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Tomorrow’s Silk Road Assessing An EU-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文章框架：“超大型自贸区”的出现支持中欧自由贸易协定；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还可以被视为是出于战略和地缘政治原因；欧盟和中国的竞争和改革；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否可以与中国的国内改革更有效地相互作用。

观点摘要：

1.“超大型自贸区”的出现支持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这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不包括中国），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在欧盟和美国之间进行的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谈判中，中国和东盟国家为主要的发起者，但不是那么雄心勃勃的），并且较小程度上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欧盟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中）以及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还有待批准）。这些协定刺激中国转向其最大贸易和主要外国直接投资伙伴——欧盟——以改善市场准入，加深投资关系和加强经济技术合作。

2.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还可以被视为是出于战略和地缘政治原因，尽管它似乎在不明智地进行专为实现此目的而发起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可能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感到失望，因为该组织现在暂时处于一种分离状态，这种分离状态表现为TPP的12个成员和亚太经合组织其他成员之间的分离，其中大部分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中国与金砖国家最近的合作也表现欠佳，并且“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还处于早期阶段。至于美国，中国可能最终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目前尚未确定，并且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似乎很难从政治角度进行考虑（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有人可能会因此认为，对中国来说，欧盟是一个理想的地缘政治伙伴，因为欧盟是一个“民间”联盟，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者，如中国与欧盟就《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进行谈判）。

3.最近的和额外的支撑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的原因是“超大型自贸区”的崛起。如今，自由贸易协定不只是双边也不再只是“区域”的，甚至是更广泛或更重要的超大型自贸区。当然，欧盟的前身在欧洲内部以及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ACP）的国家有着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也许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自1994年开始实施）可能被视为一个超大型自贸区。在东盟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后，欧洲的方法或多或少地被其模仿，即结束一系列同东亚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东盟+6”自由贸易协定证明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及模仿效应是多么的强大，因为东盟本身并不是一个关税联盟，更不用说是更高形式的经济一体化，只是一个有着共同贸易政策的自由贸易区。因此，一个复杂的和完全由政府对这些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方法必须被接受。2012年末，“东盟+6”方法走向更高水平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6”方法中，东盟作为“中心”，自由贸易协定的其他6个国家围绕这个中心。但这6个国家也互相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RCEP是在东亚（包括印度）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中建立一致、避免不兼容的一种尝试（例如原产地规则）。鉴于自2006年以来，欧盟优先考虑建立一个东亚自由贸易区战略，RCEP对欧盟来说很重要，甚至激励其旨在促进市场准入的东亚战略的完成。

4.另一个“太平洋”倡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一种领导者驱动的经合组织，具有太平洋风格），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亚太经合组织在所谓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改进市场准入下已经刺激了关税自由化，这些市场准入包括被选择的相互承认协议（MRAs，这是合格性评定的结果），被用来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及基本的投资协议原则。然而亚太经合组织不仅包括存在极大发展水平差异的国家，而且也必须适应成员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不同速度、野心和深度的偏好。唯意志论和亚太经合组织地区很慢的自由化进程导致12个成员中的一小部分渴望向前发展和深入。这加快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该谈判于2015年10月结束。TPP预计将比RCEP更深入、更全面，这将给予TPP一种在亚洲的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加入的事实，那么这种领导将是世界范围内的。

5.这使得一些评论员认为，中国被美国以其在TPP中的领导地位“孤立”或“遏制”。在急于得出结论之前，应该考虑到：所有TPP成员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并且大多数国家在中国也有投资；中国与一些TPP成员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可能与更多的TPP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作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中国有权在任何时候加入TPP，接受12个成员所签署协定的约束，即使中国称在这个阶段TPP在某些方面太过雄心勃勃。在2014年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年度会议上，中国获得亚太经合组织的批准以进行一项关于遍及亚太经合组织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其旨在连接RCEP和TPP。不过，鉴于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高动态性和考虑到中国在继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会忙于国内改革进程，这最终将有助于促进进一步开放，TPP势必会激励中国与其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寻求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更深层次的合作。如果没有加入TPP使这些合作变得更加困难，那么逻辑上，中国会转向其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这个逻辑由另外三个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强化，全面经济合作协定（CECA）、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欧盟将与日本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这涉及四个经济体，这四个经济体曾经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领导者，以前被称为四国会谈。它们的经济地位突出并坚定地遵守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规定，使中国知道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影响，可以用什么策略来抵消或至少减轻这类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超大型自贸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个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至少将保证并可能改善市场准入，且将更加巩固欧盟作为一个在东亚地区的中国的合作伙伴的地位。这将抵消一些TPP贸易转移带来的影响。并且，中欧自由贸易协定将为中国尝试和发展其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而服务，因为中国知道欧盟只会感兴趣于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简而言之，“超大型自贸区”为中国创造了强大动力，并在较小的程度上为欧盟创造了动力，使两者寻求与其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6.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进行改革，但在2013年，它决定尝试大胆的新方案，该方案是在通往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为建构和深化经济改革制定的。改革的主要动机是当下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失去动力。依赖重工业（很多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通过低技能劳动力投入进行大规模流水线作业（以前依靠廉价，看似无穷无尽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而现在这种廉价劳动力已经缺乏），相对较少的创新，忽视适合国内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对国有企业（SOEs）的重视和保护同样也导致与私营企业相比生产率的显著降低，以及忽视可持续发展。鉴于这种无法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高而快速的工资上涨和对公民和工人健康环境的密切关注，中国将必须形成具有高附加值的国内和全球产业链。这是必定的联系，或迟或早，通过各种方式发生，随着扩大开放和来自外国银行对当地市场产生竞争性的刺激，例如，跨境服务贸易。这将意味着国有企业更有效的纪律，更少的特权（反过来，在中国创建一个更加由市场驱动的环境，可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和市场参与者在许多方面对法律确定性更强的依赖。

7.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决定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文件，其原则和改革概述似乎承诺朝着一个更起作用和更开放的市场经济发展。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可以真正实现这个愿景，并接受众多，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影响。中国有一种很强的对外部压力的“渴望”，通过这种外部压力来鼓励和推动这一改革进程，通过纪律、开放和政策合作来推动市场竞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自由贸易协定，这里不是指与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的“深层”自由贸易协定，而是通过伙伴关系实现，对中国来说似乎是一个几乎理想的形式，它能够应对改革的压力。欧盟被中国视为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并且欧盟，反过来，很热衷于刺激中国进行这些改革（这种改革的要求现在来自中国内部，并由其自己的领导人决定）。

8.对中国及欧盟来说，基于可能存在的战略和地缘政治原因，寻求广泛、深入而持久的双边承诺和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协定将是最强的形式之一。中国的举动无疑与TPP和TTIP有关，并且不仅仅因为经济。亚太经合组织未能阻止这些发展。可以推测，中国很可能将这些新的大型区域协定视为可能的或未来联盟的地缘政治表现，而这种地缘政治表现最终可能会引起一个不受欢迎的“隔离”，或者至少是缺少“朋友”，而到目前为止，中国未被这些协定接受。中国寻求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除其本身之外，还有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加上南非）合作，加强了与非洲的联系，谨慎地对与俄罗斯更好的直接合作表示欢迎，并且中国发起了主要倡议（如基础设施建设及融资），即为中亚和东欧发起的主要倡议，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但所有这些倡议中都没有涉及主要经济体。中国也与其邻国韩国和日本直接协商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进行多年对“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准备，虽然这三个国家之间存在争议岛屿摩擦，但正是因为这些摩擦，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才难以推进。

9.因为它们的困境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所以对中国和欧盟来说其内部改革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欧盟主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限制欧盟成员国的过度负债和财政不可持续性，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

10.中国维持了近35年之久的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是建立在逐渐允许新的私人公司成立的基础之上的，而对国有企业没有进行什么改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国开始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全面的改革，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疾病保险和对其职工基础教育的结束，以及大规模的裁员。当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虽然服务业还未得到什么发展，但商品市场经济大幅开放。最近，中国模式——大量投资大型行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受到融资问题的限制）和大量依靠来自中西部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几乎没有权利，没有像东部城市居民那样完整的城市户口特权），随着贸易和输出的显著增加，这种模式很快发生变化。

11.因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世界工厂的全球价值链经常以实现最后组装的目的而结束，这种方式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作用。随着劳动力流入减少（由于老龄化和地方发展）和工资开始结构性的上涨，这个体系的缺点变得越来越明显。现在中国在很多领域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并且中国表示希望大量减少这种产能过剩；然而，我们观察到了不同的信号。2013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对减少钢铁、水泥、铝、平板玻璃和造船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但2015年12月，李克强再次承诺削减过剩产能。可靠地实现这一承诺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但这也与欧盟相关，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有代表性的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倾销或反倾销是可以预期的，并且已经发生。大部分产能过剩涉及国有企业，许多工人面临下岗。这似乎是产能过剩不能尽快消除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末的大规模裁员不能重复。不过，有两个原因使产能过剩问题不那么引人注目。首先，在接受过就业培训和技能提升的情况下，工人很有可能进入快速发展的服务行业。其次，劳动力也有可能被分配到其他制造业，因为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内部的东西部劳动力流动变缓，每年的流动量约为300万名。

12.与过去几十年相比，中国希望提高服务业和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中国想要提升价值链，向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发展，而不是纯粹的装配。这将创建一个与提高服务之间的直接联系，因为高附加值通常是与高质量服务相关的。反过来，这几乎必然要求更好的服务市场表现、更少的限制性服务规则和国内服务市场向世界竞争对手开放。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宣布农村劳动力也将得到城镇户口的特权，让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并享受所有（健康、社会和教育）权利。改革旨在将国有企业变为更令人信服的正常的企业，使其没有特殊性和融资权限，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必须予以保护。外国和当地观察人士赞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意图但经常认为事实上的改革活动是分散而不规则的，还没有发展出一条真正的向公认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行的改革道路。

13.问题是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否可以与中国的国内改革更有效地相互作用。在哪些方面中国的改革将走向自由化（如服务）或更好地管理国有企业，是否这将简化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同时在承诺方面有所“加深”？相反，是否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促进内部改革进程和引导关于有效实现这些改革的承诺，如中国政府建议的那样？在它们看来，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作为一种可靠的外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