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国际人道医疗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MSF）自1971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开展工作。目前，我们在全球60个国家大约有33000名员工，现在每年的预算为128亿欧元。我们开展的项目中的大约60%都位于不稳定的地区：要么处于冲突之中，要么在冲突之后。其余的在稳定环境中运作的项目也经常遇到自然灾害，或者诸如“瞌睡病”、艾滋病、结核病等各种疾病的威胁。

关于埃博拉问题，我们组织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参与疫情响应和病例管理，救治了数千名埃博拉患者。西非最近的埃博拉疫情始于2014年，患者超过28000人，造成11310人死亡。这是自2000年乌干达出现埃博拉疫情（有患者425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过去几年我们通过参与埃博拉疫情响应，积累了大量的一手经验和专业知识，包括患者的临床救治、公共卫生响应、社区教育和疾病预防。

在西非最近的埃博拉疫情中，我们设立了8个埃博拉医疗中心，在其他地区分散设立了16个医疗点，救治的埃博拉病人占确诊患者的33%。疫情防治期间，我们组织动员了5400名护理人员，他们有些是医务人员，有些不是。

最近这次埃博拉疫情与以前很不相同，因为它影响了整整3个国家，过去疫情主要发生在非常偏远的农村。第一个埃博拉病例出现在2013年12月，但是即使到2014年3月的第3周，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仍都没认识到疫情的出现。到我们和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埃博拉疫情暴发的时候，已经有4个相隔200公里的地方报告疫情，那意味着在这三个国家里至少有4条埃博拉病毒传播渠道。这使它与我们过去经历的疫情很不相同，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对埃博拉疫情通常的响应在这次疫情中不起作用的原因。

所以我们决定提高疫情的响应级别。在过去，我们处理的埃博拉疫情规模更小，也更孤立，我们最大的埃博拉医疗中心有40个床位。我们在这次疫情的早期也是这样做的：设立埃博拉治疗中心，救治患者。但是，根据情况的变化，我们把床位从40个增加到80个，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从未遇到。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修订应对埃博拉疫情的指导方针，以适应医疗中心的患者规模。到2014年夏季，患者人数增长得非常快，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渠道也在扩散。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我们开展工作的地点之一，登记的患者人数最多，我们在那里建了一处有200个床位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床位后来增加到400个。然而，我们认为，如果要保证疫情响应的质量，医疗中心的床位最好不要超过100个，但是我们将来不大可能再建这么大的治疗中心。

针对疫情，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提高响应能力。在我们组织里，大约只有40人知道如何救治埃博拉病毒患者，所以我们必须迅速推广医疗救治知识。我们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培训中心，培训的对象既有来自我们组织内部的，也有来自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这种模式被称为“核心成员培训”，意味着大家要掌握如何使用个人防护装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以及埃博拉疫情管理和控制传染等其他重要知识。

我们邀请那些即将被派往疫区或已经在疫区（塞拉利昂或几内亚）工作的医疗人员分别到我们位于蒙罗维亚（利比里亚）和布鲁塞尔的培训中心。非常难得的是，由我们对无国界医生组织之外的成员进行培训，培训的对象包括军人、其他非政府组织成员、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员等。我们向世界上其他人员和组织开放了我们的培训。要想迅速扩大掌握埃博拉病毒防治知识的医疗救助人员数量，这是唯一的途径。

我们必须做一些艰难的决定，以派遣最好的人员到现场去培训其他人。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有从其他非政府组织那里获得帮助；这些在布鲁塞尔接受过培训的成员也几乎无人愿去，很多人都说，“这个事情很有趣，但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2014年夏季，我们继续开展培训活动，还响应了其他几次危机，如乌克兰危机、加沙地带的巴以冲突。无国界医生组织也向南苏丹和阿富汗等其他发生冲突的地区提供了人道救援。2014年的夏季真的非常艰难，我们组织了很多双边会议，做了很多公开演讲，以吸引公众对埃博拉疫情的关注，但并不容易。

最后，直到2014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是一次“公共健康突发事件”。对我们来说，这非常重要。虽然我们都知道声明并不能救命，但是“突发事件”是一个人们不能忽视的字眼。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在我们长时间施压之后做出的举动。8月之后，加上来自南非的压力，情况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

在各种大型会议上，我们一直在努力让大家倾听我们的声音，直到被联合国邀请去纽约，在2014年9月22日召开的大会上发言。我们邀请在利比里亚工作的同事杰克逊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做了简要发言。对我们来讲，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我们当时感到非常绝望。在3月第一例埃博拉病例得到证实之后，我们依然是极少数做出响应的组织之一。我们告诉世界：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斗；如果国际社会不及时做出回应，我们还将继续输下去。我们还特别呼吁应该做什么，要求有更多的人员部署到疫区。

我想澄清一下：我们曾呼吁把部署军队作为回应埃博拉疫情的一部分。有人暗示，我们是要求进行军事干预。但不是那么回事，事实是很多人低估了形势的严重性。我们请求部署军队，是因为我们相信：无论对错，都需要快速投入大量的工作人员，让其他一些医疗中心运转起来，这样才能为被隔离的患者提供更多的床位。我们看到军队拥有大量守纪律、有组织的军用和民用小分队，他们拥有细菌战的专业知识。我们没有要求军事干预，而是需要军人们处理生物危机的专业知识，以及组织协调的能力、纪律和勇气。

我要谈一下中国政府在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中的模范作用，发现疫情后，我们就一直与中国政府保持对话。我想突出中国的特殊贡献，它是少数几个有勇气派遣人员到西非去照顾病人的国家之一。很多国家提供了资金和设备，但是派遣医生和护士到西非救治埃博拉患者、派遣人员到一线去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国家很少，中国是其中之一。

中国还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一座三级实验室，帮助诊断埃博拉病例；中国还捐赠了大量的个人防护装备，价值数十万美元。在现场，我们一直与中国的各位代表合作，也非常高兴看到他们为应对埃博拉疫情付出很多。

在这次疫情中，我们有很多教训。我们的反应确实有些迟缓，没有及时呼吁公众关注这一突发事件；研究工作也一直滞后。虽然埃博拉病毒在1976年就被发现了，但那已经是很多年之前；由于缺乏诊断工具、治疗方案和埃博拉病毒疫苗，我们在非洲仍然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这也证明了现有的研究模式对没有被世界视为应当优先处理的病毒性疾病不起作用。

所以，对我们组织来说，研发工作非常关键。在健康危机时刻，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研发方面的准备相当不足。在研究方面，我们最大的倡议正落后于时代。事实是，在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我们没有在关键时刻开展研究，我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我现在说这件事，是因为过去我们对埃博拉病毒临床试验的设计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进行一项会使50%患者死亡的随机试验是不道德的，虽然那是科研中的一条黄金标准。埃博拉病毒随机而可控的临床试验，可能会导致50%参与试验的对象死亡，另外50%的人员获得救治。一切都非常艰难，我们要争取的一件事，就是赶紧做一些适应性临床试验。

我们的临床试验在2014年12月才开始。我们希望将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研发蓝图指导之下，卫生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研发工作的伦理框架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也相信这种研发工作将会使公众受益，但是我们想明确的是，研发工作应该聚焦于最需要的人群和最受影响的社区。

我们梦想有一种埃博拉疫苗，但是现在只研发了几种候选疫苗。

几种可行的埃博拉候选疫苗已经在进行测试，结果非常积极和鼓舞人心。所以，今天我恳请继续推进埃博拉疫苗的研发工作。我知道，不同候选疫苗的研发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其中之一在中国。

现在回头看，我要说，我们在埃博拉疫情初始阶段非常艰难。对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太以自我为中心。但事实上，埃博拉疫情是我们2014年里投入最多的一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同事：28人被感染，14人殉职。在阿富汗的昆都士项目中，我们也失去了很多同事。

今天，有很多独立的专家小组在记录总结这次疫情的教训，以便为下一次疫情做更好的准备。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埃博拉疫情中吸取很多教训。我们固然可以用最科学的医疗器械去处理某种疾病，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意愿，再好的器械也不会被有效部署；而政治意愿恰恰是我们在响应埃博拉疫情过程中所缺乏的东西。

有人希望谈谈治理问题。我们无国界医生组织，正是那些能迅速决定响应疫情并能快速把人员和装备部署到疫区的少数非政府组织之一。我们发现哪里有需要，就竭尽所能去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下面我要谈谈《国际卫生条例》。在“非典”之后的2005年，对《国际卫生条例》有了新的探讨，它的出台是为了加强监测和预警能力建设。在“后埃博拉”时代，条例应该有新的变化，尤其是在自行报告方面。另一件事情我们称之为“双重健康安全”或“双重健康安全议程”，它与《国际卫生条例》内在交织在一起。现在很多国家在推动这一议程，尤其是美国。

“双重健康安全议程”指对某个特定卫生突发事件的响应进行调查，该事件可以被视为双重威胁，但是只有在这些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后才会启动调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理解这种看法。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把目标人群尤其是患者作为响应的中心，我们为应对某一健康危机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我这样说也是源于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经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令人羞耻的，因为我们自己同事的安全都面临很大的风险。我们知道，对受埃博拉病毒影响的人们进行隔离有很多不同的措施。但是在个人层次上，人们不相信他们需要小心；假如他们不少人服从了任何强制措施，那是很幸运的。

在埃博拉疫情中，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此外，在吸引大家对疫情的关注方面最开始也没有规划好信息沟通工作。开始，我们告诉西非的各个社区，目前在那里出现了一种无法治疗的传染病。我们叫他们来埃博拉救治中心，他们将可能死在这里。当然，这基本不起作用。社区里很多人不听从我们的劝告，不买我们的账。我认为，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大教训之一：埃博拉将与其他传染病一样，始于社区，终于社区。除非你的建议得到社区的认同，否则你不可能结束那里的疫情。

我认为利比里亚就是这样一个关键例子，我们经常讨论它并称之为奇迹。“奇迹”发生在10月底，病例数量开始大幅减少。新的病例从每周500例减少到不到12例。利比里亚病例数量的下降，发生在国际社会向西非部署人员之前；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完整的答案。但正如某些人所指出的那样，利比里亚奇迹最有可能与行为的变化和对埃博拉疫情的理解相关。

所以，埃博拉疫情证明了我们的看法，全球在应对国际流行病的准备上存在问题。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理解真的非常重要。我这样说是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在不同的国家，每一天我们都面临着流行病，对这些挑战我们还没准备好。我们应该谈论一下尼日利亚流行霍乱、刚果流行麻疹的原因。我们一直面临各种流行病，对它们我们都没有正确的安排部署、及时的回应和对回应的及时触发机制。在当地的实际操作层面，情况经常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必须要与当地疾病以外的东西争时间。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过多地谈论加强医疗卫生支持系统（HSS），人们认为这个问题太复杂。实际上，我们相信，如果当地有更强的医疗卫生支持系统，对医疗卫生突发事件的响应将会更有效。

现实是，非洲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非常薄弱。所以，我认为当然应该帮助它们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的是，我们自己发展医疗体系的方法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有个判断，因为如果我们有了加强医疗体系的好方法，我们就可能在西非建立更强的医疗体系，就可能有比过去更好的措施来应对流行病。

国际组织的治理非常重要。我们组织很早就批判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及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埃博拉疫情。但是很明显，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突发事件必须与政治和国家利益相分离，这是我们从埃博拉疫情中学到的教训。我们确实相信：一方面，加强而不是削弱世界卫生组织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它应当着手加强领导，积极促进国际合作的政治意愿和对突发卫生事件的全球回应。

最后，我想回到研发方面，因为我谈了很多应该对下一次流行病做好准备。虽然我们喜欢预测未来，实际上未来是无法预测的。很多人担心下一次流行病可能通过空气传播，这比埃博拉病毒更难对付。但我真的认为，对流行病的最好准备是召开专家小组会议，为应对下一次传染病或者全球流行病制定方案和路线图。我们今天能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做好研发工作，我知道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通过确保准备针对不同病菌的各种新药品，我们可以开发新工具来应对不同类型的病菌。我们必须确保完成对这些药品的安全测试。等到发生流行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迅速完成药品的其他研发阶段，并把它们部署到位。我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研发工作总是不能及时完成，没有为世界带来一种使之明显不同且能防止生命损失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