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A Study of the NDB and the AIIB

文章框架：中国对全球金融治理缓慢的改革步伐感到失望；中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和决策制定；亚投行的融资机制；亚投行的未来；亚投行面临的挑战。

观点摘要：

1.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其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的参与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建立将不仅为全球融资做贡献，而且改善国际金融体系。这两家多边开发银行（MDBs），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证明中国对全球金融治理缓慢的改革步伐感到失望，中国决心推动所谓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渐进式改革”。中国政府声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旨在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补充，以创建一个高标准的多边开发银行，对当前金融体系带来竞争压力。它还反映了中国将国内削减和吸收巨大过剩产能的战略与解决亚洲和欧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结合起来。

2.因此，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倡导和引领一种新的治理和决策模型。决策制定将主要依靠逐渐推进以达成共识，以多数投票规则作为补充并以否决权作为最后手段。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拥有否决权，但承诺永远不会滥用否决权，更愿意在决策过程中通过与其他成员全面协商和沟通达成共识。中国和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甚至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决策过程中逐渐推出一个平等的投票权力结构。

3.未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中国是否可以在治理结构、金融、债务、可持续发展、环境和社会政策方面具有高标准。它将还取决于中国能否保持一个在追求自身国家利益和建立真正的高标准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微妙平衡。具体地说，它必须决定如何让世界相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是专门为中国服务的工具，“一带一路”倡议和在该倡议下中国的发展将使亚洲和欧洲地区的所有国家受益。

4.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寻求新方法应对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主要问题的体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的最高点，中国在其中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者和金砖应急储备基金（CRA）的最大的贡献者，与此不同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于2013年10月完全由中国政府倡议建立的。它构成最重要的金融制度和中国大发展战略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它旨在连接亚洲和欧洲并将两个地区融合到一个一体化的经济特区当中，将中国经济发展引入与亚洲和欧洲的区域合作中。随着它成功吸引了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使其成为创始成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为中国继续参与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提供所需的最重要的金融和制度基础。它还旨在维持中国作为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5.中国开始通过多边金融机构促进其利益并试图将这些利益整合到区域和全球利益中，这是理解驱使中国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意图和行为的关键所在。然而，还有其他问题，如中国能否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一个高标准而透明的治理模型并说服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发达国家愿意改善现有的国际金融系统，而不是寻求对体系进行激进的改革。换句话说，中国如何在向国际金融系统做出贡献的过程中，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目标和使其他国家受益中找到平衡？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的？它们的投票权如何分配？这种分配在未来是否会发生变化以及如何演变？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投资活动中如何应对各种风险？这两家银行的效率如何得到改善，它们将如何在国际金融市场获得更高的信用评级？

6.本报告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报告第一部分集中于对中国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动机及意图进行分析，以及在多边体制中进一步促进金融合作。报告第二、三部分说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和投票权分配，以及未来结构可能如何演变。报告第四部分集中于可以决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未来的因素。它对中国如何可以实现建立高标准的多边开发银行这一目标做了评估，同时也评定了中国在国家利益和对国际金融体系做贡献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第五部分分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能面临的治理、政治和环境挑战。最后一部分总结了本报告。

7.2013年，拟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中国与其“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经济连接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来看，这两个倡议似乎是配套的。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并在2013年10月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时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10月在同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基础设施投资和相关的融资平台是加强亚洲国家之间连通性的关键——加强亚洲国家之间连通性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

8.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先旨在填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缺口。亚洲开发银行（ADB）预计在2010～2020年投资8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必需的公路、铁路、港口和发电厂建设。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现在只能满足这些投资的八分之一。基于自己的经验，中国认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这一经济发展理论，因此主张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发电厂和基站的建设，而不是关注社会行业，如健康、教育和其他人类发展行业——后者是现在世界银行正在关注的领域。

9.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关注进一步发展其国内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及将其发展战略与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的结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在中国转变其已经依赖三十年而现在显然无法维持的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实际上，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是由之前的增长路径导致的，而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战略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解决。今天，中国正在经济“新常态”下扩大其对外投资，以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战略转变的一部分。用中国官员的说法来描述，中国在追求一个面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全新的开放政策，在这个政策中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投资。新的开放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早期建立的直接指向西方发达国家的旧开放政策不同，强调吸引来自这些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并向它们出口。这种增长模式的过渡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并且似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为该倡议提供关键的金融支撑。

10.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最新的改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尝试。习近平主席（2016年）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开幕式致辞中说道，“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再呼吁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发出更大的声音，但直到2013年秋天——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时——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可以得出的合理结论是，体系内部不成功的改革努力推动中国改变方向，寻找其他方式改善体系，具体而言，即通过来自体系外部的压力来推进改革。中国学者一般称之为“增量改革”，旨在建立一个新的遵循现有标准的多边金融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可能是一种补充，甚至是一个竞争对手，并通过竞争推动改革。

11.美国的亚洲主策略带来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其经济成分，排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促使中国提出一个计划来加以应对。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由丝路基金和国有金融机构如国家开发银行（CDB）、中国光大银行和可能的来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金融和制度支持，有利于扩展中国的战略空间并在更广泛的亚欧地区寻找新的经济扩张机会。因此，中国支持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多边努力，以表现出更多的参与，甚至增强一个国际组织的信心。其次，自2012年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这体现了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中国外交政策指导方针的“有所作为”精神。

12.中国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应急储备基金的参与遵循同样的逻辑，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助于减轻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全球对外投资中的质疑，同时，在一个透明、开放的多边框架下，将自己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当中。一个区别是，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兼最大股东，中国本身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扮演的角色更多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监视，这要比其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受到的监视更加严重。美国和日本担心中国可能将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实施其所谓的“中国规则”，遵循它过去的投资模式，专注于大规模且有时不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场馆等，向不稳定的政府提供贷款，强行驱逐村民离开家园而很少进行补偿，以及忽视长期被西方同行执行的高标准（如环境保护、人权、反腐败措施）。

13.在很多方面，这个透明的，建立在高标准之上的多边银行的成立甚至可能反映来自中国的一种新高度的真诚。中国最终说服主要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广泛努力标志着一定意义上的谦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聘请来自发达国家且经验丰富的金融家作为其高级职员，并且中国也采纳了来自其他成员（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关于贷款决定的建议。虽然美国没有成为创始成员，但这并不是由于缺乏来自中国方面的努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行长金立群在为该银行的建立做准备时，便积极尝试邀请美国加入。此外，在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之后，美国反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态度似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甚至承认其所拥有的26.06%的投票权可能将随着未来更多国家的加入而被稀释，中国所拥有的投票权使其在该行中可以在实质性问题上行使否决权。这表明，中国和其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的投票权是灵活的，这有助于消除任何中国打算控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运作的想法。

14.总之，中国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背后的主要动机是努力利用该行改善国际金融体系，并满足亚洲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需求，同时调整中国的计划，以更好地将自身与亚洲和欧洲国家相连接。它也是中国转变其与世界交流方式的反映。外交上，中国正在改变其以往更加双边的方法，以支持新的多边机构。经济上，它会为中国企业出口过剩产能打开一扇门，并允许中国将其巨大的外汇储备转向在多边框架下的对中国以外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中国能否说服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能否在未来几年在其领导下建立和运作一个高标准的多边开发银行？目前，公众关注的焦点是该银行的首批贷款，这批贷款预计在2016年初发放。

15.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治理结构由董事会、理事会和高管层组成，其中高管层包括行长以及一位或多位副行长，其他的官员和工作人员。银行的所有权力都属于理事会。主要政策和决策，如增加或减少银行的资本存量、修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选举行长、确定储备金以及净利润的分配和分布，都需要绝对多数票来决定。然而，接纳新成员和决定这些新成员加入的条件却只需要一个特殊的多数票。董事会董事由12个成员组成，负责银行一般运作的方向和行使所有理事会委托给它的权力，包括制定银行政策，并依据银行政策确定行长授权的决策，而这些决策的制定需要来自不少于成员总数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

16.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治理结构和决策章程下，中国的总投票权为26.06%，在重大政策和决策中拥有否决权，而重大政策和决策的制定通常需要绝对多数。在理事会和董事会，一项主要政策和决策的制定需要不少于总投票权四分之三才能通过。中国26.06%的投票权份额是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投票规则的第二十八条基础上进行计算的，第二十八条规定，每个成员的投票权由其基本选票、选票份额以及创始成员投票权构成。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是固定的，并且其投票份额基于各成员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小进行分配。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亚洲成员中拥有最多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且其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授权资本中的认缴资本（297.8亿美元）高于所有其他成员，占银行授权资本总额的30.34%。中国目前持有的否决权与其说是中国争取的结果，不如说这是一个中国投票份额的计算结果。事实上，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解释称，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当前形式的份额和否决权是基于银行规则计算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因为中国故意争取它们。他还明确表示，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股票和投票权将随着更多新成员的加入而被稀释。那就是说，即使目前中国拥有否决权，预计中国将谨慎使用，而不滥用。

17.在任何情况下，持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否决权都是一个考验中国领导多边金融机构智慧和能力的重要问题。一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对中国的否决权表示担忧。最初，中国承诺其不会寻求否决权——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美国不同，该银行的决策主要依靠共识，但最终，中国得到了否决权。尽管中国高级官员一再反对寻求否决权，但是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合理的。毕竟，中国是该银行的发起者，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当中的最大经济体之一，这使之成为该行的最大股东。因此，它可以是该银行最具影响力的成员。这反映了如果中国没有否决权，那么其对银行的控制能力将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

18.最后，中国“意外”获得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否决权没有引起任何其他成员的强烈反应。中国重申达成共识和谨慎使用否决权似乎使持怀疑态度的成员消除了疑虑。此外，中国已经强烈地向美国和世界证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有一个透明的、高标准的治理结构。它的成功将建立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信誉和影响力。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坚持自己的承诺，在银行实行高标准的同时审慎使用其否决权将是明智的。

19.对西方国家来说，它们得到的投票权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并没有持有超过50%的选票——像美国之前预测的那样。此外，如果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韩国——以一种统一的方式投票，那么它们可以获得超过25%的投票权，也可以获得一个事实上的否决权。在它们眼中，在投票规则上，中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让步，这进一步反映了该银行内部的权力平衡。

20.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董事会在非常驻董事基础上发挥作用，旨在使其管理受到更少的检查，并使决策过程顺畅，从而更高效。相比之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常驻董事意味着决策通常是缓慢的，这是由于存在政治博弈。世界银行的董事会，在过去的经历中，出于不同的考虑，削弱了决策的有效性，这些考虑包括政治性的和微观管理问题，它们容易导致冲突发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金立群行长批评亚洲开发银行的常驻董事会，称其为“一场灾难”。中国选择指定更强大的力量进行管理，特别是行长（选举产生的职位），而在这个职位之上，中国拥有否决权。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无报酬的非常驻董事也将为该银行节省巨大成本。世界银行前官员杜大伟表示，世界银行的常驻董事会每年要花费约7000万美元。

21.尽管目前美国不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但中国继续向美国发出邀请。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访问华盛顿时便提到了这一点。访问期间，两国做出了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运作的模糊的让步：双方承认，如果新的和未来的机构要成为国际金融架构的重大贡献者，那么，这些机构（如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要合理规整，并按照专业、透明度、效率和有效性原则运作，以及遵循现有的环境和治理标准，以认识到这些标准在不断发展和改进。

22.这样，美国正式承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是一个重要的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美国的声明表明，两国将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争论抛在身后。这是相当乐观的一步，特别是考虑到美国之前的强烈反对和游说，以防止其盟友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该银行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构成重大挑战这一事实。中国做了更多承诺以使美国消除疑虑。它承诺在极高的环境和治理标准下运营该银行，支持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结构和“显著增加其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地区性银行中作为捐赠者的角色”，这些银行包括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IADB）——所有这些银行都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潜在地区竞争对手。中国还承诺显著增加其对国际开发协会、亚洲开发基金会和非洲开发基金会的财务贡献——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框架下，以满足最贫穷国家的需求。

23.可能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功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是说服其他成员，让其明白该银行不是专门为中国利益服务的。金立群行长强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是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的，而且中国正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高标准的多边银行，通过这个多边银行，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可以进行大量投资。该银行也用来向世界其他国家表明，中国有能力领导和管理一个国际组织，并坚持高标准，以最终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24.中国已在不同场合承诺其将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带来高标准。对于一个多边金融机构来说，高信用评级是保证其具有国际市场融资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基本上从其成员的国内市场寻求融资，与此不同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主要对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就像亚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那样。

第一，国际金融市场发行的债券将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融资的主要渠道。融资成本将决定每个创始成员的主权信用评级——具体来说，是指每个创始成员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其他符合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AAA级信用评级国家的加入，将提高整个AIIB的信用评级，并提高其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

第二，融资渠道可以是设立专项资金以吸引闲置资本。可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一些信托公司来通过公私合作模式增加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或其他基金。为了使这个方法起作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需要开发一些适当的投资产品和项目，而私人资本可能参与到这些产品和项目中。

第三，从大型商业银行的同业银行借贷可以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另一种融资方式。然而，不要期望通过这种方法获得很多融资。香港可能是一个理想的发行美元、人民币或港币债券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和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同样，伦敦和其他欧洲金融中心将是发行欧元计价债券的理想场所。所有这些都重申了金立群在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幕式的声明，他说，该银行可能以其他货币（包括欧元和人民币）筹集资本，尽管贷款将以美元的形式进行。

25.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优先考虑针对扶贫和世界卫生的社会项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专注于在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典型的基础设施项目，以长期、高风险但高利润回报为特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投资者来说将具有相对较高的利润率。这意味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商业银行运作，该行也将努力实现预算平衡并鼓励私人资本融资。如果银行顺利运作并盈利，那么它可以在未来更灵活地设定贷款利率。

26.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6年1月16日正式开始营业，而两年多的时间对建立一个包含57个创始成员的多边银行来说是相对较短的。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关键行动是中国低调的游说团体说服了几个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在最后期限（2015年3月31日）之前加入银行。金立群，现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及该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在说服这些主要西方国家加入中做出了巨大努力。英国同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欧洲金融大国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也相继加入。其他美国的重要盟友，即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紧随其后加入该行，尽管美国强烈反对。

27.根据金立群所说，中国领导人打算创建一个一流的有着21世纪治理方式的多边发展机构已经有一段时间。出于这个原因，他开始游说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早在2014年5月，他代表数以百计的来自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财富基金在伦敦发表演讲。然而，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在中国提出一个清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未来发展愿景之前。虽然没有这么早进行决定，但中国并没有清楚地向世界展示其将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变成一个真正的多边开发银行的意愿。中国媒体和精英惯于谈论向国外转移中国的过剩产能并使其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一些人甚至称其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被一些分析家纳入中国的伟大愿景之中，以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供财务支持。

28.只有在成功地赢得了重量级玩家——如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的支持后，中国领导人才更有信心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变成一个真正的多边开发银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目标似乎在发生变化，不是建立一个中国发起的银行，而是争取建立一个真正的在环保、人权和治理方面有着高标准的多边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于2015年6月29日与所有的参与者进行了全面的谈判并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换言之，这清楚地表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不是一个狭隘地为中国利益服务的工具。也就是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并不是为了明确向世界转让中国的过剩产能和实现其国家战略。因此，中国媒体表现出明显的态度变化，出口中国的过剩产能从他们的报道中似乎消失了。事实上，媒体和学者都开始批评和谴责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29.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目标是发展为一个优质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以在基础设施投资和更广泛的全球金融体系发挥更大影响。虽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未来的成功取决于几个因素，但一个关键因素是能够达到和很好维持一个有着很高环境和金融标准的治理结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金立群行长成功地在全球进行游说和沟通，朝着目标迈出良好的重要一步。进一步来说，中国承诺坚持这些标准在谅解备忘录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条款中被清楚地表明。就下一步而言，“实施”将是关键。在这方面，金立群高度宣扬“精简、廉洁和绿色”。

“精简”是金立群在各种场合都强调的一个概念。它包括避免官僚主义、实现成本效益和不允许人员冗余。最初该行只有50名员工，总人数将增加至100～150人。这与世界银行10000多名员工相比是非常“精简”的。进一步，金立群解释说，“廉洁”指对腐败的零容忍，这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促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功的先决条件。承诺监督机制在执行中将没有任何妥协，以确保银行保持“廉洁”。金立群认为，实施“廉洁”政策的关键机构要有一个不会沾染腐败的领导人，他已经承诺，他将像他先前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的财政部工作时那么廉洁。

30.总而言之，中国发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以尽可能高的标准运作，并遵循透明、开放、负责任和独立的原则，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条款所概述的那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会寻求“更好的实践”（就治理结构而言，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定义不一定是“最佳实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环境、社会政策和债务的可持续性方面的标准，将建立在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与私营部门的优点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31.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具备的优势使其获得AAA信用评级事实上是可能的，尤其是就其认缴资本中20%的实缴资本而言——这个比例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是最高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实缴资本为100亿美元，只有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稳定机制才有更多的资本。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素质人才也是其高标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金立群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未来的成功取决于治理。

32.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至关重要的特征，因为它对所有国家开放，无论这些国家是否属于亚太地区。在谅解备忘录和协定的谈判中，包容性和开放性得到了完美展现。写进协定的环球采购条款是基于澳大利亚的建议。这对中国来说是展现包容性的关键之处，暗示该银行将用来帮助中国出口过剩产能的声音变得消沉。采购政策在竞争的基础上，向所有的企业敞开大门，这意味着来自非成员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机构和企业也可以参与竞争。进一步说，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需要与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欧洲非常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竞争。

33.在是否设立董事会和董事会应该如何运作方面，中国也做出了让步。最初，中国并不打算建立一个董事会，而是打算形成一个技术小组以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后，在与有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后，中国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建立一个由12人组成的非常驻、无报酬的董事会。来自英国的意见是由技术小组做出的决策，其并不透明，而透明度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在该银行招聘员工的过程中也凸显了银行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从所有国家和地区招募员工，这包括非成员。金立群行长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会招募来自世界各地最高水平的专业人员，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来自非成员国家而被拒绝。

34.如中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声明的那样，该银行对各国的贷款不会基于政治条件。该银行将把重点放在促进基础设施方面，不需要承担推动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任务，不会像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将其援助重点放在“华盛顿共识”的实施上那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贷款将主要基于受援助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及经济现实。也就是说，在做决定时，人权应该首先被考虑，而不一定将对该地区整体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置于考虑之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表明中国模式在其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上的哲学。

第一，中方如何在作为最大股东维持其对银行影响力时避免滥用否决权？当其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投票份额被稀释时，中方如何保持其影响力和保持该银行的决策过程平稳运行？关键在于实施。中国多次承诺不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成员，也不会滥用其否决权。该银行将达成全面共识，在决策之前进行民主、公开、透明的交流和谈判。这对该银行如何保证决策效率构成巨大挑战。

第二，该银行如何实现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多边开发银行而不是中国主导的工具这一目标？换句话说，它如何可以平衡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一个高标准，同时保证其他成员从中受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不同的目标之间可能出现冲突，这通常可能与南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相关。例如，2014年巴基斯坦媒体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支持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而中方认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将服务于中国的利益。与此同时，在中国，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预计能将为“一带一路”倡议项目提供财务支持（包括对这一走廊项目给予财务支持）。印度反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因为它认为这将损害其战略安全利益，并且巴基斯坦也已经表示对该项目的极大担忧。一些印度学者认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导致印度收回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

中国和巴基斯坦保持着在该走廊项目上的密切合作，试图消除印度在这个项目上的怀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于2015年10月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称，该走廊将有利于其他地区及国家，而不仅仅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他承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支持在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巴基斯坦财政部部长伊沙克·达尔澄清，来自该银行的投资将独立于为中巴经济走廊准备的融资，但在本质上，这两个会互相补充。当参加于2016年1月18日召开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开幕典礼时，巴基斯坦财政部部长达尔明确表示，这一走廊项目将由丝路基金进行融资，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会为该走廊项目提供融资，因为该银行的规则禁止资助在一个有领土争议国家的项目。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政策的改变，以及中国希望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展为什么样的银行，这暗示，为了避免激怒印度，中国与巴基斯坦可能达成了妥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会为走廊项目融资。作为回报，中国承诺将通过丝路基金和其他渠道全力支持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第一批项目将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将接受认真审查。如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打算向世界展示它希望成为一个高标准多边开发银行的努力，那么一批不涉及政治敏锐性和没有任何战略安全意义的项目将是理想的。为了银行获得良好的声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环境和社会框架的实现还应该被仔细考虑。

第三，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挑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磋商草案《环境与社会框架》中银行进行磋商的方式已引起了激烈抱怨，并且还有对银行在实施其环境和社会框架的认真性的怀疑。协商安排被批评为草率的工作，一些非政府组织（NGOs）抱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没有非常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商安排只是一种礼节性的表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9月7日公布了草案，并且第一次磋商定于9月10日举行。这样一个时间可能对于一些参与者为磋商做充分准备来讲太短。至于协商会议，没有面对面的互动安排；每个对话都只是视频和音频，总共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最多只与5个利益相关方有联系。它还阻止了那些缺乏互联网接入和不讲英语者的参与，因为磋商只使用英语。所有这些缺点使银行很难获得必要的结果。

35.此外，关于环境和社会标准有很多投诉。具体来说，A类——“操作可能有重大不利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不可逆转、多样化或前所未有”，草案未能详细说明某些可能具有重大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行业，因此，不能阻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这些行业提供贷款。B类被定义为“在一定程度上有潜在不利环境和社会影响；既不是前所未有的也不是不可逆或累积”的项目。对于这一类，草案只是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在“个案”的基础上，决定具体的环境和社会评估要求。这意味着没有统一而强制性的对在这个类别下项目的环境和社会评估要求，这将导致B类一些高风险项目在没有足够环境和社会评估的情况下被批准。

36.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其他抱怨还涉及其缺乏一个独立申诉机制这一问题，这使得该银行以消极的方式与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存在差异。国际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主要的多边开发银行，通常有独立的申诉和问责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申诉机制只针对客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没有足够关于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要求，没有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条款。所有对透明度、信息披露、责任和义务的要求都针对客户，而不针对银行本身。

另一个涉及环境和社会影响的问题是燃煤电厂。金立群于2015年10月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讲话中表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能考虑在一些人们仍然无法获得电力的地区投资燃煤电厂。2015年11月，印尼媒体曾报道，印尼财政部的一位官员称，在未来四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能向该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以发展基础设施，其融资可以用于印尼燃煤电厂项目。新闻报道的来源不一定是完全可信的。然而，一份新报告已经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否能够坚持高环境标准提出了怀疑。并且，尽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开始运营，但没有关于煤炭部门和其他有高环境风险产业的投资政策，在环境和社会问题上的争议将继续。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金立群曾表示，关于发电厂的讨论和决定应该由理事会进行。

37.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面临的其他挑战可能是由在中亚、南亚、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地区复杂的政治和安全形势带来的。阿富汗、叙利亚这样的国家的动荡和溢出效应造成了整个中亚地区的不稳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作会遇到动荡、起义和其他形式的混乱以及由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领土纠纷和地缘政治冲突造成的安全威胁。挑战也可能来自投资风险，这可能是由于金融失败，例如，客户或客户国家由于破产而拖欠贷款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能持续为项目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