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对于中国的民族理论、民族政治制度、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研究，需要纳入比较视角进行深度的阐释，一是将其与世界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二是对这一理论、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民族内生性进行研究，从这两个方面，揭示其价值、历史正当性和对现代族际政治文明的贡献。在近年的研究中，笔者致力于对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治进行哲学、政治学的研究、阐释，包括族际政治文明视角下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多民族国家建构中民族身份形成研究、民族政治视角下中国亚层次民族概念及其英文翻译的研究、中国的民族权利保护和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研究等。简而言之，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治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趋势，符合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政治治理的规律，具有一定的政治文明的价值普适性；同时，其本身又是尊重历史与国情的、具有内生性的理论、制度和道路。中国民族理论、制度的创新、实践的探索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中发展，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完善。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问题和民族事务的应对也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要充分树立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要坚持既有的中国族际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同时，还要完善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与现代化，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实现各民族人民“中国梦”的重要保证，同时，也将继续为世界范围内族际政治文明的发展、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的价值、理念和经验。

在政治学的研究中，纳入比较视角的传统已久。政治学学科建立后，理论家就一直希望了解和阐明各种政治体系及其变化情况。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考察并分析了希腊150多个城邦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他的《政治学》1989179一书为人们提供了比较政治研究的实例和资料，他的研究方法及对政体的分类原则和标准，对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也注重比较的方法。他的《论法的精神》1989180一书，通过对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各国甚至一些东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习俗、气候、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的考察和比较，总结了在不同环境下的政治特征和法律精神，提出了政治统治的一般原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形成了传统主义的比较政治研究，特点是集中地比较和研究美国和西欧几个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府形式，并努力使这些国家的政治模式化。随着世界上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现代国家，以及政治学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深入，比较政治研究突破简单的比较，也超出欧美国家的地域限制，出现行为主义的比较政治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研究，以及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等方法。民族政治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民族政治、族际政治的学科性研究还未体系化，因此，运用比较政治学进行民族政治研究的论著并不多见。但是，在民族政治领域，“比较的视角”确实弥足珍贵。这是因为，在民族这一因素上，每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人口构成、民族历史渊源，族际关系、宗教信仰、文化交流，以及民族国家建构道路等方面实际上是最具有差异性的，因而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治领域，试图简单移植一些他国模式解决本土问题，就会歧路丛生。国内的民族理论研究、族际政治研究、世界民族研究，多年来也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国情，包括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制度模式等，进行总结和概括。

然而，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了解所有研究对象即可，而是进行实质性的理论研究；借鉴世界经验最终是要服务于中国，因此，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最终从政治学的角度凸显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治的价值、经验，也就是说，要在比较的视角中凸显特色，并总结中国民族理论与政治的可贵经验。此外，如同西方政治学的概念、理论、框架诞生于其本土政治实践，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治研究也可以总结概念，提供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视角。有学者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一定的规模，在规模和样本量足够大时，就应该归纳出自身的体系和话语。1989181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民族数量和人口规模上，无疑是符合这一要求的。

笔者以为，以上比较研究在民族理论与政治领域的重要性，体现在该研究方向的起点在于首先看清自己（的民族国情），继而研究的目标应是——在世界中看清自己（而不是在世界中迷失自己）。因而，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治研究一定要从研究和掌握民族国情开始。如果是在国情误判基础上进行研究，那结果将会谬以千里。

习近平曾强调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内生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1989182此外，他还强调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苏联模式、任何形式民族自决的摒弃，是对“大一统”而又“因俗而治”政治传统的超越，是我们党探索创新和深思熟虑的伟大创举。1989183

对于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治，这些年理论界出现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如果是从对制度、政策的完善、落实出发，则是正常的；但有一些言论，是从根本理论、制度、方向上对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治的质疑甚至否定。例如，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以及“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言论等，其对于我国民族理论与政治缺乏自信，妄自菲薄，以美国或者苏联的制度比附中国，或意图效仿，或故作前车之鉴的危言耸听。这些，造成了民众在理论认识上的混乱，也造成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在实际工作中迷失方向，对我国的民族关系、民族团结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些论调一是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我国的民族政治模式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成果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二是对于我国多民族的国情以及紧密结合这一国情的民族理论、政治、制度的内生性缺乏基本研究和深刻认识。

以下，综合一些材料，将从正确认识多民族的历史国情开始，借助笔者研究中的几个核心观点及相关思考，对于中国民族理论与政治，依序从中华民族（nation）的形成/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民族身份的形成、族际政治文明、各民族族格平等的确认、民族权利保护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等理论路径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