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Loca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 China’s Broader Policy Shifts

文章框架：“一带一路”倡议是更广泛的中国政策重新定位的一部分；21世纪的世界局势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中国将自身重新定位为亚洲发展的领导者；有些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可以被公开识别，而其他驱动因素则不太明显；大多数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评论都没有涉及地缘政治背景或结构背景；2011年，奥巴马政府雄心勃勃的“重返亚洲”战略加强了中国对威胁的感知；2012年，王缉思等有影响力的学者对太平洋扩张是中国地缘政治崛起的自然路径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新领导班子决定使用的新方法使领导层避免采用低姿态，支持以积极的方法塑造外部环境；“一带一路”倡议被作为一种保护周边国家并与周边国家互动的方法，同时加强形成一种连接亚洲不同地区区域秩序的可能性；一些中国分析家已经相当明确地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为中国应对来自美国压力的方法之一；中国无法充分吸收其供给侧的生产能力这一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固有特征；为了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更深层次的动机，我们需要超越产能过剩问题，聚焦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动态；虽然中国国内秩序不会从根本上被打乱，但是全球为中国外化国内矛盾提供了一个广阔空间；中国一直以来是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的“搭便车者”，但现在，这一时期已经过去了。

观点摘要：

1.“一带一路”倡议（BRI）是更广泛的中国政策重新定位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政策重新定位中，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摇摇欲坠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一带一路”倡议设想从亚洲腹地内部获得战略纵深以抵消来自美日联盟的地缘政治压力，并争取时间以改革国内高度不平衡的政治经济。

2.现已废弃、600年前的古丝绸之路横跨欧亚大陆，是一个变革性的发展。古丝绸之路使海上强国占据优势地位，大陆通信网络的崩溃改变了世界历史上后续事件的演变。亚洲后期的黯然失色常常被追溯到印度和中国的衰弱期，这一时期，它们与充满活力的西方进行着不平等的较量。随着亚洲重新崛起，并已经准备好将这些国家恢复到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21世纪的世界局势已经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中国将自身重新定位为亚洲发展的领导者。中国通过同样的方式（指“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人们的钦佩和敬畏，“一带一路”倡议声称将重塑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格局。

3.各国政府和企业提出的一个共同问题是：中国在该倡议中的动机是什么？有些动机可以被公开识别，而其他驱动因素则不太明显。“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更广泛的政策转变的一种表现，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正在遭到破坏而无法维系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所带来的挑战和机会。这一倡议产生的背景和时机表明，它的目的是从亚洲腹地内部获得战略纵深以抵消来自美日联盟的地缘政治压力，并争取时间以改革国内高度不平衡的政治经济。“一带一路”倡议应该被理解为是中国2013～2014年外交政策转变的一部分，该政策转变同时强调发展、安全和区域秩序建设。

4.大多数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评论都没有涉及地缘政治背景或结构背景，这些背景使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以欧亚为中心的地缘战略。这是具有讽刺性的，因为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主要进行在海事领域的战略扩张。“一带一路”倡议似乎是中国内部有关地缘战略范畴辩论的高潮，中国的地缘战略旨在抗衡美国在中国外海的地缘政治地位。该倡议使在欧亚大陆以大陆为中心的秩序建设战略成为实施和检验中国思想的首选领域。

5.2011年，巴拉克·奥巴马政府雄心勃勃的“重返亚洲”战略旨在恢复和扩大美国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外围的影响力，这一目标将通过加强在东亚的传统联盟关系，同时建立新的海上合作关系来实现。到了2012年6月，美国政策制定者阐明了亚洲“再平衡”战略，宣布美国打算在西太平洋投入大量的海军力量。这些举动加强了中国对威胁的感知，一些分析家将“重返亚洲”战略视为是美国企图分裂亚洲，建立一个对抗中国的区域联盟。有趣的是，中国最初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反应是“谨慎”的，持“观望”态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安全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认为，中国因2012年的领导层换届，不愿提高地区紧张局势（这将使美国从中获利），以及对美国在太平洋野心持久力的不确定，都束缚了中国的“手脚”。甚至中国在外海的外交和军事自信已受到“避免与美国及其前线盟友发生冲突”这一理念的限制。

6.到2012年，王缉思（Wang Jisi）等有影响力的学者对一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即太平洋扩张是中国地缘政治崛起的自然路径，他呼吁中国要“超越传统的沿海领土问题”。王缉思认为，基于海事自信的地缘战略将使中国陷入安全困境并冒险轻率地与美国在一个中国力量明显较弱的领域发生冲突。相反，推行“向西战略”将使中国拥有一个未被“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或现有的经济一体化机制”定义的领域。王缉思将他的地缘战略描述为“再平衡”战略而不是放弃东亚，这一“再平衡”战略同时追求海上权力与陆上权力。可以肯定的是，中国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旨在开发中国西部省份，以调整西部省份与较富裕沿海省份之间的发展失衡。

7.在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论坛上，整个中国领导层商议建立在未来10年内中国在其周边地区的“战略目标”和“基本原则”。从本质上讲，新领导班子决定减少对过去方法的使用。这种新方法使领导层避免采用低姿态，支持以积极的方法塑造外部环境。这一新姿态的一个方面是，在主权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表现出更大决心。另一方面，强调利用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与周边国家建立一种持久的、互相协调的关系，最终使中国和这些国家受益。

8.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与这种新方法契合的地方：作为一种保护周边国家并与周边国家互动的方法，同时加强形成一种连接亚洲不同地区区域秩序的可能性。在2013年举办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评论道：“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是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9.一些中国分析家已经相当明确地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为中国应对来自美国压力的方法之一。根据这一观点，该倡议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工程项目，而且是一个意图打破美国试图“扼杀中国”的战略概念。通过直接向欧亚大陆传播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避免了与美国发生直接而代价高昂的“冲突碰撞”，并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安全获得了战略纵深。

10.中国无法充分吸收其供给侧的生产能力这一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固有特征。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投资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已被广泛公认为是不可持续的，该模式依靠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大量相互进口需求吸收中国的生产。钢铁行业已成为这种产能过剩的象征。当前，中国可以生产12亿吨钢铁，这超过了国内和出口市场需要的50%。在前一段时间内，失衡和产能过剩的积累在中国的“一带一路”策略中扮演了一部分角色。然而，如一位中国高级银行官员最近所述，“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方案。鉴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每年6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净出口增长率不可能上升到足够的程度以吸收国内的产能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只能通过痛苦的供给侧改革加以解决，习近平主席已经宣布要进行这种改革。

11.为了理解“一带一路”更深层次的动机，我们需要超越产能过剩问题，聚焦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动态。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的混合经济改革，中国私营资本在此期间的急剧增长，以及中国政治系统内产生的矛盾，都无疑是中国选择和制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驱动因素。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现在代表了混合经济的利益。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主席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表明在中国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里根或撒切尔式的私有化。但是，混合经济的现实现在不能逆转。目前，民营企业的收入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其投资占所有制造业投资的88%。相比之下，国有企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其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5%。

12.在金融危机前的一段时期，即2008年前的高经济增长阶段，中国可以处理这些矛盾，因为人们都在努力赚钱。此外，在2008年后的一段时期，通过国家部门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弥补净出口和国内需求减少的措施削弱了中国内部私人资本的相对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加强党的建设策略也必须面对非国有经济利益在国内累积的现实。“一带一路”概念是否可以与扩展私人和国有资本积累的目标联系起来，维护国内的基本结构呢？

13.虽然中国国内秩序不会从根本上被打乱，但是，全球为中国外化国内矛盾提供了一个广阔空间。中国一直强调，除了国家资本，其一直在寻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刺激中国和非中国私人资本”投资。例如，最近在东南亚的一些大型投资项目（在泰国的钢铁行业以及在印度尼西亚的水电）是由中国私人出资进行建设的。2015年，中国私营企业的对外投资额为510亿美元，而国有企业为1570亿美元。2016年，中国的私营企业完成了约600美亿元的海外并购和其他直接投资，如项目融资。

14.总之，国内的失衡以及国家和私人经济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需要一个外部环境来调解和稳定在中国的改革时代已经出现的利益多样性和冲突。在中国国内，这些矛盾可能会爆发，如我们看到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周期性危机那样。对外开放使中国的一党制得到保护，促进了国家和私人资本之间的合作，同时避免了14世纪后中国闭关自守造成的停滞。

15.中国一直以来是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的“搭便车者”，但现在，这一时期已经过去了。“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全球权力转移产生的结果，也是中国试图主导这种权力转移的尝试，即形成一种可以增强中国的区域和国际地位并维护中国国内稳定的权力转移方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地缘战略（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使该战略具体化）是中国避免在西太平洋与美国发生对抗的一个务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