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历史上,伊斯兰世界的绝大部分曾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虽然20世纪中期以来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让伊斯兰世界部分地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困扰,但是普遍来说,社会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在与受西方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阿拉伯一方屡战屡败,受压迫、被西方主宰的第三世界的愤怒和反抗的情绪在伊斯兰世界蔓延。而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伊朗民众主宰了自己的命运。新政府对待美国、对待以色列的坚决态度,让有着深刻挫折感的伊斯兰世界感到振奋。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统治理论中虽有一定的什叶派因素,但是他号召伊斯兰世界大团结和统一的革命主张却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穆斯林从不同的角度对革命作出了解读,有些人认为这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有些人则视其为对顺从美国的本国专制政府的挑战,有些人认为这是摒弃西方式道路、以自己本土的方式来求发展的有益尝试,有些人则视之为伊斯兰教的胜利,或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一次胜利。
从总体上来说,这场革命极大地鼓舞了自近代以来屡屡受挫的伊斯兰世界,其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什叶派社团,而是针对整个穆斯林乌玛,带有泛伊斯兰主义的色彩。在这一势头之下,伊斯兰复兴主义代替了此前流行的凯末尔式的、纳赛尔式的或是巴列维式的发展道路,成为对现状不满的穆斯林探索的新方向。一些以伊斯兰复兴为旗帜的运动在很多地区蔓延开来,在埃及、苏丹、阿富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
泛伊斯兰主义自近代以来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旨在恢复哈里发制度,或建立穆斯林民族反殖民主义统一阵线的泛伊斯兰政治倾向;另一种是二战之后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旨在加强伊斯兰国家间的广泛团结、合作与互助的泛伊斯兰思想倾向,后者又常被称之为“新泛伊斯兰主义”
沙特阿拉伯在新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中发挥着领导地位。自20世纪初麦加和麦地那被纳入沙特疆域以来,沙特就以两圣地的监护者和正统伊斯兰信仰代言人自居,积极扮演着伊斯兰世界盟主和世界穆斯林精神领袖的角色。它倡导建立了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伊斯兰世界联盟两大泛伊斯兰国际组织,凭借掌握的巨额石油财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活动。它领导伊斯兰世界联盟,开办学校,资助从尼日利亚一直到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学生到沙特学习,其宗教与政治影响随之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团中。可以说“伊斯兰教定义其认同,瓦哈比主义激发其全球野心,而石油财富资助其事业”
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伊朗开始以伊斯兰世界团结的捍卫者自居,意识形态宣传具有非常明显的泛伊斯兰特点,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淡化自身的什叶派色彩,以证明这一诉求的正当性。在革命后不久,时任伊斯兰文化和指导部部长的穆罕默德·哈塔米(Muhammad Khatami)就宣布禁止在讲道、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出现一切反逊尼派的言论;此后阿亚图拉霍梅尼向所有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觐的什叶派穆斯林发布法特瓦,要求他们和逊尼派穆斯林一起,进行公开的集体礼拜;1982年,阿亚图拉阿里·蒙塔泽里启动了每年伊斯兰教历3月12~17日的伊斯兰“团结周”活动,以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等等。
霍梅尼号召的伊斯兰世界大团结,是以伊朗为首、以伊斯兰革命为榜样的团结。他公开对沙特苦心经营的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两圣地监护者的身份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沙特奉行的君主制腐败、堕落,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道路,它缺乏人民的支持,也不配担任麦加、麦地那两圣地监护者。由于沙特在美苏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中一向属于亲美一派,霍梅尼指责沙特不过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走卒。对沙特泛伊斯兰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这些挑战,极大地影响了沙特的地区战略,使得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伊斯兰革命后对沙特政府直接造成冲击的,并不是国内东部地区什叶派的抗议活动,而是与伊朗革命没有直接关系的麦加禁寺被占事件。1979年11月20日清晨,在朱海曼·伊本·穆罕默德·乌泰比(Juhaiman Ibn Muhammad al-Utaybi)领导下,大约400名狂热的瓦哈比派武装人员占领了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麦加禁寺。他们武器精良,组织严密,迅速封锁了禁寺的所有入口,向寺内礼拜的数百名穆斯林宣布沙特家族的统治是非伊斯兰的,号召人们一起推翻这个腐败、不敬真主、一心投靠美国的政权,建立真正合法的伊斯兰政权。朱海曼·伊本·穆罕默德·乌泰比还宣布,在新世纪(11月21日为伊斯兰教历1400年元旦)之初,复兴信仰于危难之际的马赫迪已经出现,那就是和他一起进入禁寺的内弟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卡塔尼(Muhammad Ibn ’Abdallah al-Qahtani)。卡塔尼将引领世人结束黑暗统治,复兴真正的伊斯兰信仰。
沙特国王哈立德在征询伊斯兰学者委员会之后,调动1万多人的军队包围了禁寺。但是由于乌泰比一方组织严密,手上又有大批人质,事件持续了两周之久。最后在法国特种部队的帮助下,沙特政府才重新夺回禁寺。在双方的对峙中,包括卡塔尼在内的100余名武装分子被击毙,还有100余名军警和25名朝觐者死亡,双方的交火使得禁寺受到严重毁坏。沙特政府于次年初处决了事件的60余名主要参与者,其中绝大部分是沙特本国人。虽然当时对该活动策划者的背景没有非常详细的了解,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事件与伊朗有直接关联。近年来,由于曾在1976~1978年间与乌泰比共事的纳斯尔·胡宰米(Nasir al-Huzaymi)陆续披露的资料,这一活动实施者的真实情况更多地为人所了解。乌泰比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名为“扬善禁恶萨拉菲组织”(Salafi Group that Commands Right and Forbids Wrong)的激进分支
这一事件对沙特的影响非常重大,因为它挑战的恰恰是王国赖以存在的基础,即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宗教。乌泰比等人不仅抨击沙特王国,特别是王室成员腐败奢侈的生活方式,号召回归伊斯兰教早期的简朴传统,还对王室与乌勒玛阶层长期形成的政治—宗教联盟提出了挑战。他们指责宗教人士实际上成了王室的仆佣,“乌勒玛为王室的统治进行辩护,王室则为乌勒玛提供丰厚的酬劳和舒适的生活待遇”。正是由于宗教界的妥协,才使得王室日趋腐败,伊斯兰传统丧失殆尽。
攻占麦加禁寺事件与沙特东部省什叶派的起义前后发生,两个事件从不同的方面显示出沙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攻占麦加禁寺的武装分子是出于对沙特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的愤慨,而什叶派的抗议活动则源自被排除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之外的被剥夺感和疏离感。但是,两者对沙特政府腐败不公、亲美亲西方的批评和指责与伊朗如出一辙。同时,美国煽动沙特政府对禁寺动用武力、最终致使禁寺遭到亵渎的传言很快流传开来,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高涨,美国驻巴基斯坦等国的大使馆遭到围攻。虽然麦加禁寺被占事件不是伊朗输出革命的结果,但是外界纷纷把这次事件与伊斯兰革命并列,称之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标志性事件,而且认为伊斯兰世界存在的诸如政治合法性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失衡、阶级对立与冲突等多种难以化解的矛盾与冲突,将使得此类事件不再是偶发性的,而是一呼百应的,会引发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