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Predicting Australia’s Foreign Policy Future

文章框架：澳大利亚的战略政策应建立在必要且负担得起的基础之上；制定经济政策时要考虑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不脱离更广泛的区域甚至全球背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提供”了好处，加入其中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观点摘要：

1.就像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样，澳大利亚的战略政策应建立在必要且负担得起的基础之上。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环境和政策所促成的结果，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外交政策制定者应当考虑的经济问题。首先，面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策略的转变，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的经济利益可能是有争议且不明确的，但长远来看，它仍然可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得以最好实现。由于双边贸易协定吸收了大量稀缺外交资源和专业技能，所以这些双边贸易协定是次优的。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可能不会提供所承诺的好处。由霍华德政府与美国谈判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该协定大大有利于美国，因为美国是更强大的合作伙伴，而且该协定是由非经济优先事项驱动的。澳大利亚-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也说明了把经济和安全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危害。这种问题并没有消失。对于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在这些协定由战略和/或短期的选举关注、驱使时，它们不太可能是有效的。

2.制定经济政策时要考虑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不脱离更广泛的区域甚至全球背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意味着承认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以及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因此，美国与澳大利亚经济关系的相对重要性必然下降。

3.不承认这种结果可能会给政策带来其他方面的影响，但令人不快的是政策制定团的一些成员可能会产生这种想法。由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提供”了好处，加入其中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无论哪个国家是区域经济的主导力量，区域经济都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关注的主要内容。区域机构的发展以及参与区域机构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影响该地区未来发展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