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种群永生的需求、人类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诉求越来越多地浸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人们对环保与社会领域公正发展的期待。对商业追求“永续经营”与“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讨论转向了探索“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创新”，整个商业社会与企业组织的管理模式显现了诸多大变革的迹象。

一方面，人类面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全球化浪潮与高新科技迅猛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兴盛；同时能源与环保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异未缩小，政治社会与宗教种族间的冲突并未减弱且恐怖主义抬头，很多领域的公正合作还未实现；企业组织正面临更为不确定的未来市场机遇与风险。这些市场压力与合规风险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企业定义使命目标从仅对股东创造价值转向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比如，一些学科学派开始重新探究企业存在的根本原理）；其次，企业组织在合规上越来越多地从单一经济价值考量步入多元的社会环境经济综合价值测评（比如，经常被提到的“三重底线”）；最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大部门的边界正在日益模糊，跨界沟通合作成为人类与商业可持续发展阶段的必需，这也要求企业增强对“企业外部性”与“生态性管理”的关注，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与管理过程提出了新挑战。

另一方面，企业组织自身也开始了各方面的应对，希望变被动为主动，变风险为机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从仅关注主营业务，到启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行动，再到规划综合性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看到很多世界500强公司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部门与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hief Sustainable Officer）。第二，仅对股东披露的财务报表，发展为向各类利益相关方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可持续发展报告、综合报告。第三，从单一线性的投入产出评估，步入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的评估，企业也开始思考构建以及测算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价值。第四，单独或行业联盟的战略实施转向跨行业、跨组织的生态联合与开源创新。

同时，企业理论也在持续进化。首先，当代企业理论对企业“价值”与“社会责任”的探讨突破了Milton Friedman（1962）视市场与股东价值为最大化的视角，认为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共享是必需的（R.Edward Freeman，1984；R.E.Freeman，J.McVea，2010）。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不断发展正在重塑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原理，企业与其利益相关方分享价值是企业存在的合理性条件。同样，在企业伦理视角下，企业要扮演“企业公民”的角色，应该在全球这个“大社区”里履行其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是企业必须承担的发展责任。伴随全球化发展，企业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利益相关方、个体、媒体、非营利组织也被更多地赋权，相应的商业与伦理关系的讨论日益热烈。其次，战略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与竞争战略学派也在倡导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可以一起“创造共享价值”（M.E.Porter，M.R.Kramer，2011），并从中获得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M.E.Porter与M.R.Kramer（2011）认为，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与专长来创造社会价值从而获得更好的经济价值，提出了企业与社会可以共享价值的行动设想与创新倡议。再次，随着信息与科技的不断发展，全球商业环境的复杂性与生态性日益增加，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针对企业生态性、社会性、组织学习能力及创新管理过程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企业竞争早已不再仅仅是价格与质量之争，而是进入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加多元的资源整合与基于过程的学习能力的竞争阶段。消费者针对企业产品与服务的购买决策已从仅关注产品本身，扩展到从原料及生产过程到产品用后处理的全过程“公正无害”的期许（丁敏，2013）。由此，更多企业意识到要主动从社会问题中获取新的商业机会，在社会创新方面培养核心竞争能力（G.Mulgan et al.，2006）。同时，企业的资源视角也在从内部更多地转向外部：企业打开更多边界，从外部的“开放系统”中获取与整合资源，形成生态创新的优势。社会公共管理理论与可持续发展治理理论也指出，当下社会价值创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于第一部门（政府）、第二部门（私营企业）、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跨界合作（诸大建等，2015）。笔者在与各业界人士的访谈和交流中发现，企业通过社会部门间跨界进行社会价值共创的尝试日益增多。在第一届“价值共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案例评选期间，笔者统计了过去5年来由8个组织评选的获得奖项的企业社会责任案例，其中通过社会部门之间跨界合作来共同创新社会价值的项目占了3成。三大社会部门之间跨界合作不仅给企业提供了独特的资源整合与生态创新机遇，而且要求企业拥有社会价值共创（Social Value Co-Creation，SVCC）的持续引领与过程管理能力，能不断激发其各类利益相关方来共同创造可以共享的价值。

笔者认为应当真正结合目标与行动两个视角来定义企业的社会价值共创，本书讨论企业的社会价值共创正是企业与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利益相关方达成合作，共同识别价值目标，创造与分享社会价值的管理过程和行动实践。

基于实践与理论发展的趋势和背景，笔者着重研究了企业社会价值共创过程中的具体行动与挑战，采用了经典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CGT）（Barney G.Glaser，1978，1998），集中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战略中正在日益发展的企业、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社会价值共创实践，通过数据、事件和理论之间的比较归纳出企业社会价值共创过程的“6步行动法则”（ICE-CTS），并详细解析了6阶段中的24个实践行动与信息披露信号的分类方式。

通过信息收集与访谈，援引经济学的市场信号理论（M.Spence，1973），我们发现企业在社会价值共创的每个行动阶段的行为本身也是释放市场信号的过程。M.Spence（1973）指出许多市场都有信息不对称的特性，因而表现出特定的市场规律和现象。市场信号理论指出，经济主体采取观察得到且具有代价的措施（释放信号）使其他经济主体相信他们的能力，或相信他们产品的价值或质量（B.Wernerfelt，1988）。组织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的相关理论研究（比如披露财务报表与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自愿披露行为）也指向了提高利益相关方的信息对称性，自愿性信息披露是组织有意图的释放市场信号的行为（P.M.Healy，K.G.Palepu，2001）。企业实施跨界社会价值共创项目的行为本身类似于企业自愿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表达其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战略意图、成本代价、行为实践、成果表现），其组织行为本身就是向利益相关方释放市场信号，展示其战略意图与能力意图。将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理论与市场信号理论进一步结合，如图0-1所示，本书中企业社会价值共创6个阶段的企业管理行为分别对应了释放可持续发展（战略）意图与（优势）能力的不同市场信号，并可以编码为三种类型：无信号（无能力、无意图）、弱信号（无能力、有意图或有能力、无意图）、强信号（有能力、有意图）。而这种编码方式使笔者扎根理论研究的成果——社会价值共创的“6步行动法则”可很方便地应用于企业案例分析与评估的具体操作上，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图0-1 企业社会价值共创行为中的市场信号释放分类与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