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间持续的冲突即所谓的冷战(1945~1989)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本文将考察冷战对中国与美国宗教方面的影响。冷战使宗教团体政治化,这在基督宗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冷战在宗教与竞争意识形态关系方面创造了一个二元观念模式,塑造了基督教的使命观点,又削弱了像爱与宽容这样普遍的宗教价值。宗教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及“共产主义”的东方同时被冷战的政治所操纵。不结盟运动为非正统的宗教概念提供了空间——但这仅仅是从某一程度而言,并且它为冷战政治保留了一块争鸣的领域。冷战反映出各种对宗教的关注,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交流、神学建构、宗教间对话、宗教与国家政策,宗教与经济发展等。本文将指出,一种本人所定义的“冷战宗教”所留下的持续后遗症抑制了相互理解,宗教间对话,宗教研究及宗教团体的繁荣。如果宗教是创建和平以及和谐世界的重要因素,那么冷战所留下的后遗症则应在宗教团体及宗教研究中被着重指出及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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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唤起注意我所定义的冷战宗教后遗症的一个初步尝试。这是为一个被忽略的研究领域所撰写的会议论文,以期进一步的研究。
冷战普遍被理解为是美国、苏联及他们的同盟之间的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及文化上的冲突、竞争及敌视。这种长时间的东西方冲突影响了1945~1991年间国内和国际关系的所有方面。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可以说是冷战开始的标志,其时,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会面并规划战后世界。苏联解体和东欧宣布独立则可以说是冷战结束的标志。过去20多年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遍布全世界,至少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冷战对于当今社会、政治的持续影响。对此,有公开的档案,也举行了学术会议,并有东西方(前东欧)的学者及公众人物——通常合作性地——出版了书籍。
界于东西方之间的是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有时也称为“第三世界”,这是一个从政治上、军事上及文化上对冷战进行干预的重要地区。
冷战的主要斗争界于美苏之间,但在第三世界内,中国是这两者的中心关注点。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不结盟运动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它的规模及影响,它具有自己独有的角色。印度也可以说有着相同的情况。中国对于冷战的参与已被西方学者,及在中西方的中国学者有所研究。Andrew Nathan及Robert Rees对冷战中的中国的判断是极具洞察力的,正如他们所指:
在冷战期间,中国是仅有的、主要的一个站在两个超级阵营交叉点的国家,是两者支配及敌对的目标。
显然,冷战对文化具有影响。最早对于“冷战”一词的运用见于George Orwell发表于1945年一篇报纸文章的引文上。他描述的世界是处在核战威胁中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和平的和平”世界,也因此是一个永久的“冷战”
宗教自然是反映冷战的诸多文化与社会领域的一部分。本文旨在考察冷战对于中美宗教及宗教研究的影响。因而,这是一个介绍我所定义的“冷战宗教”的初步尝试,一个需要引起宗教界及学者更多关注的主题。
我将首先大致对宗教与冷战作一简要思量,特别将提到处在亚洲的冷战。我将为我所定义的“冷战宗教”鉴定三个关键主题及一些主题范围,另外,我会把这些主题运用在一个对20世纪50年代中美宗教与冷战的简要考察中。作为一个冷战对宗教影响的个案,我将利用1951年中国香港圣公会从中华圣公会中分离为例来说明。从小处来看,这种痛楚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利用宗教而减少了。在结论中,我将简述中美冷战诠释的持续的后遗症,并指出克服这个后遗症需要共同的努力,以此来解决所提到的阻碍宗教宽容与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