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语境中讨论斯图亚特·霍尔已有近20年的历史。在中国知网中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主题搜索，相关的译介、研究论文和著作文献也已经有791条。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和重要理论家，霍尔的重要性已经被反复强调，其理论对于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当代文化也经常被认为具有“促进”“借鉴”意义。从“文化研究”和“研究文化”两个角度来看，可查到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对霍尔文化理论的梳理，但对于研究文化的意义而言，却缺乏较好的将霍尔文化理论与中国文化实践相接合的案例分析，原因何在？从“文化研究”的学术脉络来看，霍尔文化理论的“接合”（articulation）特点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不容易抽象成普适性的理论。换句话说，霍尔自身也无意进行“理论化”，其更多关注的是对文化现象进行语境化的分析，而非抽离于现象之上建构理论系统；从“研究文化”的角度来说，霍尔理论的高度语境性，使得对霍尔理论的应用很难抽离其语境而嫁接于中国语境中。对一个本无意“理论化”的理论进行“理论化”“工具化”，造成了目前霍尔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编码/解码”理论作为霍尔理论中最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成为霍尔理论中最容易被作为“方法”来操演的理论。但在操演的过程中，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被固化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原初的一个理论模型被不加辨析地直接作为已验证的工具模型固化于“编码/解码”文本之中，被化约为“三种模型”而获得了广泛采纳，并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应用于文化现象的主导意识形态编码模式，从而完成了一次从“理论到工具”的发展过程。由此，“编码/解码”理论所具有的解构“意识形态”的功能被消解，其理论与语境的关系被抹除。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编码/解码”理论的文本，讨论媒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共谋关系，重新激活霍尔理论的生命力，将之“再语境化”，或许对研究当下的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