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任何政府层面的改革，某种意义上，首先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即使是因外力而引起的改革，也常常是为了维护管理的权威或效能而不得不为之。在一个几乎无所不纳入管理的体制下，学术发展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则，任何期望以学术内在规律来制定改革发展路径的意图，是难以实现的。学术期刊改革发展同样面临这个规则的制约。近年关于学术期刊改革发展，论述最为深入的两篇文章，当数仲伟民的《缘于体制：社科期刊十个被颠倒的关系》、朱剑的《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他们不约而同谈到：造成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所面临的艰难生存局面、学术共同体无法成为学术生产传播秩序构建主体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所致；学术期刊与二次文献期刊、评价机构、期刊数据库，以及与作者、读者和政府管理部门等各方面的关系被扭曲甚至颠倒，最终都会归结到现行学术期刊体制。从管理理论视角考察这些现象，实际是政府与学术共同体、与市场的博弈所形成的扭曲状态。

应该看到，无论期刊界在数字化时代来临、新媒体冲击下如何焦虑，如何思变，表面看与世界技术创新密切相关，但近年来报刊体制改革、媒体融合的真正推手，最终是来自行政管理层面。以高校为办刊主体的学术期刊，主管权力主要在国家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具体学术业务目标的制定在主办高校。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均为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学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学术期刊改革蓝图的设计，无论多么理想，都无法绕开来自管理的规制。其中，政治正确的要求、科研发展目标与评价的引导、行政调配的力量、办刊资金的来源等，都是改革方案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正是从管理的角度，笔者以为，在考虑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学术期刊运行的底层设计之时，可以跳出传统的政府或市场“单中心”的管理方式，探索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管理，建立学术期刊区域发展改革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