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谢芳：我生在1935年11月，当时“一二·九”运动就是1935年12月9号的事。当时1935年12月9号运动的时候，我在湖北农村的一个小床上，一个多月了，我瞪着两只眼睛，手舞足蹈地在床上蹬着，是一个小女孩。我没想到24年后，我能在写“一二·九”运动的电影当中演出，这是我生出来的时候的政治环境。你们现在不太说“政治环境”、“政治热情”这几个词了。1945年抗日胜利了，我10岁，我妈妈给我织了一件毛衣，上面绣了个V字，当时我妈妈跟我说：“孩子，我们太平了。将来没有战争，我们过太平生活了。”当时在我的脑子里，太平生活和太平日子是一团彩色的迷网，迷迷糊糊的一个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太平日子。现在事情过了60多年，下面讲的就是这个彩色的迷网。这是我小时候第二个和政治有关系的事。这个V字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到了现在改革开放，所有小孩照相的时候都是这个手势（V形手势），前几天我去社会活动，我就问小朋友们，他们都是五六岁的，我问：你知道这个V是什么意思吗？我说这是英文单词“胜利”的第一个字母V，其实我也是今年才知道，因为我问了我的孙子，我孙子19岁了，我英文什么的都问他，他上网。后来巧不巧，当时北京一个电视台的南开大学英语系毕业的编导听见了我说“Victory”，便马上叫我去，在一个100多个人讲英语的节目里，大家都讲英文的，有什么杨澜，这些会英语的都有，她把我72岁的谢芳也找去了，就因为这一个词，我说：“你够敏感的，责任心够强的，听了一个字你就找我去，其实我的英语只会发音，不会对话。”

到了解放的时候乐子更大了，我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神学院著名的教授，他逝世快40年了，但是他翻译的《基督教伦理学》在网上随时可以查到，青年的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记住“谢受灵”三个字，在网上搜索，它就会有很多红颜色的“谢受灵”三个字蹦出来，你可以看到他翻译的15章的《基督教伦理学》。我这个人平时不太信命的，我自认是辩证唯物论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有永生，我父亲已经走了40年了，可他翻译的书在当代的网上还在跳跃，这不是永生吗？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所以你们要努力的生活，你们将来的生活会在网上得到永生的。

当时我在宝安县立中学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深圳南头中学。那是个很旧的小农村，我的记忆就是用铁桶冲凉，搬小板凳坐在门口，看着那条街。现在据说宝安县的房产一两万块钱一平方米，发展多快啊！不简单，别发牢骚，别怨天尤人，够快的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庆节是10月1日，我父亲就老让我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后来到了50年，我父亲为了10月1日过国庆节他辞职回来了，辞掉了香港的职务回到国内，如果他不是这样，他不爱国，我不会有今天，我不会是中国的一名演员，我可能在哪儿给人做个牧师太太，给人做个奶油蛋糕、做做早点、锄锄草坪之类的事吧，就是说，我父亲爱国是我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父亲是76岁逝世的，他走的那一天，大夫给他开了四天假期，我父亲还要亲自把假条交到单位去，说有重要的会要开，他还拿着笔和纸记录，什么会呢？就是以后基督教由民政部负责，我爸爸特别高兴，他回来以后讲过：共产党做的事就是基督教应该做的事。所以他写了四篇感想，写完出来说：“我有点头晕。”大家说：“谢教授，你要小心一点，别倒下，不要摔跤。”他还打哈哈，说：“我这个人不会倒下的。”结果他就倒下了，脑溢血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我父亲非常幸福的，他是笑着走的，而且他的四篇感想充满了对新中国的希望，所以我今天来看到，真是开眼界了，这么漂亮的建筑，一看到这些东西，我老想那些走了的人，好多人都走了，他们都没有看到，我看着了。家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冰心是同班同学，怎么样，可以吧？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当时从鲁艺毕业南下的文工团，在武汉建了一个武汉歌舞剧院，宿舍没有盖起来，宿舍很漂亮，全是红房子，没盖好的，他们就分散住，音乐部、戏剧部，分散住，正好我们住二楼，他们住一楼，如果他们不住在一楼，我就抗美援朝去了。因为我父母都是特别爱国的，特别有政治热情的人，也让我去报名了，那批全是护士。

后来我初中毕业后，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来文工团，我就跑下去考试，我弹了两首钢琴，因为我母亲是教会的风琴手，会风琴和钢琴。先生们，不是吹，我告诉你，简谱拿来我就能弹和唱，你们会不会？我就这样进了文工团。文工团进去的时候没有工资，供给制，我还过了两天供给制的生活，女孩子1个月发四块钱生活费，完了穿着布的列宁服，立领的，系皮带的马裤装，吃饭是一大桌8个人一碗菜都围着吃，我都不好意思，在家孤独惯了，一吃饭就拿着菜冲着墙吃。

1951年参加文工团，1952年就参加土改，去湖南道县。道县后来很有名。去道县土改，到了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要给老百姓演戏，当时我们是凑起来的，有话剧演员，有搞行政的，演什么呢？肯定给老乡演歌剧《白毛女》了，杨白劳卖了女儿，后来服毒自杀在门口，可能年轻人没有看过，当时凑起来我就演的喜儿，衣服是借的老乡的衣服，就在那个四合院里面演，那时候没有化妆品，用的贴标语、写春联的红纸，搁点吐沫就在脸上搽搽，毛笔画眉毛，演那么一段戏，我是第一次，我那个时候才17岁，第一次演歌剧。

观众就提个小凳子的，好远跑过来看，我也哭得一塌糊涂。这是我17岁第一次接触歌剧。后来1953年歌剧剧院化了，当时我就是歌剧团的演员了。在这之前我小时候跟艺术的接触可以讲一些，我小学五年级才进学校念书，因为当时抗日战争我住上海，我大哥和姐姐都出去上大学了，我父亲要上班，我妈妈要做饭，请不起人，我是穷人的孩子，我爷爷是福建人（有福建人吗？）小时候十几岁从龙岩逃难逃到湖南，现在我随父亲的籍贯是湖南益阳人，所以是穷人的孩子。因为我国刚解放观众要看文艺要看戏，一大批初中生和高中生——我是初中生——一大批十五六岁的人就上去了，甭管干什么，全上去了，不是说认识不是有两个方面吗？理论和实践，咱们是实践派，就从那再没有时间上学，从那时一直实践到现在。

我觉得实践跟表演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因为甭管怎么说，老演员来了第一句话就是他演过什么。我们《青春之歌》里面的剪接师叫傅正义，今天80多岁了，他就是当年也是十六七岁上来的。一大批人，我相信你们的父母里面也有，一大批是没有经过学习的，来不及了，不能说谢芳你先学四年音乐再演歌剧，也不能说谢芳你先上电影学院学习四年再演《青春之歌》，都来不及，就呼啦啦到现在，这么弹指一挥间我已经七十古来稀了，这就是我的命。我跟艺术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五岁的时候我父亲把我抱到圣诞节晚会上，唱了一首英文歌。就是“耶稣爱我”，我晓得，这是《圣经》告诉我的。当然现在我知道，谁爱我？是你们，我亲爱的观众们。我刚才做了精神准备，我说去得人少你也别灰心，坐了三个人我都得讲，你们爱我呀。我这一辈子，没有观众就没有艺术，做烧饼还得有人吃呢。你们是上帝，谢谢你们，鞠个躬吧。

我的戏剧是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学上，有时候也羡慕，小孩子才几岁，拎着个书包跟着小孩一起上学，等人家都上学去了，我又灰溜溜地回到家中，我没有学上。做家家好玩，都装什么妈妈呀、坏人呀，那个时候手纸都是黄的四方的草纸，我就撕成一片一片的发给大家，我当老师，发给大家当作业本。所以后来我明白了什么叫戏剧。就是生活中想得到的事，得不到的就通过艺术表现，就是理想，因为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脑子，除了物质以外还有精神，所谓戏剧就是通过艺术来表现达不到的理想。后来我就正式走向文工团，文工团主要是什么？文工团当时的领导，团长、主任都是年富力强，都是三四十岁，我才十几岁，他们怎么会把二楼一个小女孩招到自己团里呢？经过考试就让我进去了。我觉得是一种责任心，我们团长那时候的责任心很强，要现在可能不会看到，哪有什么女孩，别人可能会说那个小女孩不错，他会说：谁啊？就忙自己事儿去了。我们团长莎莱、程云现在还健在，这边写，那边就在排练，所以我就说，第一是我父亲爱国，第二是这些文工团都是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心把我招进去了。后来1959年拍《青春之歌》，我为什么会在电影里面演林道静呢？《青春之歌》的导演崔嵬当时就是我们剧院的院长，中南文化局局长兼我们院的院长，他已经40多岁了，他当时记得什么演员我不一定知道，我现在才明白是这样把我从湖北叫过去，给我们成院长打了个电话，说让谢芳来试试演林道静，就这么我一下跑去演《青春之歌》去了。第一是爱国的父亲，第二是文工团的责任心培养我，第三个是崔嵬。那么巧合，崔嵬是中国最佳的男演员，现在上哪儿找那么魁梧那么民族的，他体现的就是一种民族精神，自尊自强，不要老觉得外国的什么好，同志们，他到莫斯科参加电影节的时候，有一次有人告诉他说：“崔嵬，你可是中国的安德烈。”安德烈是谁？苏联一个电影《攻克柏林》，里面有一个挺胖挺壮的水兵叫安德烈，他不也挺壮的吗？他当时就拍桌子说：我为什么是中国的安德烈？我就是中国的崔嵬。这句话一般人讲不出来。

这个拍完以后，如果没有敬爱的周总理，我演了也就演了。当时在湖北“文化大革命”那么厉害，我肯定不行，肯定完了。周总理那么关心老百姓，把我和我先生招募出来，从湖北调到北京一直到现在，谢谢周总理。当时《青春之歌》拍完了去检查、审查的时候，他是站在门口迎接我们的。这是第四位。

还有第五位是我老伴张目，我也是特别幸运碰上我老伴。我老伴是怎么回事？1951年我在湖北初中毕业参加文工团考试，他是我们院长到北京招的唯一一个男的歌剧演员，21岁，他也不知道湖北那么热，就跟着去了，然后在湖北贡献了他13年的青春，他在我们剧院业务上是尖子，第一男主角，行政上是团长和队长，劳动上是带队，炼钢铁也带队。一直到现在，刚才还是他说的，说我讲课的题目叫“我的艺术人生”，我说行，我都听他的，他字写得比我好，嗓子比我好，社会经历比我丰富，什么都比我强，他演电影比我还早，我1959年拍的《青春之歌》，他1957就在《上海姑娘》里面演的青年工人。1953年我们开始剧院化，我们就这样第一次演《小二黑结婚》，然后1954年就赴朝慰问志愿军，唱女声小合唱，1955年中央歌剧院请了苏联的花腔女高音金梅采娃来上声乐课，我学的声乐，金梅采娃老师说我的声音是最轻的花腔女高音，所以我要演歌剧，都是本嗓，我是假声，我是最细的，1955年学这个，1956年当时苏联乌克兰舞蹈团到中国巡回演出，27个大城市，我就报幕，一个我，一个马达木，他说俄语，我说中文，两个人报幕，那个时候我21岁，报了27个城市，报到郑州，患盲肠炎了，在郑州半夜三点经过手术，一个女大夫30多岁，说：没看见过你这样的病人一声都不吭。我这个可能会受苦吧，哪像现在的女人生孩子吱哇乱叫的，我一声都不吭。1956年报幕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报的那一场好像还没有什么礼堂，是露天的，前面黑压压的一片，我面对着黑天，我就用我的丹田声高声的报幕，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团长还说你的报幕声音像小鸟唱歌一样，我们乐队都拜倒在你的裙下。后来1957年我们又演歌剧，那个是美声，《白毛女》完全是扯着嗓子喊，都是本声。

我们还向传统剧目学习，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学生，在台上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所以把武汉京剧院、越剧院的名演员都请到那儿，把我们每天早上5点钟叫起来练功。当时我学的《思凡》，思凡就是小尼姑，40分钟自个儿在那儿敲鼓，跟八个罗汉逗，逗完了就下山，就这样一个人，40分钟，你要忘词儿了，对不起，关大幕。有一次我唱着唱着差点忘词儿了，把我吓得一身冷汗，几乎是本能地连第一个字带声音同时一下子冒出来了。

我还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和张目俩，那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经常去湖北视察，张目给毛主席演出三次湖南花鼓戏《打鸟》，他是北京人，演的《打鸟》，讲湖南话，毛主席还说：你怎么长高了？我给毛主席演过河南梆子《柜中缘》，你们看到这个戏吧？就是岳飞的儿子岳云逃到她那里，求她保护他，就藏在柜子里，她哥哥回来了，要在柜子里拿棉袄，她不让他哥哥上柜子，就这么一场戏。那个身段、手段都是非常零碎的，不是一板一眼地演，我哥哥叫“淘气”，这个戏我给毛主席演过，当时毛主席笑得肩膀都抖了，特别高兴。

后来1959年就拍《青春之歌》。那时候我们剧院是那样的，我们的宿舍做了一排房子，张目是队长，他有一个单间，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1957年结的婚，湖北很热，有一个纱门，那边是篮球场，透过纱门就看到来了一个小黑车，从车上下来一个人，往院部走去了。他就是《青春之歌》的副导演刘春霖来接我来了，说让谢芳去北京试《青春之歌》的林道静。

《青春之歌》是1958年杨沫刚出版的畅销书，让我去试镜，我心想试就是有试上有试不上的，试上我就演，试不上我就回来。不像现在有些记者采访我，说我一夜成名。我说：什么呀，我都累了七八年了，还一夜成名。我那时候真不那么想，你们相信吗？你们都是过来人，我们那个时候都很单纯，都是小弟弟和小妹妹。我在火车上看小说，说林道静是一个19岁的面色苍白、俊美的女学生，我当时就想我有那么俊美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不照镜子，你们信不信？有时候周末开舞会，抹点口红，觉得，咦，我这人抹点口红还挺好看。

后来又看那个分镜头剧本，什么场景、对词、表情、音乐的处理，我看到有一个镜头是：林道静的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我就有点紧张，我想：这个眼泪可不是别的，眼泪是物质，它是水，它不来你有什么办法？

就这么我到了北京，北京正好下着大雪，1959年的3月。我妈说你干吗来了？我妈那时候已经搬到北京了。我说我演电影来了，我妈说：你没有上过电影学院怎么演电影？我说管他呢，我就去试镜头。试镜头试了两次，第一次试肖像，正面看看、右面看看、左面看看，我们厂长说：谢芳，看见你了吗？我说：看见了，还行。因为我的肤色平时不是太好，抹了一点底色。后来第二次就试戏。因为林道静在《青春之歌》里，演员除了五官的表演之外，还要看演员身上有没有一点革命气质，因为她要参加革命抗日，要革命，不是说你漂亮就行，所以要考试这个，试了两场戏，一场是离婚，这离婚也不是人人都能离婚的，就看你掌握多种复杂感情的能力；另一场就是国民党让她自首，她把自首书一撕，往他脸上一扔那个镜头，台词是这样的：“进了你们的圈套我就没想活着回去，狗东西，你们枪毙我吧，我跟你们拼了！”

试了以后半天没有结果，我想：不就拍一电影吗？干吗呀？我就跑到导演家问：行不行？不行我就回去。我想我回去还唱歌剧，我还是主角呢，怕什么呀。为什么呢？他犹豫了一个阶段，因为老演员表演上有把握，新演员有行有不行，后来崔嵬导演说豁出去了，这个林道静必须要年轻，要是不年轻就不是《青春之歌》了。你说周围的演员都还得比她大，什么江华、林红、余永泽都得比林道静大，林道静要是比他们大那就不值得人同情了，小才会引起同情嘛。所以现在看来，当时选演员，如果林道静是让一个再大一点的演员去演的话，那周围就可能是谢添之类的这些演员了。现在看起来当时演江华的这些人，都比我大五六七岁以上，显得林道静比较弱小，林道静不是成长式人物吗？《青春之歌》到现在快50年了，现在人家见了我，还在说：谢芳我看过你演的《青春之歌》。这个事对我震动挺大，我没想到我这一辈子是这样的，没想到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演一个电影，结果到我70多岁、80多岁，最后告别人世的时候还要说，我病得躺在床上了，医院里要是有人采访我，还是会说。为什么？因为是精神，精神和物质是对立统一的，光有物质不行，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比物质厉害。人要有思想和情感，不是光吃饱了就发傻，那不是白痴吗？我就明白了艺术作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一个是艺术性，光艺术性高但是没有思想性不好，光有思想性，干巴巴的没有艺术也不行。像杨沫写这个小说为什么成功，首先抗日战争是不可否定的，现在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国家之间互相不能干扰，是不是啊？谁也不能说到你这国家来统治你，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真理上它是永远真理，永远不会错，不能到现在说，那个时候余永泽还对，他还学习，但是那个时候主权都没有了，学什么习，所以第一它的思想性站得住，这个具有教育意义和社会意义。第二，它又不是单纯的说怎么怎么抗日，它是通过一个女人，一个女孩子的命运来写，开始婚姻不自由要投海自杀，后来结婚，后来又参加运动，一点一点，后来怎么成为共产党员，是这么来写的。所以，我觉得你要干巴巴地写是不行的，要通过一个人的命运。艺术好的东西都是命运，什么阿Q、三毛、祥林嫂，这是一。另外呢，命运还都是好人的命运，你就是一个天鹅还得有黑和白呢，你就是蛇还有白蛇和青蛇呢。所以，好人是一个因素，还要生动，活灵活现，有一句很好的台词：面包会有的。这句台词特别好。《列宁在十月》，最好的情节是列宁躺在地板上，你说别的没用，列宁那么大的领袖躺在地板上，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

所以，《青春之歌》的成功是综合性的，绝对是大量的，导演崔嵬一开始100多万字的小说，弄出来就是一句话，他要集中，因为小说看几年都行，《青春之歌》是三个半小时，再长不行，所以他集中把林道静总结出来有一句话叫“一切让林道静看见，一切让林道静听见，把她作为成长事物来写”，这是一。第二点，当时有两派意见，有一种意见是林道静不够共产党，不够英雄，崔嵬就不同意，他说林道静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通过不断地参加运动，不断的考验，她成熟了，她不是个英雄。所以，崔嵬的文艺思想很成熟，当时40岁不容易。所以，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谢芳，你演的可是英雄。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没说我就具体戏具体人具体演。要演跳海，我就演得眼泪都出来了，眼泪出来了还要离开画面，先拍流眼泪，再离开画面拍水，一接上就是跳海了。电影就是所有小方块的连接。

另外，崔嵬还懂得戏曲，不要轻视我们的戏曲，崔嵬拍过《夜奔》、《野猪林》什么的，他懂得戏曲。所以，600个镜头，从头到尾，他的镜头已经在他的脑子里完成了，你们只要投入生产就行。一个女青年背身走向海边，通过一个泪水的镜头跳出去以后，接连就是几十个海浪翻滚的镜头，哗哗哗，完了以后安静下来，蛐蛐叫都听得见。完了，余永泽在那倒了一杯水，端到那去，说：林小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戏就开始了，这边是戴愉叛变，那边是卢嘉川就义，一会强一会弱，起承转合，今天看来艺术力量还是非常强。还有监狱里头，5月的鲜花，拍的土洋结合，当时像女演员那么大的特写镜头，推到两个眼睛在那儿看书，当时是没有的，1959年是没有的，那还不是资产阶级化，女演员推那么大的特写。要讲《青春之歌》多了，那些演员秦怡、王人美，都是30年代的大影星，那些人都是艺术创作，记者问我和这些人联合有什么感觉？我说没什么，他演他的，我演我的，我们在青岛演戏的时候没地方住，都住澡堂里头，崔嵬也住在澡堂里头，那时候也单纯，国家拿钱，大伙就拼命干，一切为了向“十一”献礼，“十一”要演9月必须停机，600个镜头最后就补了一个空镜头，全部通过。总理接待我们，站在门口等我们摄制组的到来，看了一半就握我的手，说：“谢芳，祝你成功。”当时他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我是武汉的。他说：我去武汉没见到你。我刚才不是说吗？他们去武汉，我们俩给他们演过戏，可当时全忘了，紧张得全忘了。就这样《青春之歌》出来了。

我现在体会，《青春之歌》在我身上就一个，就是政治热情。这个戏本来就是政治热情。“枪毙我吧，我不怕死，我跟你拼了！”我要是没有那自信，那我怎么演，我真信，我不是假信。我没有参加过战争，我就劳动，劳动我什么都干，人家都说别跟在谢芳后面干，她干活是不要命的，我是真热情，我现在想起来我没有怀疑。流眼泪的镜头我头一回拍，拍离婚，当时离婚有一个镜头，就是林道静的眼泪流了下来，余永泽一走，没有台词，没有动作，没有大段的道白，镜头对着你眼泪就得出来。我没有技术，没有技巧，有的演员有技巧，我没有，全凭真情实感，演完下来手冰凉，但是最重要的是没有杂念。当时灯全开了，机器就对着我，一点声都没有，最重要的是我这时候不能有杂念，我没想：谢芳你要是哭不出来就完了。我就集中在我怎么调动我的情感，因为演员不是神，不是什么事都经过，我没有经过的事怎么演，演员最重要的是要善于自我调度，要投入自己额外的东西。当时我就想：张目他对我挺好的——他对我确实挺好的，那个时候对我比现在还要好——我说他对我真是不错，如果有一天他走了，不理我了，我会怎么样，一想这个眼泪就出来了，崔嵬连预备开始都不敢说，就拍了一下摄影师的肩膀，马达声就开始了，演员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当你的眼泪和马达同步进行的时候。拍完了还想千万洗印厂别把胶片洗坏了，洗坏了我还得再来一遍。这是激情戏，还有一些戏属于没有台词的戏。有台词的戏就要善于给它加一点自己的特色。比方说，我有一句台词，就是跟卢嘉川说：“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就这么一句。我想她在卢嘉川面前应该显出她稚嫩的一面，便说成了：“我斗争过？我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这是我自己投入的色彩。我平时拍戏的时候不怎么看周围的，我就沉浸在我自己的角色中。我那天突然看见崔嵬在那边一个人在那里念台词“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我想他可能也在琢磨这样说对不对，因为这属于一个比较不一样色彩的台词。还有，没有台词的镜头，卢嘉川走了，她打开他留下的包裹，“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导演要求我非常崇敬地站了起来，和这个卢嘉川对话。我想：怎么能崇敬地站起来呢？因为一个人生活当中是不可能突然这样站起来的，后来我想起《国际歌》的旋律，一听到这个旋律我特别感动，我觉得听了这个旋律小偷都不愿意偷东西了，特别崇敬，这是我的感觉。导演说：谢芳准备好了吗？我就说准备好了。他一拍，我就从内心深处响起这个《国际歌》的旋律，就自然地崇敬地站了起来。还有最后入党那个镜头，举个拳头，长长的一个推拉镜头，也是一句词没有，你说生活当中这样站不是发傻吗？这是艺术要求，我说这怎么办？我不能老是说：我要好好干，我要好好干。因为光好好干也不够抒情，我就调动了美术的力量，我设想看到很多漂亮的油画，演员就是联想和假设，什么都没有，都是自己的脑子想出来的。

第二是文学对我的帮助。当时导演谢铁犁拍了一部《暴风骤雨》到捷克斯洛伐克去评奖，国外的艺术家跟他说：拍得不错，但是缺少两个字就是“含蓄”。就为了这“含蓄”，谢铁犁回来抱着许多小说到北戴河去看，最后挑中了柔石的小说《二月》。有人说戏剧成功有个妙诀，就是“三个一”，一个事件，一个地点，一个人物。《茶馆》不也是吗？就那一个地儿，茶馆的变迁。柔石的《二月》也是，就是地主家一个女孩子，来了一个大学生，她挺喜欢他。大学生又想救一个寡妇，没救成，后来大学生也走了。就这么一个事，事特别少，人也少，七八个人，一个地点，一个小芙蓉镇。因为人少，事件集中，所以就挖掘内心的冲突比较多，就容易达到高处，就这么一个“含蓄”。后来“早春”两个字是夏衍部长加的，当时的文化部长真的是文化部长，所有的电影他都要看剧本，修改，我现在还有夏衍修改的《早春二月》的剧本，那个台词都是要几经修改的。夏衍加个“早春”两个字，所以叫《早春二月》。

《早春二月》选我的时候，导演说，这个人物要“一回头，一瞪眼，让你倒吸一口凉气”，我想：上哪儿找去，反正我不会，我不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我在现实生活中是这么个人，我老跟摄影师背后走，我老在你背后转来转去，你都找不着我，我是这么一个人，黄花鱼溜边儿的。汪洋厂长给了《早春二月》这部影片四个字叫“精雕细刻”。

对立的统一我讲过了，我再讲一点，原来以为“为人民服务”就是指我们演员给你们演戏是“为人民服务”，现在我才知道，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就是大众的服务把你喂养大的，护士、大夫接生，然后到家里来，有房子住、有床有吃的，我们都是互相服务大的，而且你们的服务比我们累，你们的文化要求高，科技要求高，还难，不像我，有时候说我演林道静了他还给我笑脸。老百姓不容易，所以我现在感觉到我最怕自己居功自傲，不要把功劳揽给我自己。没有无数先烈的牺牲，哪有抗日战争的英雄？没有英雄，哪有我？没有杨沫写100多万字的小说《青春之歌》，哪有我？没有崔嵬他们，哪有我？你看那“一二·九”拍得相当感人——你们看看吧，就10块钱一张碟——上千的警察、学生、群众在一块。那场戏拍的！好像没有怎么排练，不能排练，排什么练，都是在那里一气呵成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我觉得世界上最纯洁的感情是观众和演员的感情。我没贿赂你们吧？我没去拉关系吧？对艺术的一种知心，我这个人喜欢说一些话，我说：喜欢艺术的人没有犯罪的，不信你们看，喜欢艺术，音乐、美术，犯罪的少，就是喜欢艺术的人比较大方，大公无私，好就是好，这是一种天然的感情，这可能就是人类的真善美。今天我想讲的特别多，就讲到这吧。我让我老伴讲两句。

张目：现在按计划还有一刻钟，原来我是想补充一点。我是搞歌剧的，想跟大家汇报一下，或者交流交流，讲讲新歌剧，新歌剧有些好的唱段，哼哼几句，后来我看互动的时间都没了，所以我就简单地补充一点，只能这样了，然后大家就互动，然后我们再唱两首歌，就这么个计划好不好？

观众：好。

张目：谢芳我跟她一辈子，我有这么个体会。她这人一生也很不容易，她的父亲真是爱国，把她领到大陆，就像她说的那样，如果1950年不回来，她就干别的去了，美国当个太太，香港当个太太，这一生不是电影界的了。她父亲真是爱国，所以她的一生走艺术道路还是碰了许多贵人，像崔嵬、周总理，还有北影的一些领导。但总的来看，她有这么一点，这个人特别认真。我这一辈子对她的认识，不管她对什么事情，过去讲领导分配、组织分配，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可以自由选择，那个时候叫组织分配，分配干什么她都认真。第一条是认真。第二条是非常刻苦，来得不是很容易，她经常是夜里睡到两三点突然起来，想起剧本，想人物如何刻画，如何研究这个台词，经常是这样。

谢芳：别说我，说你自己。

张目：我补充一点。第三点，肯动脑子。有的人说她特别聪明，光聪明不行，要动脑子。我这一辈子感觉她是这样。所以很多记者也说，说谢老师你这个《青春之歌》一夜成名有什么奥妙？让年轻人也得点诀窍。其实不是这样。她在演《青春之歌》之前，我们俩在一起工作是搞歌剧的，她已经演了五六部大型歌剧和七八个小歌剧。我们为了演这些歌剧，当时的领导请了不少的名家教我们，踢腿、下腰，走圆场，唱歌，各个方面，五点钟起床练功，各方面的知识都不断地给我们不断的补充，不断的练习，所以她有歌剧的基础，这是绝对不能够忘掉的，不是现在的一个学生，长得挺好，突然一下子一夜成名了，演了一部电影火了，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有些年轻人别把这个看得那么简单，那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什么不知道，一下子就成名了，那是不对的。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得认真、刻苦、动脑子，你才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

我是搞歌剧的，新歌剧，为什么叫新歌剧？京剧也是歌剧，外国人把中国的京剧也看成歌剧。最早没别的可看，楚剧、汉剧，广东的戏，像过去红线女演过很多的戏，人家都认为是歌剧。我说的是新歌剧，新歌剧和外国歌剧在特点上有什么不同？中国歌剧在中国戏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有说有唱，它的特点就是有说有唱，不像外国歌剧，外国歌剧都是以音乐为主。他这个没有说白，他把说白完全变成音乐，这就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我到文化部组织歌剧考察团，我有幸到德国考察一个月，德国的歌剧发展很快，不断地更新，但都是一个模式，原来什么样还按什么样演，歌剧的特点就是音乐一直到底。中国为什么有说有唱，中国人从古到今习惯于看中国戏曲，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有说有唱。什么是新歌剧？新歌剧就是有说有唱，唱做念打都有，这就是简单来说，大白话来讲就是有说有唱，外国歌剧就是音乐，从序曲到尾声，全部是音乐为主。

中国的新歌剧有不少，《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红珊瑚》、《刘三姐》、《红霞》、《原野》、《伤逝》，很多，小歌剧也不少，《三月三》，《血泪愁》。这些歌剧起源在哪里？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1942年之后产生的《兄妹开荒》和《白毛女》这些优秀作品，从这开始算是新歌剧，也有的说从30年代《乌鸦与麻雀》是李景辉先生作曲，这么算，但我看都有道理，反正都是属于中国新歌剧的特点，有说有唱，像中国的戏曲一样，一说就来个叫板。先有个白，然后再唱，感觉挺舒服，中国人就挺喜欢。《小二黑结婚》里面也有好段子（唱……）听起来也挺好，《伤逝》我们也演，《货郎与小姐》我们也演过，《小二黑结婚》我们也演过，《白毛女》也演过，《小二黑结婚》她演的小芹，我演小二黑，到《白毛女》我就长了一辈了，因为杨白劳唱得比较多，我就演杨白劳，她演喜儿。后来我们又演《货郎与小姐》，外国歌剧，也挺有意思，我演货郞，她演的小姐。我们俩的合作很多，有很多人问你们俩什么时候谈的恋爱，什么时候结的婚？我们俩1951年认识的，一块演歌剧，演了不少年，后来她演了电影，我继续搞歌剧。我们俩是1957年结婚，她拍电影《青春之歌》的时候已经结婚了，所以追她的人相对的也少了。今年是2007年，1957年到2007年整整50年，北京电视台那天把我们俩请去拍节目，我们也不知道，到节目尾声了出其不意拿出一个大蛋糕，说今天是谢芳老师和张目老师金婚，一个大蛋糕！北京电视台，后来中央电视台一看北京台弄了，我们也得弄，那天他们也让我们去，《同一首歌》把我们请去了，最后在台上说金婚的人四对，我们俩一对，还有刘江跟他的老伴，还有葛存壮老师，还有陶玉玲老师，四对金婚的老头和老太太，《同一首歌》也办了一次，感谢他们。

谢芳：那天我们过去了所以赶上了。完了问什么感受，我说下辈子我还找他。下辈子还找你，我们编个剧本，剧情是下辈子我们都年轻了，我们又相互找，找了半天，互相找着，你们说行吗？

观众：行，好。

张目：不行了，时间到了，我们先唱首歌吧。她写的一首曲子，她这个人不能闲着，一会说咱们写个歌吧，我说行，一会说咱们写个剧本吧，我说行，一会说写个电视剧吧，我说行。她后来写了个奥林匹克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汇报过咱们再互动，最后再给大家唱两首歌。

谢芳：年纪大的人特别希望和平，让歌声开出和平的花，实在和平不了，咱们就把它给唱和平了。这首歌名为“奥林匹克，和平的家”。

主持人：您以前不是老在舞台上演歌剧吗？现在咱们来一段新歌剧。两位老师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谢芳：我们那歌剧没有两个人唱的，都是一个人唱的，我们唱《开花结果》吧，我们院长写的，有四句是重唱的，天上一朵云，地下两个人，天上的云无心啊飘来飘去，地上的人儿有意啊私订终身。

主持人：我们这次联欢会，真没想到，主办方也没想到，今天是我们2007年文化大讲堂最后一讲，请来两位重要嘉宾，所以最后就是联欢会。接下来是互动时间，咱们有什么问题就问一下。

提问：你好，谢芳老师和张老师。今天我觉得我有幸在市民大讲堂跟两位老艺术家见面是我一生中的荣幸，因为我是从小看着您演这个戏走过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每个星期六父亲母亲就给我一两毛钱看电影，那时候我就看《青春之歌》，比如说过去《青春之歌》，包括一些老的电影，我们都看过，上个星期听了岳红老师的讲课，如果今天我母亲在她也会过来看，因为她对你们这一些老艺术家的影视剧非常欣赏，基本上每个星期必看。所以我们的一生也是在您这一代老艺术家的精神鼓舞下走过来的。一个人的精神支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此谢谢谢芳老师。

提问：谢谢二位艺术家。我也是年过花甲，也是第一次和明星零距离接触，以前没有这个机会和条件。我提一点，我想听一下二位在“文革”中间有没有什么遭遇，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还想听谢芳老师能不能单独唱一段《小二黑结婚》里的“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

谢芳：“文革”的时候我叫“毒瘤”，黑帮里面排最后一个。因为我刚30多岁，我想讲的是1970年在干校的时候我们就是劳动，喂猪，我们给猪打针，我最怕动物，就连戳带推药，针进得太快了，最后每个猪的屁股上都有个大包。另外我还为毛泽东主席的词《沁园春·长沙》谱了一首曲子。因为我是湖南人，我不会写曲子，我用湖南音一个一个拼的，从1970年写到现在，如：“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三句词，我老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老不合适。后来我让人家给我做伴奏带时，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恍然大悟，他说：你还算聪明，把三句变成了四句。因为音乐创作你们知道，必须是双数，不能单数，三句词不是双数怎么也写不好，最后把“橘子”和“洲头”变成两句，这一段才过来，这就是没有理论的结果，我唱一句这个词行吗？

主持人：我代表大家表示感谢，觉得非常意外，非常感谢二老带给我们这么好的艺术作品，也真的能感到二老对待生活的这种态度，认真、热爱，无论是对待工作还是观众，还有对待二位彼此之间的认真。我们早上一起锻炼、一块练声、一块工作，真没想到50年过去了，真的非常羡慕你们，观众朋友觉得是不是？

观众：是。

主持人：非常感谢。这也是我们文化大讲堂2007年最后的一场讲座，希望大家来年继续关注文化大讲堂，也祝二老金婚愉快。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