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湾各国政府的角度来说，自二战以来盛行在该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经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屡战屡败，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最终让这一口号彻底破灭。在跨国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倒下之后，塑造和强调各自的国家认同日益迫切。加上此后的科威特重建工作似乎一度让民主化进程成为地区潮流，海湾各国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对待什叶派的政策，启动了与什叶派反对派的和谈和接触。其中转变较大的，乃是在此前对什叶派排斥最多的沙特阿拉伯。

正如前文所说，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人数相对较少，影响小，也不具有很强的对外辐射作用，因此它并没有引起像对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什叶派社团那么多的关注。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由于沙特对待什叶派的政策一直在实用主义和瓦哈比派的意识形态之间寻找平衡，因此什叶派问题往往具有政治风向标的作用。政府处理什叶派问题的策略变化，以及什叶派社团的政治态度和作为，是观察沙特国内政治变动的重要切入点。

20世纪70年代末什叶派与国家的紧张对抗局面平息之后，沙特等国的什叶派认识到，作为一个影响力微弱的少数派群体，暴力对抗很难带来积极的变化，颠覆性的革命姿态更难有成功的机会。此后一段时间里，沙特的什叶派社团开始努力寻找另外的途径，以表达自己的什叶派认同并促进自身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流亡国外的什叶派反对派也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追求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方面，并以东部省悠久的伊斯兰教传统和阿拉伯根源为据，强调什叶派的文化纯正性，减少了与国家的直接对抗。

1979年12月，在什叶派宗教人士谢赫哈桑·萨法尔（Shaykh Hasan al-Saffar）的领导下，沙特什叶派曾成立了伊斯兰革命组织。遭到政府打击之后，萨法尔避难于伊朗。此后，该组织在德黑兰、伦敦、华盛顿开设办公室，其主要工作为发行出版物《伊斯兰革命》（al-Thawra al-Islamiyya）。在这一过程中，萨法尔等人认识到沙特什叶派不可能发动一场武装革命来改变自身的处境，单纯的政治对抗也无法解决什叶派问题。在流亡海外期间，他们既表达对什叶派处境的不满，同时又逐步承认了沙特政权的合法性，并尝试与其改善关系。

1990年，该组织放弃了原有的称呼，改名为改革运动（al- Haraka al-Islahiyya）。它摆脱了伊朗的影响，也抛弃了革命和暴力的口号，积极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以促使沙特政府进行政治改革。改革运动自1991年起在伦敦和华盛顿出版《阿拉伯半岛》（al-Jazira al-Arabiyya）和《阿拉伯观察》（Arabian Monitor）两本刊物。刊物的基调都比较温和，主要强调人权问题，包括非什叶派的人权问题。当然，也对一些极端瓦哈比人士提出批评。在1993年逊尼派维护合法权利委员会（Sunni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Legitimate Rights）40088653开始出版自己的刊物之前，上述出版物是沙特反对派在海外唯一的声音。

海湾战争的爆发给沙特国家带来巨大的政治冲击。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给沙特带来巨大的威胁。在这种压力之下，宗教人士颁布宗教法令授权政府允许美军进驻。在此后的海湾战争中，沙特政府一直与美国密切合作。但是这一做法不仅损害了沙特作为两圣地监护者的宗教声誉，也显示出其虽为海湾大国，却军事实力不足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大穆夫提阿卜勒·阿齐兹·伊本·巴兹颁布教令，强调对萨达姆的战争具有合法性，但是沙特民众的意愿显然与政府相反，很多人反对沙特政府支持西方与伊拉克军队作战，更抨击政府允许西方军事存在的行为是在寻求异教徒的保护，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原则。麦加乌姆·库拉大学伊斯兰学院的院长萨法尔·哈瓦里（Safar al-Hawali）教授宣称，海湾战争的本质不是国际社会反对伊拉克，而“是西方国家在反对伊斯兰教……随后美国将占领沙特阿拉伯。真正的敌人不是伊拉克，是西方”40088654。

在什叶派看来，政府在战争中的反应体现出对什叶派国民的巨大不信任。和很多逊尼派一样，什叶派对外国军队的进驻也难以接受。但是什叶派作为国家的二等公民，根本就没有加入国防军和国民卫队的权利。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之时，政府漠视了什叶派保家卫国的请求，而宁愿选择来自西方的非穆斯林——甚至还有非穆斯林女性士兵——来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无疑是对视自己为沙特国民的什叶派的严重伤害。

海湾战争的爆发触发了沙特国内长期以来因为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而引发的不满，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也不断高涨。此时，科威特流亡贵族在吉达召开会议，商讨重建问题，宣布将举行大选，并恢复议会和宪政。海湾其他各国的政治形势也于此时发生了变化。巴林和阿曼相继启动政治改革的进程，也门举行大选，妇女获得了与男子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对于沙特国内的改革派和反对派来说，都是巨大的鼓舞。

1990年12月，中产阶级首先发难，作为“忠于国王的臣民”公开递交致国王法赫德的所谓世俗请愿书，援引《古兰经》和圣训，呼吁召开协商会议和地方议会，扩大民众政治参与；1991年5月，伊玛目伊本·沙特伊斯兰大学的教授阿卜杜拉·图瓦吉里递交所谓宗教请愿书，在提出与前者相似的要求后，还提出成立教法监护委员会、整顿吏治、保证公共财富公平分配、保障司法独立等十余项要求。来自世俗中产阶级和瓦哈比派乌勒玛群体共400多人在请愿书上签字；1992年9月，一些政治反对派再次递交请愿书，即所谓建议备忘录，提出了比此前几次请愿书更为激进的要求，明确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打破沙特家族的权力垄断。此后，维护合法权利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在流亡国外期间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反对派，并分化出“阿拉伯伊斯兰改革运动”这一带有激进色彩的宗教政治反对派组织。40088655

在国内非暴力的民众请愿活动层出不穷、社会各界要求改革、政治合法性遭遇危机之时，沙特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国外逊尼派反对派的压力。而此时，什叶派反对派的策略和目标已经发生变化，对沙特政府而言，就与维护合法权利委员会之类的激进组织和谈相比，与什叶派和解是明显代价较小的选择。在采取高压政策对国内的一些主要逊尼派政治反对派进行打击的同时，沙特政府和什叶派的关系开始缓和，逐步从对抗转为相互让步和妥协。

1993年秋，在沙特驻英大使的协调下，一些什叶派反对派成员返回沙特。之后，被流放的什叶派反对派领导人陶菲克·萨伊夫（Tawfiq al-Sayf）率领一个代表团回国访问，并与法赫德国王和其他官员会面。根据有限的报道，法赫德国王安排自己的儿子、东部省长官穆罕默德王子负责落实此次会谈中什叶派的有关要求。根据双方的协商，什叶派应停止信息战（即停办在海外的刊物），政府许诺采取措施改善什叶派的社会经济地位，增加什叶派受教育的机会，放松对修建什叶派清真寺的管制，允许什叶派开展先前被禁止的宗教仪式，归还反对派人士被没收的护照，允许流亡人士回国，保证他们回国后不会被捕或是受到质询。同时，当局释放了一些什叶派囚犯，并允许一些什叶派政治活动家自由旅行。当然，对什叶派来说，最有象征意义的改变据说是政府要修订宣布什叶派为异端组织的教科书，并承认什叶派作为第五大教法学派的地位。40088656

什叶派与沙特政府之间的这一和解进行得非常低调，因为双方都非常清楚，过多的宣传必然会触怒沙特国内的极端宗教力量，促使他们阻挠和解进程，这对沙特政府和什叶派都是不利的。从日后各项措施的落实来看，萨法尔一派似乎对一些安排非常满意，前述在伦敦和华盛顿出版的两个什叶派刊物都在1993年8月之后停止出版。但是，尽管政府成功地平息了来自国内的攻讦之声，但是此后并没有证据表明什叶派的一些关键要求被政府所接受。比如接受什叶派为第五大教法学派、允许什叶派实施什叶派教法；有权修建什叶派特有的宗教场所——如侯赛尼耶、修复被瓦哈比派当初捣毁的麦地那什叶派诸圣墓；自由公开地举行什叶派宗教庆祝仪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