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关研究的兴起大致源于20世纪20年代,与当时政府谋求增加关税、列强关税会议的召开关系密切,学者们在揭示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希望解决现实问题——进出口税率。其后果就是他们的研究多聚焦于税务司(如贾士毅、武堉干等人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与此同时,海外研究者也多与税务司系统有关(如马士和魏尔特就曾担任税务司),他们的研究自也与税务司相关。其后,海关研究又与帝国主义侵华、清政府与列强勾结的历史研究主题相关,税务司体系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的主体。晚清海关的另一主体——海关监督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清承明制,在诸多重要的商贸地点都设有榷关,其管理者多称“关监督”。近代的研究者在讨论晚清海关时,多未能注意到关监督与晚清海关之间的延续性,多将近代海关的起源归结于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建立的三国税务委员会。这样的历史解读很难解释何以在税务司设立的同时还存在海关监督这样一个看似重床叠架的机构?于是,海关监督衙门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一个空壳,一个可有可无的机构。
其实,清代的海关与现代海关差别甚大,就其财税职能而言,它是一个收支一体的机构,也就是说,它是集后世税务、财政为一体的国家机构。其职能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估税、关税收纳、税款保管、税款分配。税务司的建立不过是承担了部分原本由海关监督承担的第一个职能——估税的职能(这一点下文中将有较为详细的阐述),而对于清政府而言至为重要的关税收纳、税款保管和税款分配职能却依旧保留在了海关监督衙门的手中。但,税务司的建立也改变了清代海关的结构,新增了一些职能,如港务管理、经济情报分析甚至还有外交等。这些职能自也牢牢地为税务司所掌控。也就是说,晚清的海关是一种特殊的二元体制:税务司(夷人)直接和外国商人交涉,确定应缴税额,并管理港务、分析经济情报;海关监督负责与财政更为直接的职能,而外人(包括税务司中的外籍人员)是无法直接探究本国财政收支情况的。
本文拟从历时性的角度勾勒晚清海关二元体制的演变过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晚清的海关体制。晚学后进,文中多有疏漏,尚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