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的招牌，大家看我们这个会议的题目是“中国妇女研究会2007年第一期妇女/性别研究研训班”。“性别”已经被我们的决策主流吸纳，被国家认可啦。这说明西方女性解放的理论思想只能在某种程度上为我所用，这点我希望朋友们能够注意。刘伯红写过一篇专门介绍我们为什么吸收、采用“性别”这样一个西方概念的文章。关于这一点，在性别立场这个问题中我要谈清楚。所以我提一个个人的建议，刚才那位朋友谈到妇女干部的问题，我想，如果是个人化的工作、研究，可以用“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称谓；如果是代表国家和组织，就必须契合国家的话语，用“性别”，因为这是被政府认可的，是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吻合的。至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说法，应该是个人话语，也可以称其为民间话语。我有篇文章的题目叫“话语迷雾：个人声音与集体声音/女性话语与国家话语”，我想这个区分我们要清楚。正是因为以上的缘故，我过去在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从来不谈“主义”，我认为应该尽可能地避开话语迷雾，少谈主义，多谈具体问题。在谈到文学批评的时候，我一直采用女性批评的说法/概念，在我看来，这是个人话语和集体话语、女性话语和国家话语一个最高的契合。

下面，我还想讲一下女性立场或性别意识拘执的问题。刚刚和朋友们谈了很多，比如持有性别立场的种种好处、种种重要性，包括概念的一些细微区分，但是我仍然认为作为女性文学批评家，作为女性工作者、研究者，既要不失自身的性别立场，也要超越性别立场。道理很简单，女性毕竟是有双重身份的，既是女人，也是普泛意义上的人，不可能一味拘执于性别。起码从文学创作上讲，如果事事局限在性别视野里，势必会影响自己上达某种高度与境界。我刚才谈到的女作家张洁去年因长篇小说《无字》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不少搞女性文学批评的人都发言、写文章对其进行评论，我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对这部长卷的女性意义的阐释，写得都很好。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角度、一种选择、一种态度。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超越性别立场。有人说张洁这部作品是对女性命运的反思，在我看来，这位作家以前的作品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等确实是很经典的女性文本，但《无字》却不同，它代表了张洁创作“最后的高度”，是一部史诗式的大作。如果说张洁的《无字》是想写成卢梭式的忏悔录的话，我认为这部长卷所表达的不仅是一个女性的忏悔，而是大忏悔；如果说把它看做一部反思作品的话，我认为它也不是那种拘执于女性命运的反思，而是大反思。正因为《无字》超越了性别立场，才可能达成对百年中国历史的大反思，对人类命运的大反思，对自身与人类劣根性的大忏悔。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无字》的评论——《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指出张洁在这部小说中发出的是超越女性声音的大音。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对男主人公的执著爱恋，到《无字》中对男主人公的客观、冷静反思，是她的一大超越。之所以说她的反思是大反思，忏悔是大忏悔，是因为这个男人的背后附着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百年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具体到性别立场的拘执和超越，这里面有一个进来和出去的问题，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是要警惕的。

下面，我想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谈一下主要的研究方法，先说比较的方法。我认为，做文学批评，搞研究，写文章，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事物明确且正确的认识。比如，通过对文学的研究、批评，能够对文学的发展和作家/作品达到更接近客观的或接近真理的认识。要想获得这个认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必须学会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找到参照，才可能鉴别，弄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具体到文学研究/批评，有同一文学、文化系统的比较，也有不同文学、文化系统的比较，甚至还有跨文学、跨文化系统的比较。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才能找出研究/批评对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从而获得清醒的认识。刚才我讲了一些有关当代文学的例子，现在我想用历史举例。

清末，虽是中国的封建末世，但有意思的是，女性文学在那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我在著述中用“最后的盛宴、最后的聚餐”来形容这一封建末世的文学盛世。那个时候作诗、写文章的女子，用今天老百姓的话说，满大街都是，出书不像现在有出版社，家里只要有钱，就可以到印社刊刻成书。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清末女子的诗文非常多，占了很大一部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高潮？清末女子受到的封建压迫比以前更严苛，比如贞节观念，已经不是停留在以前“好女不嫁二夫”的层次，贞节烈女是广大妇女的楷模，推崇为夫殉身，女子死了之后可以给家里立贞节牌坊。在这样一个妇女受压迫达到“刀山之巅尖”的时代，女性文学反而大面积生长、空前繁荣，真的很奇怪。我用了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才搞清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大诗人叫陈碧城，家里有一妻四妾，同时代的文人把其中的一个妾誉为“碧城花”，而陈碧城则成了当时所有男人羡慕的一个典范、一个偶像。大家都说他太有福气了，因为他的妻妾不仅个个是美女，而且都会作诗，都像向阳花一样围着他这个明亮无比的太阳。不仅妻妾，陈碧城家族的女眷全是才女，都是作文写诗的好手。历史有记载的，比如他的侄女汪端，是中国第一部通俗小说《文明逸史》的作者。这个现象是孤立的吗？经过比较才知道，不是。当时的众多才女组成了丈夫、父亲、家族或地域的文化花边，千金花边、家族花边、地域花边是她们切实的文学/文化身份。有一个“荔乡九女”之家，父亲是一个地方官，家中的九个女儿个个会作诗，每人至少出有一本诗集。关于这个家庭，当时的县志上有较详尽的记载。另外还有“姚家三女”（当时有人题诗“姚女见家三朵花，肉身同茁水仙芽。红闺手写《联珠集》，不独诗佳婿更佳”）、“章氏六才女”、“毗陵四女”等很多，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其中自有原因。说到千金花边，是指一批天才小女孩在当时受到的格外关注，以及对她们少时聪慧才华的特别记载和流传，为清末女子文学书写出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比如一个叫夏伊兰的小女孩，幼年就会背诗，8岁时不仅“拈笔为小诗”，还能指出父亲所作诗歌中的不足，常常代父“易一二字”，但这个孩子在15岁时不幸去世，她的父亲为其遗作题诗：“尚记膝前勤问字，咿唔挟卷到更深。”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另外，史书还有关于当时女子结社赋诗的记载，可见另一番地域花边的景象。看到这一切，你自然要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中发现这些文化花边身份的女子是怎么被历史记忆的，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流传到今天的。通过比较的方法，你一下子就抓住了根本——原来，这些才女的身份仅仅是丈夫的妻子、父亲的女儿，她们披风抹月，才高八斗，却无一不是通过对她们父亲或丈夫的记载、对于她的家族及所处地域的记载，侥幸载入史册并流传下来的，就像我们今天介绍某某明星的妻子或老公、老父，大家记住的只是明星。基于比较的方法，你会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她们呢？因为她们给这些男人带来了时尚的光荣。于是，我得出结论：作为女性写作者（我们还不能说她们是作家），这些才女并没有身份，她们的文学/文化身份是附着在她们的丈夫或父亲身上的，她们不过是她们丈夫的花边、父亲的花边、家族的花边、地域的花边。如果不用比较的方法，恐怕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说是创见、新见。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比较方法中追踪——也就是按照路线穷追不舍的好处。比如，我在研究时追踪的线路之一就是，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的才女如开了闸的过江之鱼一样涌现出来？追踪发现，这是男性文人造就的一种文化时尚。中国传统文人都是男性，才子多多，才子佳人的搭配被认为是最完美的。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佳人也开始会作文赋诗。我在追踪中发现，到了清末，男性文人对女子的爱慕已不仅仅是崇尚佳人，他们开始以崇尚妇才为风雅，把自己对理想佳人的向往或对红颜知己的期待，转化为对女性文本的偏好、推崇与关爱，甚至不惜投入人力物力去编选、品评、考证和刊刻，由此形成了一种清代特有的文人文化时尚。当时刊刻、印刷比较发达，很容易出书、翻印，助长了男性文人由美人而才女而美文的趣味，从而形成符码化、文本化的妇才崇尚趋向，从而带动起闺阁女子作诗填词并编辑出版（刊刻）的时代文化风尚，促进了清代妇女文学书写的空前繁荣与发展。有一个男性文人在一本书的前言中说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收集、刊印女性的作品，别人都笑他痴，但他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美丽莫过于女子的美丽，而最好的诗歌也莫过于女子写的诗歌，但是因为女子通常隐居在闺阁中，很难见到她们的创作，所以自己才像仰望高山、仰望太阳一样崇拜她们，并不遗余力地把能收集到的女子的诗作刊印成书，这是他人生最美好的享受。这是一个失意的男性文人的心声，类似这样的话还有不少。袁枚，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戏剧家、诗人，他说“吾好诗如好色”，见到女子写的好诗，心就不能平静，不能自已。袁枚给他的那些女弟子评论诗作时是非常激动的。女弟子过世了，他亲自写挽联、赋诗。由此可见，当时男性的好色情调已经转向了对女性文本的偏好，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审美、阅读趣味。这个时尚是男性制造的，大家都跟风，就留下了那么多关于才女的记载。所以我认为比较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注意的是，比较不能流于空泛，比较之后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选择路线穷追不舍，追根溯源是可以弄清楚一些问题的。

除了比较的方法，我还想说说历史的方法。中国的后宫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欲望建构的，是男性权益的单向建构，因而，男性可以妻妾成群，女性却只能死守一个丈夫。中国历史上就是这样，所以有后宫三千佳丽，有一夫多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度，但这并不妨碍“地下情”、“包二奶”等现象的出现。特别是这些年，我们听到了太多这样的故事。这是为什么？我已经白纸黑字写出来了，这是漫长的中国封建婚姻制度、单向建构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作为一种“文化遗业”积淀在后世千千万万男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当中造成的。虽然封建的婚姻制度不存在了，现行的婚姻制度又制约着男人，但是在他们的深层心理结构里面有这种文化的遗业、文化的因子。所以一有机会，就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潘绥铭是著名的性学专家，他有一部剖析地下卖淫产业的著作《存在与荒谬》。看完之后，我感觉这部著作很有意义。他是从男性内知的角度考察地下产业，从男性内知的角度得出结论。为什么那么多男性包二奶？地下产业为什么如此长盛不衰？他剖析了几个问题：一般男人找老婆是干什么？找情人是干什么？等等，区分得非常清楚。一般男人的这种心理，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一夫多妻制度文化遗业的积淀，他分析得非常透彻。我认为他的结论太好了。男人找老婆，要按能伺候丈夫、能传宗接代这个标准；找情人，是为了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满足和愉悦；逛妓院又有另外的心理；等等。潘绥铭分析得非常清楚。在本文化系统中，从历史上看，为什么女性出轨那么少？因为漫长的传统文化没有留下这份遗业，女性的血液中没有这份遗产，就是这么简单。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像卢隐等作家也写过这样的小说，被男性伤害过的女性开始利用感情报复男性，这也是一种反抗。但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逃脱历史的文化遗业，这是文化基因。这是在本文化系统中的历史考察，是纵向的。另外，还有跨文化系统的考察，也是横向的考察。一位我很尊敬的男老师在看完张洁后来的作品后对我说：“张洁恨死了男人。”确实，早期的张洁把男人看成偶像，当做太阳，而自己是月亮，围着太阳转，后来经过一系列文学转型，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曾把张洁的创作按文学的年龄划分，在她文学的少女时代，尽管生理年龄是40多岁了，但是她所写的作品一派少女情怀，典型的就是《爱，是不能忘记的》。进入文学的成年时代，张洁开始反思妇女命运，开始批判男权社会，代表作品就是《方舟》——一群单身女性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不仅感叹、抱怨妇女的命运，对男性也不再抱有幻想。再后来，张洁就进入了文学的更年期，成了女狂人，此时写的作品语句非常长，张口就骂人，给人“恨死了男人”的印象并不奇怪，我还把这些话写进了我对张洁后期作品的评论中，我说“可能，张洁已经对男人彻底失望了”，当时曾预测张洁在绚烂之后，在狂放之后，狂躁之后，可能会趋于平淡，如果要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可能会用一个平静的心态反思这个世界。后来，《无字》出现了，与我当时的预测一样。张洁曾对我说全世界的男人都一样，后来我看到一本福柯的《婚姻的智慧》，终于找到了张洁说法的理论依据。

刚才我们说了中国一夫多妻制度的例子，福柯的《婚姻的智慧》中有一章叫“斥尼亚拉”，我把它上升为“斥尼亚拉公式”。福柯的大概意思是：男人结婚是为了满足传宗接代的需要；找情人是为了刺激欲望，让生活更有趣味；找侍女是为了照顾生活起居。这个公式就是1+1=2，2+1=3。这个公式和我们的妻妾成群是一样的啊！我刚才讲的陈碧城，他老婆是正室、正妻，是帮他传宗接代的，她所生的孩子将来是陈家最大的继承人，这个老婆绝对不能休，以保持种系的纯正。但正妻毕竟老了，尽管也会写诗，却没有管湘玉管夫人——就是那个“碧城花”可爱啊。陈碧城一共有四个妾，也分不同的层次，其中有两个妾虽然也会写诗，但不如前面这两位受宠，只是他的侍妾，主要是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这不就是“斥尼亚拉公式”的“1+1=2，2+1=3”么？！经过横向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之后，你就会明白“斥尼亚拉”就是一个不分古今中外的公式。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给男性的特权。

下面想谈一下中国的妇女运动、女性存在、女性研究及创作的特点，仅仅是我个人的研究，是一家之言。在我看来，中国的妇女思想或者妇女解放运动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与男共舞”。为什么这样讲？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妇女自己觉悟了，组织起来搞运动，她们是非常独立的，即使有男性涉足，也是被她们感召加入进来的，所以西方有“男性的女性主义者”。我们的情况却不同，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的女性受压迫，首先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或者说男人压迫女人，但是还有另一个特点，女人后来竟比男人更厉害地自己压迫自己。为什么？大家可能都知道，历史上有个很著名的女教圣人班昭，她是史学家班固的女儿，写了很有名的《女诫》，从女性内知的角度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更加规约化、严酷化，连女子在男性面前如何举止全都规定得一清二楚。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中国很普遍的婆婆压迫儿媳妇的传统，如果追根溯源，也是男权社会中女人比男人更加严酷地压迫女人的一种体现。清代出了一批“女教”大家，写的著作就别提了，她们的思想比起压迫女人的男人来更上一层楼。这是中国女性受压迫的一个特点，不仅男人压迫女人，女人常常更加严酷地压迫性别同类。

在妇女解放问题上，也非常有意思。我们刚才讲了，西方的女性解放运动是女性独立地自己解放自己，而在我们中国，先是男性来解放女性，然后才是女性觉悟，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因而，我们的妇女运动是“与男共舞”的。从历史上看，最早给女子平分土地的是谁？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同一历史时期，西方女性离婚根本分不到什么财产，顶多分一把茶壶、几个茶杯、锅碗瓢盆之类的，但是已经有人给中国的妇女分土地了。再往后，到维新革命的时期，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一心兴女学、戒缠足，想要解放妇女，而那时女子都不觉悟，所以他们当时写的文章，千万百计想唤醒两万万被压迫的小脚妇女。这是为什么？非常清楚的一点是，这些男性政治精英并不是站在女性本位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国家立场上来解放妇女。他们说，两万万中国女性都是小脚，都是废人，中国还能强大么？如果这些女人都不读书，都没文化，都是在家待着做分利之人——分男人利益的人，男人活着该多苦多累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当然也就更加贫弱了。再者，女人都是小脚，体质弱不禁风，生养的孩子肯定体质柔弱，东亚病夫啊，国家又怎么能强大呢？显然，他们是从国家政治的立场出发来解放女人的。当时兴女学、戒缠足的先锋都是男性精英，他们的女儿、女眷被他们唤起后，大都是踏着他们的思想足迹前行的。到了民国时期，写了第一部解放妇女著作的金天翮也是男性，是这个男人用他的小册子敲响了女界革命的钟声，时人称他为“女界之卢梭”。到了“五四”时期，最早提出妇女解放思想的，依然是男性政治精英，当时的《新青年》杂志就是证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党史，中国共产党从“二大”之后，每次决议的后面都附有关于妇女解放的文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长（男性）亲自主撰、主编妇女刊物，当时很多的妇女刊物也都是由早期的男性共产党人主编、领导的。每一次的党代会都附着着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具体领导，包括妇女运动的口号、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相关规定。由此可见，我们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是从男性启蒙开始的，始终是“与男共舞”的，这个特点不可以忽视。

在这样一个传统下，女性作家的成长同样也是“与男共舞”的。大家都知道现代文学作家冰心、卢隐、凌叔华等人，我有一个很详细的考察数据，当时在文坛上能够显露头角、能够被文学史记载的女作家，都是“与男共舞”的结果。当时文学的重镇——文学研究会的领导人是茅盾，他也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冰心跟他的关系非常近，她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冰心、卢隐为什么能够出来？因为她们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还有一个大的文学团体是创造社，领导人之一是郭沫若，当时受到关注的女作家冯沅君——冯有兰的妹妹，就是创造社的成员。我在个人著述里谈到，正是当年中国文坛的巨擘人物发现或推举了以上女作家，才使她们得以进入正宗文学史。茅盾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的主编，他写的导言，对后人写现代文学史具有指导意义，在这一辑中，他收录了冰心的5篇小说，卢隐的1篇小说，而这些作品都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谁也不可以绕过。那么，卢隐有没有更好的超过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中提到的作品呢？这是一个问题。再进一步，有没有女作家因为没有“与男共舞”，或者说没有条件进入当时文坛男性巨擘人物的视线而被忽略呢？我们做文学研究，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寻找被传统文学史忽略的人物。有一个被忽略的人物——石评梅，山西人应该知道她。据我的考证，当时写诗、写小说、编刊物“一把抓”的唯一女性就是石评梅。她的小说写得不错，诗歌更出色，但是文学史没有记载她。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冰心、冯沅君、卢隐等人，却并不知道她。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丁玲也是因为跟文坛巨擘人物冯雪峰在一起，在他们的光照之下被文学史记忆的。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就是现实，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曾写过一篇《寻找文学史中的石评梅》，认为这个作家没有被文学史记忆，后来被重新提起，也很有深意——就是说，她其实并不是靠自己独立的身份，作为一个编辑家或作家被人从历史遗迹中找回的，她之所以被提起，首先是因为男友高君宇。高君宇当年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是李大钊领导的马列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而且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介绍人。石评梅后来被重提，主要是因为和政治巨擘人物的关系。作为石评梅，她是被遗失的，而实际上她的很多东西写得非常好。这就是我们做女性研究、女性批评时要绕开正宗的文学史的原因，我们要在被正宗文学史忽略的地方发现女性的创造，女性的历史。不可否认的是，“与男共舞”也有好的地方，我们不用那么辛苦地奋斗，我们通过国家立法超前地实现了妇女解放，法律给了我们一个公正，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文化遗业的影响。

今年（2007）“三八”节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女性：权利还是权力》，这是近来缠绕我的一个问题。女性争取权利，但很多东西是权力赋予的，是权力赋予妇女权利。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是政治意义上的，是不一样的。我想说，大家要尊重我们“与男共舞”的历史。西方学者有一个说法：21世纪，女性经由大众传媒的贬损、谴责或忽视被象征性地歼灭，她们或者缺席，或者根据基于性别吸引力和家务劳动而被呈现出来。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我想，我们应该感谢国家。是政府出台了《妇女发展纲要》等政策保护妇女利益，保护妇女的形象不受贬损，对于广告、电视中危害女性形象的现象都有规定，这是政权用权力来保护女性。但是话又说回来，国家出台种种政策保护女性，只能在一定的层面上，现实中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歧视，学界做女性研究被认为是二流课题，等等。我想，女大学生、女性学者会有许多相同的感受。这些都属于文化、文化遗业层面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与男共舞”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传统，谁也不可能完全摒弃传统。另外，我们既要尊重传统，也要改造传统，为传统输入新鲜血液。我还是非常希望出现优秀的女性，从权力出发真正保护女性。我们常常说要保护女性的权利，但如果女性不进入权力系统，就会有很多问题。还有，在权力位置上真正为女性谋利益的女性当权者又有多少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为女性呐喊、保护女性利益呢？社会的进步确实需要我们思考：“女性：权利还是权力”。

最后一个问题是研究方法的技术问题，首先，文学研究与其他研究不一样的就是必须掌握文本或者文献分析的技术，它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做文学研究，就要训练自己掌握这个技术，这是对前面我讲的那些方法的重要保证。我们讲比较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实际上在文学研究中是融会贯通的，不可能单独抽出一个来进行。至于从哪里找到文献，我们是书斋学者，就是泡图书馆、看资料、坐冷板凳，总之，必须努力锻炼自己，掌握这个最基本的技术，这是基础。

（以下是答疑）

问：我是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的韩贺南，首先感谢王绯老师在百忙之中来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讲座，我自己也很受启发。我想回应王老师的，也是我自己感受很深的问题，就是关于美女作家、美女文学和身体写作。我基本上同意王老师的观点，但是在解释上，我还有一些自己的观点。比如，我们的男女平等观念是比较理性的，主张女性的社会价值，在身体方面，是不是也受到哲学的一些影响，给身体一个进入的渠道，这也需要我们反思。另外，西方哲学为消平理性和身体之间的鸿沟也提供了一个渠道。想与王老师商量的问题就是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很普遍的观点，但我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自己做过“五四”时期的研究，也是文献梳理，我感觉这个问题还有探讨的余地。在看“五四”时期的文献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时男性说的更多是妇女解放、妇人解放、女性解放，而关于男女平等的词则很少，也见到过，但很少。王老师刚才说这更多的是一种男性振兴家国的政治诉求，这一点我同意。但我觉得在研究上，我看到的很多文本，比如向警予，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因为那时候的文章很少注明男性、女性，不像我们现在的文章都要标性别，所以很难寻找女性的声音，有的男性写完文章会署上他妻子的名字，所以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建构，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的撰写，或者是男性主体的话语权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探寻女性的话语，男性是主体，男性解放女性，为什么说解放，这是一种压力。我看了很多文本，那个背景大家也都知道，男性说国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堂堂的男性也承受不住了，因为女性的脚都缠着呢，还成天化妆，有的文本就是这么说的，女性应该独立了，人格独立。所以这还是建立在一种压迫的关系上，关于这一点我想与王老师商榷。还有一点关于文化遗业的问题，我听到王老师的话语中有一点无奈，我倒觉得，既然是文化、文化遗业，就有一个建构的余地。谢谢！

问：我是学马克思主义的，对文学文化的研究也做过一些，对这个题目也比较感兴趣，听了王老师的讲座感觉很受启发，我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想与王老师探讨。第一个方面，我觉得今天的讲座始终贯穿着对女性的关怀这样一个脉络，我觉得文学在这个社会上的传统功能已日渐式微，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作为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发生一些变化。现代社会价值追求已经多元了，文学的功能也呈现出多样性。一些人对文学传统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失落感到失望，但我觉得应该挖掘文学对大众生活的其他功能，从积极的方面构建多元化的文学状态。第二个方面，我认为不应该把一些与文学有关的现象都看做是文化的选择，我倒觉得是一种生活的选择。比如我们经常上网，网页打开首先就是图片，如果有图片我们一般就不会去看文字，而以往人们都会去看经典的文学名著的文本。现代社会，大家都会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信息量，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也面临挑战，应该用什么样的载体最直接、最直观地为大众接受也是个问题。还有一个，我作为男性，对王老师提出的某些女性作家是大众的玩偶的这个提法感到比较受刺激，我对玩偶的理解是受控制，关键是无生命。大众特别是男性大众与美女作家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关注，男性大众、男性评论家，包括商家和媒体共同控制女性作家造成美女文学这样一种现象，我认为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两者之间市场交换关系的体现。美女作家自身做出现实的选择，具有主动性，适应市场的要求，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获得了金钱，但不能只批评美女作家。

问：我是来自工科院校的一名老师，今天您讲到美女文学现象，我也想把来自大学生的看法带过来。我们工科院校男大学生特别多，我来之前一个男学生跟我谈到木子美的一本书。刚才您是从一个文学评论者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学生作为被动的接受者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一件事情有两个方面，从好的方面来看，显示了女性性观念的转变，他提出木子美选择多个性伴侣，并不是等同于被压迫的妓女，而是一种自己自愿的选择，也许是当做自我解放的一种形式。这是“80后”大学生的观点，不知您会不会赞同？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上去寻找原因，寻找解决的办法，像张洁独身的痛苦，是不是也有从生理到心理的问题，而“80后”的年轻人选择多个性伴侣，是不是解决的办法？因为女权主义有个观点，就是与其依靠男人的性能量，不如释放女人的性能量，您认为这样会带来哪些利和弊？谢谢！

问：我很同意您提出的应该从历史中去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与线索，您提到清末的时候出现了那么多才女，出版了那么多女性作品。我看到的一些关于才女写作的研究，除了男性文人给他们的女眷、女弟子树碑立传、出版作品之外，还有一个女性主体性的问题，比如说男性可能可以通过建立事业、取得功名来获得“不朽”，那么女性是否也有对“不朽”的追求？在当时的情况下，相夫教子可能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通过写作追求“不朽”，所以在她们的写作中可能也有这种主体性。关于身体写作、美女作家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现象是她们的作品在国外的流行，我听一个纽约的朋友说，某身体写作的女作家到了美国之后，大骂美国的性观念保守，在她写作的时候并没有到过国外，她书中对西方男性性的描述是出自她对西方的想象，而她到了美国——这个最早由清教徒建立的国家，感觉大失所望。在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建构下，对于性的论述的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人认为的女性的解放和自由可能没有逃脱这种媒体的、文化的建构，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下，我们所说的女性的自由和解放很可能是一种虚幻，甚至是伤害。

王绯：我想说的是，关于女性身体的写作、女性的性欲、女性的婚姻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种种，时代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没有办法让大家的认识一体化。我刚才讲的美女文学，是抛开了美女作家个人的文学观念、性的取向等来发言的，旨在通过美女文学现象来讲今天商家、媒体，包括男性操纵者如何共谋制造挑动消费者欲望的卖点，我是在讲这样一个文化现象。传媒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遮蔽和敞开的双重优越性，它可以传播真实，也可以制造虚假与谎言；可以张扬某种价值，也可以贬损某种价值。所以说，大众传媒是不可全信的，因而才会有大众传媒批判。美女文学的时尚，并不完全是文学的事情，作为个人，卫慧、棉棉有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她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没有干涉的权力。但是，如果美女文学演变成一种社会潮流，这就是文化问题了。我再讲一个例子，大家都看过魔术吧，在看魔术师表演的时候，除非专家，大家关注的绝对不是他变魔术的方法，一般人不会去关注魔术师用什么道具、什么方法在骗观众。实际上，魔术师表演和观众的欣赏构成魔术特有的生产机制，用理论上的话来描述，就是两者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误识”下的信仰圈。明明知道魔术师在骗你，但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处在一个可以称之为“共同的误识”的信仰圈里面。他在骗你，你不由自主地上当，这正是当今文化语境中的一个悲哀。有人已经揭示出来这个道理：后现代语境中的传媒可以引导，也可以误导。同样的，对美女作家这一文化现象，除了像我这样的研究者，广大普通读者就处在这样一个信仰圈中，他欺骗，你自甘受骗，双方共同作用形成“共同的误识”，文学的炒作也好，某种造势也好，就是在这样的误识中达成的。所以，我们要最大可能地接近文学的真实，最大可能地接近真理，就必须打碎这样的信仰圈，戳穿“共同的误识”。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人的婚姻观念也变得多元，比如以前人们大都不能接受未婚同居的观念，现在不少保守的老人都能接受了。尽管如此，我想作为人，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所以，我们反对种种女性存在的文化退化。“艾滋病的传播就是对人类文化退化的报复。”这还是一位男性讲的。

至于玩偶，我想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就是刚才也有朋友讲到的木子美，她作为个人，只要不触犯法律，想怎么样都是自己的选择，属于她的私人生活，我们没有权力管。但是，如果上升到一种文化现象来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眼下有一类女性就是通过自己身体的暴露、自我隐私的展示，来吸引大众的眼球，换取知名度。这是一种文化的退化，而不是个性的张扬。朋友们可能都知道现在网络上有一个芙蓉姐姐，我看到她，很是悲哀啊！有一种声音说芙蓉姐姐这么擅长张扬自己的个性，是对传统女性观念的挑战。还是那句话，作为个人，她爱怎么张扬就怎么张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考察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她其实已成为当今大众文化的玩偶。看她的那些访谈、表演，大家显然都在拿她找乐啊。真善美是什么？杨丽萍跳的舞让人着迷，可芙蓉姐姐呢，腰那么粗，不停地扭，毫无美感可言，俨然一个杂耍。追求真善美是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最基本、最典型的标志，这样的大众文化玩偶，不能不让我感到悲哀。

下面谈谈有关文学炒作和造势的问题。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写过一篇文章叫《给当代文学洗个脸》，认为当下文学不时显露脏兮兮的小脸，应该端出一盆干干净净的水给脏兮兮的小脸一个个都洗干净。这篇文章是在我们社科院院报上发的，很多地方都转载了。很快，《光明日报》就刊登了天津作家林希的一篇文章《先给文学批评洗个脸》。有人说文学创作中有很多道德堕落、道德滑坡的问题，谴责那些美女作家展览性、展览个人的身体，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文学已经变成消费对象了。在商品图书市场上，只要有人给她出版，只要有人愿意看，她就可以这么展览，这么写，那是她们个人的行为。我们已经不能要求如今的文学只是《呐喊》，像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那样“救救孩子”。文学可以就是消费品、消遣品，让人看了一乐，什么意义都没有，只是放松。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文化，作为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势，千方百计炒作，制造挑逗大众欲望——特别是男性窥私欲望的卖点，这是文化退步啊。我想，错误并不在卫慧、棉棉，如林希所言，说文学露出脏兮兮的小脸，又是谁让她们在社会上露脸的呢？文学批评先端盆干净的水洗洗自己的脸吧！这是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作家的声音。

关于“五四”的问题，我刚才做的是契合国家话语的发言，谈的都是主流的妇女解放思想，实际上，“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想也是多元的。“五四”妇女解放思想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阶级论，把妇女分成四个等级，强调妇女运动的重心要转移到劳苦大众和劳动妇女身上，因而，那时搞妇女运动要下工厂和车间，在工人运动中把妇女组织起来，要求增加工资，男女同工同酬，带有很强的阶级论的色彩，是通过阶级的解放达到妇女的解放。但是，在这种主流的妇女解放运动之下，还活跃着其他的妇女解放论者。比如说当时留学国外的一些女留学生、女教授就主张家庭改组论、小家庭革命论。针对当时的一夫多妻现象，她们主张一夫一妻，也写了许多带有妇女解放思想的著述。她们认为反对封建社会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一夫一妻制，提出女性应该有自己的工作，回到家里要注意孩子的卫生，一天洗一个澡，换干净的衣服，每天吃早餐，给小孩打疫苗，等等。如果按四个阶级划分的话，这些人属于第三阶级，是知识分子阶级，与劳苦大众是不一样的。四个阶级是这样划分的，第一阶级是统治阶级，第二阶级我估计是小资本家，第三阶级就是知识分子，第四阶级是劳苦大众。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思想，我理解是疏离第一、第二阶级，重点依靠第四阶级，团结第三阶级。这些女知识分子是被团结的对象，小家庭革命论者也是被接纳的，可以发表文章，却不能成为主流。

上面我们谈性别立场的时候，一个是强调不要有性别意识的拘执，再一个就是女性同一的观点已经被颠覆了。女性是不同的，所以会有第三世界妇女解放理论、黑人妇女解放理论。有人说，难道性别平等了，女性就解放了么？如果男人和女人在贫穷这个层面上平等了，难道不是共同分享贫穷么？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强调性别，性别平等了，大家都下岗，都没有钱，妇女同样没有解放。还有刚才那位男性朋友提到的男性问题，西方有位学者曾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最可悲的就是男人，世界上最后一个深受压迫而没有解放欲望的就是男性群体。所以发展出了男性学，这也是世界发展的多元。

问：您刚才的回答其实已经部分地回答了我想问的问题，所以我只想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您认为是关于身体写作的商业炒作使文学、文化蒙垢，还是身体写作本身使文学、文化蒙垢，或者是两者共谋使文学、文化蒙垢？请您简单做个回答，谢谢！

王绯：我上来就跟朋友们说，文学研究是一种人生态度，批评也好，研究也好，都是一个中介，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中介瘫痪了，自己的小脸儿已经不干净了。过去大众是通过文学批评获得对文学最直接的导向性信息，而现在杂志、媒体也属于批评界。批评是什么？应该是一种选择。作家可以写，评论却需要选择。倡导什么样的价值，张扬什么样的价值，批评界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操守，要以促进社会/文化进步为准则。就说性这件事，女性和女性一样么？有性冷淡的女性，也有欲望非常强烈的女性，所以同一的观点要粉碎。应该思考的是，这样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作为中介的批评家、媒体，应该把性、身体写作纳入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不是说性不可以写，但如果作家全这么写，全是酒吧情结、勾引男人等内容，就不正常了。文学是靠批评、研究来推动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在此，我要说芙蓉姐姐应该休矣，不能再这么宣传表演下去了，这是对她个人的不尊重，对人的不尊重。我总说自己看到她很难过，大家是在找乐子，她自己不自尊是她个人的问题，但媒体要懂得尊重她，真正的女性工作者要知道尊重她。

艾滋病防治宣传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播放对性工作者的采访，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是主流意识形态出于某种情势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无奈的认可吧。湖南省有个作家叫韩少功，后来做了海南省作协主席，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曾说海南妓女也在搞女权主义，争女权，她们要求的是就业自由。妓女问题很复杂，我读过一本《中国妓女史》，感到我们的文学发展到今天，男性文人对此的潜在记忆是非常强的。很多大作家、大诗人都曾因跟妓女来往而写出最美的诗。妓女到底应不应该存在？怎么存在？前些日子我还看到一个信息，荷兰的某广场上树立起妓女的塑像，这是一个曾是名妓后来当了妓院老板的女人出资兴建的，政府竟允许她这么做！我很疑惑，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妓女形象都是愁苦不堪的，都是为了生存而卖身，以此挣钱养家糊口的，八九十年代还有作家写《良娼》，也都是生存所迫。但是，潘绥铭对地下产业的调查中有一个数字，说明很多妓女并不是因为生存不下去才去卖身的，并不是因为生活贫困不堪才做妓女的。作为她们个人来说，法律不管，我们也管不着，但是我想，我们总不至于让越来越多的女人甘愿去做妓女吧。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样子，进步总应该是有一个恒定标准的。文学的功能很多，有人说文学就是为了宣泄，就是因为性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才通过文学宣泄……可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批评家、媒体人，应该是社会良心/良知的代表，是社会信息的守门人，他/她应该知道什么样的信息可以放进来，什么样的信息必须拦截在外，免得污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