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与写作是从城市流动人口研究文献的分类开始的。围绕着城市流动人口这个主题，已经形成了大量文献。如何对这些文献进行分类与概括，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同一论题下的文献，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兴趣来做评述，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来整理和归类。适应研究者特殊兴趣和需要的文献分类，有助于研究主攻方向的确立。绪论部分在简短介绍中国人口流动的状况之后，把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研究分为社区取向研究和城市取向研究两大类，并对这两类研究的特点做了比较详细的比较。正是在这样的分类和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社区为视角的城市流动人口研究思路。这一思路结合了社区取向研究和城市取向研究的特点，把通则研究方法与个案研究方法融合起来，在城市流动人口研究方面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这主要是流动人口聚居区多样性的发现和流动人口聚集城市多样性的发现。

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多样性研究起始于对村委会型社区的观察和思考。在绪论的“社区体制：一个新的关注点”一节中，描述了卷入城市化进程的村委会型社区的特点，讨论了社区体制概念对城市流动人口研究的启示和意义。第一章初步梳理了调查社区的主要特征。第二章在研究流动人口住房条件时引入了社区体制变量，发现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居住条件不平等在村委会型社区中更为严重。第四章对两种社区体制及其社会分层后果给予了详细描述和统计分析，指出流动人口在村委会型社区中融入的难度更大。第七章以昆明官渡区为例，对流动人口聚居区体制的空间分布做了城市市区层面的综合研究，发现社区体制和城市经济辐射是流动人口聚居的两个要素，显示了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排列特征和“外移”趋势。

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多样性是以两种社区体制为基础的，城市的历史、改革与发展的路径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样是村委会型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石家庄社区显示了城中村属性，无锡社区呈现出农村工业化新村的风貌，东莞长安镇的社区是工业化新村和工业园居住区，成为这座农村工业化和外向型新城的重要标志。同样是居委会型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在北京和沈阳的社区中，有下岗职工集中的相对贫困社区，在沈阳和无锡的调查社区中也发现了坐落在市中心繁华地带的城市社区。尽管被调查社区的差异是多种多样的，但社区体制差异更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住房条件、经济收入、职业地位、公共事务参与等方面的差异或不平等，也预示着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向城市社会整合方向演进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一章第六节概括的6个调查城市的特点（表1-3）显示了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多样性。北京是典型的特大都市；石家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中部的大城市；沈阳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城市，受国有企业改革的冲击大；无锡是“苏南模式”的发源地，曾经以发达的乡镇企业著称；东莞长安镇是没有计划体制的城市传统、在农村田野上平地而起的新城；昆明是一个重要的西部省会城市。这6个调查城市广泛代表了中国的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不同类型。在这些城市之间，流动人口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表现出一些明显差异，第三章对这些差异作了描述和解释。

本书使用的数据包含了对被调查社区的背景研究和社区个人的定性访谈，这些调查资料没有达到社区个案研究的深度。但是，两种社区体制的发现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观察和研究视角，把学术研究注意力引向农村土地制度和社区管理制度。这样，可以提高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也为城市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研究提供了社区体制这样一个新的“中观”变量。

本书内容以探索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为主，但其主要发现对于分析性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这就是对过去一度流行的流动人口研究的“二元城市观”局限性的认识。“二元城市观”包含一组通则式命题和研究程式，用城乡分割来解释城市流动人口地位。本书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在城市中，村委会型流动人口聚居区更为普遍；第二，与传统的城市体制无关的新兴城市也聚集着大量的流动人口。这样的实证发现，尽管不是统计检验式的或证伪式的，也足以说明，“二元城市观”或城乡分割模式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已经大大下降了。

本书研究致力于在社区取向和城市取向之间开辟新路，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无可否认，这些成果还是初步的，还需要巩固和补充。由于调查数据的局限，内容上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例如，虽然已经提出判断性命题，认为两种体制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将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构成不同影响，但由于调查问卷的设计等问题，未能在相应的数据统计中找到踪迹。在第九章，只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做了粗浅的描述。再比如，除了个别章，对流动人口中的来自农村和来自城市的两群体差异也没有过多涉及。如何在多样性研究的基础上提高研究的规范性或通则性，构建对城市流动人口及其聚居区的可检验的理论解释，更是颇具挑战性的学术呼唤，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付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