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10日，毛泽东就中共东北局与河南省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作出批示：“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1894483“在最高指示”的倡导之下，“四史”运动1894484热潮迅即席卷全国，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大业之一”、1894485“历史科学中的一项革命”。1894486经各级党委的组织发动，亿万人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时说：“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等于放屁。”1894487如此激烈的言辞，对史学界之冲击力可想而知。邵循正、吴晗、张岂之、胡华、彭明、戴逸等学人纷纷撰文阐发这一史学研究的新路向，各地历史学会开会讨论编写“四史”之方法；各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各高校历史系亦积极响应。不少青年学子以写“四史”为“时尚”而奔趋。1894488与1958年旋起旋灭的“新民歌运动”相较，“四史”运动内蕴更为丰富、复杂，且持续时间相当长，在“文革”中也并未中辍，至1980年代初仍可见其流风余响。

时过境迁之后，曾经极一时之盛的“四史”运动已被遗忘，国内各类史学史著述对此甚少关注，身与其事者亦多不愿提及。1894489适成对照的是，国外学者予“四史”运动以相当高的评价。如利萨·皮蒂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伟大的‘四史’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诉说他们的生活史。”1894490高家龙指出：“‘四史运动’中，中国历史学家精心编纂出版了数量众多的中文档案汇编，其中不乏可谓迄今最具有启示性的内部材料。”1894492阿里夫·德里克和劳伦斯·施奈德在总结中国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的史学时，将“四史”运动视作为数不多的亮色而着力阐发：“把普通人民的经验纳入历史和写出更接近于大众的历史著作的目标是不应轻易取消的。要求历史为革命服务也具有创新性的学术价值。60年代初的‘四史运动’就是这种要求的一种产物……这‘四史’是群众规模的口述历史，其目的在于教育没有直接经历过革命的年青一代，在于揭示历史上为专业历史学家忽视的、通过常规历史方法不能证明的一个方面……60年代的‘四史运动’收集了大量人民经历的资料。如果历史学没有‘革命’，历史学家将可能永远丧失这些资料，他们总有一天会明智地利用这些数据资料的。”1894493

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沉淀，“四史”运动已然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笔者无意对“四史”运动作出整体定性或评价，而试图将关注焦点回归到当时的语境，去考察置身其中的专业史家如何看待、如何因应，并曾做出哪些努力，以期从专业学人的角度对这一史学发展的独特形态做出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