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周恩来总理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曾指出，我们不应该思考过去，而应该放眼未来。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基础上，日中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当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来到中国，在与中方谈判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对于过去侵华的历史问题，还有与之相关的赔偿问题，中国会提出怎样的要求，怎样进行谈判，待会儿我也会讲到细节。用一句话概括，“我们与其重视过去，不如更重视未来”，这也是周总理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吧。

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当时两国领导人的主张得到了两国国民很大的支持，但是对于今天的情况，他们可能想不到，我本人也没有想到。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的老一辈领导人做了哪些工作，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我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事例。其中，我们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对于今后应该有怎样的启示与思考，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先谈谈与我个人有关的一些私事吧。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于195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来到北京。同年10月，日中双方共同举办了战后第一个日本产品展览会。当时我是钢铁企业方面的一个报社记者。有一天，八幡钢铁厂的常务稻山嘉宽先生突然找到我，说要在北京举办一个日本产品展览会，让我去采访。作为随行的记者，希望我在展览会结束后去一趟唐山，确认一下开滦煤矿是否还在运营。我说我去没关系吗？他说你就去采访一下，看一看唐山的开滦煤矿。我问为什么非得去开滦煤矿呢？他没有给我做详细解释。稻山嘉宽先生只是说，日本钢铁业的发展与中国开滦煤矿有非常大的关系，没有开滦煤矿就没有日本钢铁业的今天，所以他想了解一下当时开滦煤矿的情况。根据他的指示我来参加展览会，会场就是今天的北京展览馆。

有一天，我看到会场的一角聚集了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想上前看一看，但是因为人太多没有看清楚。最后想尽办法挤进了人群最前面一排，看到那里有一个中国的老太太。原来，在北京展览馆会场前面有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有个旗杆，上面挂着日本的国旗，这是战后第一次在中国挂起日本的国旗。那个老太太紧紧抱着旗杆，说要把这个日本国旗给降下来。虽然我的中文也不太好，但是她说的话我听明白了。她说：“我儿子是在这个旗子下被杀害的，现在是新中国了，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国旗挂起来，我强烈抗议。”现场来了两三名公安民警想尽办法劝说老太太，但是老太太根本就听不进去，现场已是人山人海，人越聚越多。这些人虽然不说话，但都是支持、同情老太太的。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当时我确实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因为在日常工作之中，一直在用“日中友好”这样的词，但是真正涉及被害者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虽然过去了60多年，我一直参加友好交流活动，但是我一天也没有忘记当时老太太要求降下日本国旗的情景。所以，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关系，就是这个老太太的举动告诉我的，现在我仍然非常感谢她。

接下来到了1957年。当时的日中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日本敌视中国。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任何往来都被封锁了。所以，日本政府不会给个人颁发护照。普通人即便领取了护照，如果要去中国的话，护照还是会被扣下来。所以在此背景下，1952年，第一次贸易协定谈判的时候，有3名日本的国会议员访问了中国，那个时候签署的协议，叫作《第一次日中贸易协定》，后来它一直延续了下来。当时双方的贸易额是3000万英镑，并不是很大。但是和中国的经济交往已经开始，很多人一起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推动和中国的经济交往。有一个对虾的例子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当时，在和中国开展贸易方面，有对共产主义国家出口管制委员会、对中国出口管制委员会等机构，制定了很多控制日本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规定和限制，但是我们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去突破这些限制。举一个例子，有一种虾在中国叫“对虾”，日本叫“大正虾”。当时我们想进口中国的对虾，日方有4家规模较大的水产公司，以它们为主，前后一共有11家水产公司联合成立了“中国产虾进口协议会”，到中国多次洽谈进口事宜，基本可以签约了，但是美国突然横插一脚。因为美国也从日本大量进口对虾，美国说中国产和日本产的虾我们无法区分开，也确实区分不开，因为日本和中国的渔民都是从渤海湾附近捕捞的对虾，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当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量非常大，因此，美国说如果你们要从中国进口对虾的话，我们就不从日本进口对虾了。这样一来，当时的日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只好回复美国说，那就不从中国进口对虾了。我们为进口中国产对虾一事无果而终感到无可奈何，准备将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就在天妇罗（炸虾）的店里举办了一个“遗憾之会”。在这个会上，有一个人注意到，厨师在炸虾时，把虾尾的部分切掉了再放油里炸，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厨师说，因为对虾的尾部有积水，如果不把水去干净直接放到油里炸，油会溅出来，有可能会伤及客人，这样是不好的。这样一来，大家眼前一亮，那很好办啊，于是有人就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厨师的做法，把从中国进口的对虾的尾巴剪掉，这样就可以区分日本产和中国产的对虾了。我们这个“遗憾之会”，原本要宣布结束了，没想到重新燃起了希望。于是，我们开始分头行动，我们配备一艘冷冻船到中国海域，在冷冻船上当场剪掉对虾的尾巴。我记得是日本的大洋渔业公司派了大型的冷冻船前往渤海湾，当然这是靠近中国内海的，船上应该有几十个人，这些人的工作就是专门在船上剪掉对虾的尾巴。后来大家就都知道了，剪掉尾巴的就是中国产的对虾。通过这样的办法，我们从中国进口对虾这件事情终于成功了。

大家都知道刷子，就是刷衣服的小刷子。制作小刷子最好的材料是什么？是中国重庆产的黑猪毛。日本当时生产了很多的刷子，但是美国连日本从中国进口这样的黑猪毛都要干涉。

所以，就是在那么一个简单的状况下，细水长流的，我们一直持续地推进日中之间的贸易往来。

我再介绍一个日中交流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插曲。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稻山先生让我到开滦煤矿看看。稻山先生说因为我们从开滦进口煤炭发展我们的钢铁业，所以要感谢中国向我们出口煤炭。新中国对钢铁方面的需求，应该由我们日本钢铁业的人士来提供，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因此，1958年2月他率钢铁代表团来到中国，和中国进行谈判，当时签订了一个1958～1962年的为期五年的计划，中国所需要的钢材由日本方面出口给中国，而日本从中国进口铁矿石、煤炭等其他矿物，总额是1亿英镑左右，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能签这么大金额的贸易，周恩来总理、廖承志先生都出面接见，并给予了很高评价。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讲这是非常好的消息，而且这也使人们看到了未来日中关系的光明前景。双方能够签订这样的协议，跟稻山先生认为钢铁是国家建设中最重要的因素的理念有很大关系，之后他还当上了经团联的会长。后来我到曹妃甸的经济特区参观以后，还去过开滦煤矿，参观了那里的资料馆。据1930～1940年的记录统计，开滦煤矿的煤炭生产总量的98%都出口到日本。1940年至日本战败前的五年间，日本完全接收了开滦煤矿并自主进行经营。其实，那个时期就是日本剥削、掠夺中国的资源来发展日本本国的钢铁业。他当时虽然没有使用“掠夺”这个字眼儿，但稻山先生也没说，我们从中国掠夺过来的资源要还给中国。这件事情的经过大家可以查阅了解一下。

1958年5月在长崎发生了侮辱中国国旗的事件。在长崎滨屋百货公司，举办中国产品展览会的时候，有一名右翼青年突然闯入会场，把当时在会场内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扯了下来，而且还用脚踩踏国旗。警察赶到后，逮捕了这名右翼青年。但是，警察认为这只是一个性质较轻的犯罪，只处罚他500日元了事。当时日本国内有很多人觉得这样做非常不合适，处理问题不妥，该问题最终成为国会讨论的议题。当时的内阁是岸信介担任首相，当时岸信介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们跟中国没有邦交，所以那名青年踩踏的不是国旗而是“包袱皮”。日方使用了“包袱皮”这个词，激怒了中国。陈毅副总理听闻此事后非常生气，随即中止了中国和日本的交往且一直持续到1961年的秋天。

我在前面介绍了很多经济交流方面的事情。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政治方面的动态。前面我也提到过，有3名日本国会议员到访中国，1952年，两国签署了《第一次日中贸易协定》，其名义上是民间贸易协定，但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协定。这个协定每年签署一次，由当时自民党的政治家来华进行谈判。古井喜实就参加了1969年的MT（备忘录）贸易谈判。虽然谈判的名称由LT改成MT，但其实还是一种政治性的谈判。因此，中方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日美安保条约》问题；第二个是中方关注的台湾问题；第三个是针对过去的历史认识问题。

在这次谈判中，毫无例外地涉及了台湾问题。但日美安保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成为新的谈判主题。中方认为，当时美国空袭越南，日本在冲绳为其提供后方支援，而且有可能会波及中国。因此，中方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观点，例如，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加害者不可能理解被害者的心境，尤其是历史认识问题是在过去持续不断的谈判中才被提出来的问题。石井则辩称，日方参与对越南的空袭，很可能是因为美国而不得不插手的，并且不可能波及中国。中方对此并未理会。而值得重视的是，历史认识问题在中日恢复邦交谈判时被正式提出来。

可以说，古井先生在这个谈判当中，如坐针毡，觉得谈不下去，要回国了。但如果自己就这样回去，那么唯一联系日本和中国的线就断了，这个责任怎么承担啊。所以自己忍耐就可以了，不能让这条线断了，必须要持续下去。要不然回国后，自民党内部右翼的议员又会来批判他。我也在现场经历了这些。他回到日本以后在《朝日新闻》开了一个专栏，具体标题我忘了，内容大概如下：中国有一句话叫“愚公移山”，希望日本也能有这样的神人，把日中之间存在的两座大山给搬走，一个是历史认识问题，还有一个是日美安保问题。我看了这个报道之后，觉得古井先生确实是吃了很多的苦头，但是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庆幸当时有这样的政治家存在。

时间过去不少了，再谈最后一个话题，即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两国的谈判。刚才也说到了，日方比较担心的一个是历史认识问题，另一个是赔偿问题。在田中首相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来过中国，跟中国交换过意见，他们指出在复交谈判之中，中方可能不会特别提这个话题。虽然已经打过预防针了，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还是非常担心。但是在此之前周总理说了一番话：过去的战争责任问题，日本的战争领导人当然是要负责，但是普通的日本国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受害者。在此之前，这个意思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日方了。所以，日本的高层在来中国之前心里是有一些底的，估计在这方面不会被穷追不放，但终究还是有些不放心。我本人也见过几次周总理，听到过他的谈话，“如果能建立加害者不忘过去的战争责任，受害者尽量忘记过去这样一种关系，那么中日关系的未来会是光明的”。其实这些话事先已经传递给日本的高层了。在赔偿方面，过去中国经历了列强的侵略，比如甲午战争，中国向日本赔偿了2亿两白银。在此之后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又赔偿了巨款。对于这些赔款，日本用它在英国定制军舰，美国用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在中国建了医院，英国建了图书馆。但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期，中国人为了支付赔偿金，缴纳高额的税费，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所以大家都担心，中国会不会提起赔偿问题。但是周总理说，我们如果要赔偿的话，日本的普通国民就要被征收重税，他们会受苦受难。所以，我们不愿意让日本的国民受这遍苦。

周总理在欢迎代表团来访的晚宴上，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指出：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供机会让两国的国民能够经常往来，让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活跃。现在我的记忆已经不是很准确了，但他确实应该说过这番话。可以说周总理没有就过去的战争责任进行过多的追究，也没有要求日本进行赔偿。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周总理更重视未来而不是过去。未来比过去更重要，可以说周总理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在当今这个时代如何思考日中关系，周总理的这番话具有重要启示。

我最后做一个总结，过去的前辈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什么呢？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第一，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是我们共同编写近代史教科书。最近也有一些动向，比如说在历史研究方面，专家在进行交流之后，就很多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或者接近达成共识，双方一致的地方越来越多。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刚才刘德有先生也提到了，如果现在的日中关系是一辆车的话，两个轮子中有一个轮子没有发挥作用，那就是民间的轮子，如何让民间的轮子再次发挥作用，回到原位上，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详细说了。

第三，青少年交流。青少年交流不应该仅仅让他们到彼此国家看一看就完了，而应该建立一种长期交流的机制，作为两国年轻人之间的纽带，使他们能够进行长期交流。在此之前，很多时候都是去参观，做一个报告就结束了，是一次性的。我们应该结交更多的朋友，现在是通信发达的时代，很容易进行联系，能够真正地结为朋友。

还有一点，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过去，日中间各种交流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有些进行协商的平台，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事需要跟中方商量，但是不知道找谁商量，我希望能够了解到。从我的经验出发，过去当然是大人物了，比如说我可以经常给廖承志先生打电话，说我希望能够见到你。见到他之后我就会说现在存在的问题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想这么做可以不可以。以前有这样协商交流的平台，但是现在我不知有事情该找谁。日中双方需要进一步努力，建立这样的平台。主持人该不高兴了，我不多说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可能在座的里面我年纪最大了，已经余生不久了，没有几天了，希望能够在剩余的人生当中，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做出努力。

谢谢！

（王晓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