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形势变化，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发生了三次大的转折。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从过去实施以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以经济增长来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为主并辅以适当救济的反贫困战略，转变为逐步建立起以公共治理为主体的开发式扶贫治理结构，实行促进贫困人口集中的贫困县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反贫困战略。1858176第二次转折发生于2000年，随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不断脱贫，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新特点，贫困人口分布由以前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区域集中向村级集中。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的新格局，中国政府于2000年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开始实施以整村推进为主体、以产业化扶贫和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扶贫开发战略。第三次转折则发生在2011年，这一年国家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新纲要》），并且提出了新的农村贫困线（即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按2010年价格水平测算的2300元）。随着扶贫工作不断深化，贫困人口分布特征再次发生改变，在旧的扶贫标准下，贫困人口的分布呈现插花型分布特征；而在新的扶贫标准下，贫困人口呈现出集中连片的新分布特征，且贫困状况更加复杂多样。有鉴于此，《新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简称为‘两不愁，三保障’）。”这说明目前中国农村贫困的发生形态与扶贫目标发生了明显变化，贫困发生呈现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扶贫目标从单维到多维（从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的单维目标，到“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目标）等新特征。1858178

总结三十多年来中国反贫困走过的历程，可以得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在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战略和国家建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帮助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持续较快减少，剩余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也得到有效缓解。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方面，在国民经济和社会较快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地区、城乡、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社会差距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不断扩大，削弱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减贫效应，使其呈现出一种边际递减的趋势。1858179另一方面，以往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战略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瞄准偏差，许多重要的扶贫开发项目，包括一些基于地区的扶贫开发项目（如贫困县摘帽项目、整村推进扶贫项目），以及一些基于贫困人口的扶贫开发项目（如产业化扶贫项目、扶贫贴息贷款项目、科技扶贫项目、劳动力培训转移扶贫项目等），普遍面临的挑战都是抵达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能力不足，因而其扶助贫困人口的具体成效与项目实施的预期目标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偏差。在不少情况下，这样的扶贫开发项目的受益者往往是贫困地区的非贫困人口或贫困程度轻的群体，真正的贫困人口尤其是极端贫困人口反而难以从扶贫开发项目中直接受益，这就降低了扶贫开发项目的减贫效果。1858180针对农村贫困状况的变化与以往扶贫实践中的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扶贫开发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布局，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战略。

要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首先要做到“精准识别”，只有贫困人口被精准地识别出来，各项扶贫政策和扶贫措施才能精准地瞄准贫困人口。1978年以来，国家先后采用过三种贫困（扶贫）标准，即“1978年标准”“2008年标准”“2010年标准”，三个标准均以收入贫困线界定，并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界定贫困（扶贫）标准的收入水平。其次，必须建立脱贫户退出机制。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贫困人口退出以户为单位，主要衡量标准是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显而易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在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评价标准，既包括收入，也包括“两不愁、三保障”。1858184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以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多维性考量为出发点。众所周知，就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而言，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比汉族与非民族地区的收入贫困更加严峻，那么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多维贫困情况又如何呢？民族地区多维贫困有什么特征？中国要使在现行贫困标准下的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部脱贫，需要更加关注这些贫困人口的哪些方面的贫困问题？本章的主旨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为此，建立适用于研究中国民族地区农村多维贫困的MPI指标体系，总体分析民族地区农村多维贫困的结构与特征，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