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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外界对同样发生在1979年的这两个重大事件的意义作何评判，不可否认的是，教派主义在历史上就是影响中东地区政治的重要因素，但是自此之后，它以一种更为明显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虽然霍梅尼一直宣扬伊斯兰世界的大团结，但与西方认知的伊斯兰革命的连锁反应相反的是，很多伊斯兰国家的政权并不认为伊朗革命是真正的伊斯兰运动的胜利。它是一场挑战各国现存政治秩序的政治动荡，更是什叶派对逊尼派的宗教挑战。代表逊尼派的沙特与代表什叶派的伊朗，在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社团当中展开了以宗教为旗帜的意识形态宣传战，并将其与自身争取地区霸权和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
面对伊朗革命之后形成的严峻挑战，一直以伊斯兰世界盟主自居的沙特阿拉伯从宗教角度出发，对作为什叶派的伊朗作出回应，双方围绕逊尼派和什叶派在教义上的差异展开了论辩。时常成为论辩主题的问题包括《古兰经》和对《古兰经》的解释；先知圣训的真实性、诸什叶派伊玛目传述的圣训的真实性和地位；先知门弟子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前三大哈里发、先知妻子阿依莎和其他“信士之母”的作用和地位；伊玛目的特质、地位和重要性；什叶派教法学中的一些特殊规定，如对临时婚姻的规定；塔基亚原则的合法性；什叶派一些独特的宗教实践，如阿舒拉节中的自伤行为，等等。
这些问题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多根源于两派对于早期伊斯兰教历史理解的分歧，类似的争论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但是，这一阶段论辩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并不仅仅停留在神学讨论领域，而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升到了互相评判和攻击的层面。沙特的宗教权威以什叶派与逊尼派不同的宗教习俗为据，宣称什叶派不是真正的穆斯林，禁止逊尼派和什叶派打交道。最有影响的瓦哈比派宗教人士阿卜杜·拉赫曼·巴拉克（‘Abd al-Rahman al-Barak）在颁布的教令中公开声明，什叶派是最邪恶的派别，什叶派穆斯林是背教、伪善的假穆斯林，他们是犹太人阴谋的产物。
面对来自逊尼派世界的攻击，伊朗在从宗教角度展开的批评和反击中，比较严格地限定了自己的批评对象，毕竟什叶派只是少数派，不能把逊尼派作为一个整体树立为自己的对立面。因此，伊朗批评的主要是“瓦哈比派”和“瓦哈比主义”，而非整个逊尼派伊斯兰教。在伊朗方面看来，以沙特为代表的瓦哈比派已经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它以僵硬刻板的形象毁坏了伊斯兰教在全球的声誉。大阿亚图拉设拉兹更斥责瓦哈比派是“冷酷的极端主义者”，它在伊拉克和其他各地支持的吉哈德组织实施的暴力活动，让“伊斯兰和穆斯林蒙羞”
同时，伊朗方面更多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对沙特的政治体制大加批判，质疑其作为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地位，鼓动各国什叶派社团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它还不断把麦加朝觐当作宣传伊斯兰革命的机会。来自伊朗的朝觐者在麦加举行示威，散发反沙特的宣传单，宣传霍梅尼思想，高呼反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口号，鼓动穆斯林反抗非正义的统治者，因而与沙特安保部门频频发生冲突。尤其是在1987年7月，几千名伊朗朝觐者突然在麦加禁寺外发起游行示威，高呼“打倒美国”、“打倒苏联”、“打倒以色列”等口号，同时焚烧美国总统里根的画像。沙特警察对此进行干预，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402人丧生、649人受伤。死亡者中有275人是伊朗人，85人是沙特警察，还有42名其他国家的朝觐者，在伊斯兰教的圣地酿成了罕见的流血惨案。
伊斯兰革命的重要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各个国家的什叶派社团之中，伊朗和沙特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抗性宣传的影响也不仅仅限于两国境内。这一影响超出具体国家的层面，涉及地区及国际政治层面。什叶派和逊尼派在历史上就存在的差异和冲突被放置在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大国扩展自己地区影响、谋求各自政治利益的斗争的大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两国带有政治目的的教派主义宣传使得凡是有穆斯林的地方，就有教派间的冲突和互相攻讦。正如我们在下文中会论及的，它不仅影响着巴基斯坦等国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关系，其影响甚至波及到美国。
可以说，伊朗革命本来是一场以伊斯兰为旗帜的革命，其输出革命的理想更是基于一种泛伊斯兰主义的认同，但是它引发的冲击与地区政治、世界政治因素互相结合，某种程度上使得两个教派之间的隔阂更加深刻，使教派主义成为影响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在西方一些学者以“文明的冲突”来诠释全球格局的未来走势，并因此受到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强烈抨击之时，伊斯兰世界内部这种与教派因素有关的矛盾冲突和紧张关系，以一种文明中的“次级文明”群体冲突的形式，为这一理论做出了另一种版本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