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访谈录（第一期）

受访者：郁龙余

采访者：夏和顺

时间：2016年1月

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村

夏和顺：印度与中国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印度两部史诗，成诗时间很早，但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对于佛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至今知道这两部史诗的中国人估计也不会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郁龙余：在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史上，存在两大不平衡：第一，中国接受印度影响多，印度接受中国影响少，出现了中国译印度经典“一屋子”，印度译中国经典不满“一盒子”的情况；第二，中印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是印度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学却极少传到中国来。所以，《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并没有在中国流传。其中原因众多复杂，但主要是宗教的排他性使然。

两大史诗属于印度教（前身为婆罗门教）系统，是印度主流文化的重要内容，佛教徒视之为外道，对其讳莫如深。但是，世界上的事物不是绝对的。佛经中《杂宝藏经》里的《十奢王缘》和《六度集经》里的《国王本生》，一讲国王的太子罗摩流放期满归位，一讲国王失妻得妻，合起来就是《罗摩衍那》的故事梗概。这两则故事虽然经过佛教徒的改造，但在大史诗的研究中有很高地位，认为是《罗摩衍那》在国外的最早译介，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重视。

夏和顺：印度文化第二次成席卷之势影响中国可能就是大诗人泰戈尔热了。泰戈尔曾于1924年和1929年三度访华，均引起轰动。他在中国如此受欢迎，是因为诺贝尔奖的效应，还是他的诗作正好符合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或审美习惯？

郁龙余：您说得很对。印度文化第一次对中国的大规模影响，是佛经翻译带来的；第二次则是由泰戈尔热带来的。泰戈尔在20世纪20年代曾三次访华，以1924年的第一次影响最大。他在中国如此受欢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作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二是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诗人。这二者中，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20世纪初，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还不大，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中。自泰戈尔开始，诺贝尔文学奖才从真正意义上走向了世界。

我认为，中国人喜爱泰戈尔有十大理由。我在《泰戈尔作品鉴赏辞典》的代序“泰戈尔和中国读者心连心”中列出这十大理由：一是少年天才；二是德艺双馨；三是诗意动人；四是形象可人；五是出身名门；六是名扬天下；七是吹拂新诗；八是名家译介；九是患难之交；十是走进教材。实际上，可能还有更多理由，但抓住了他的诗美就抓住了根本。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演讲，他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诗集我都读过，许多诗句让我记忆犹新。”他还背了好几段泰戈尔的诗句，令听讲者兴奋钦佩不已。

2013年，我们深圳大学联络北京大学、杭州佛学院等相关单位举办“泰戈尔在我心中”有奖征文比赛，之后将优胜作品结集出版了《泰戈尔落在中国的心》一书。2014年又举办第二次征文比赛，应征作品是第一次的近六倍。在新德里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印度朋友，他们大为惊喜，半认真半幽默地说：你们对泰戈尔的热爱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我们。我笑道：泰戈尔和释迦牟尼一样，印度是他永远的故乡。

2017年1月，我应邀出席新德里世界书展，在发布会上举起一本摄影画册说：印度送给中国三尊泰戈尔铜像，2000年送给北京大学一尊，2010年送给上海市一尊，2015年送给深圳大学一尊。深圳大学师生十分喜欢，举办了深圳大学泰戈尔铜像摄影大赛，这是部分参赛作品的合集。

泰戈尔在中国的影响，不但是巨大的，而且是持久的。

夏和顺：您研究中印文学和文化交流史数十年，最近又出版了新著《中国印度文学交流史》，您认为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在印度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有哪些？

郁龙余：在出版《中国印度文学比较》《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之后，我用十多年时间与我的学生一起，完成了《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印度卷》和《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后者已于近期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专著。据我的研究，印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刻而巨大。这种影响主要是由佛教来实现的，突出表现在文学体裁、文学题材、文学形象和文学语言四个方面。有人用四句诗来形容：志怪传奇章回体，吃斋念佛修苦行，如来观音孙悟空，提笔无佛不成文。除此，佛教和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理论也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可用元好问的诗句“禅是诗家切玉刀”来形容。这是一个大课题，有兴趣者可读《中国印度文学交流史》的第二章“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在印度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是鲁迅，他们在大学里召开过专门的研讨会。对茅盾、老舍、巴金等，印度也有人喜欢。现在的印度人，开始把目光投射到中国当代作家身上，像王安忆、莫言、陈忠实、王朔等作家，都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尼赫鲁大学有位博士生孟珠，研究的正是这个课题，她在给我的信中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2017年她将到中国来进行采访和资料收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将是对您这个问题最好、最详尽的回答。

夏和顺：您本人及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近年来致力于中印文化研究与交流，成果丰硕。在刚刚闭幕的印度世界书展上，有大量中国图书参展，可谓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及印度研究中心学术成果的参展情况。

郁龙余：2016年1月9日至17日，印度新德里举办世界书展，中国是主宾国。我应邀出席了这届书展，亲身体认到，书展规模宏大，中国展馆琳琅满目，熠熠生辉。其中“中印互译成果图书”特别引人注目，而且取得了喜出望外的收获。赴印之前，中国出版机构仅仅做好了转让英文版版权的思想准备。结果印度读者和出版商普遍要求出印地文版。中国外文出版社的印地文版《大唐西域记》，在深圳大学和杭州佛学院的支持下，于2015年重版。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将它作为国礼在西安大慈恩寺赠送给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在书展上，外文出版社和一家著名的印度出版社签订了此书的版权转让协议。我和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蔡枫、朱璇、黄蓉合著的《印度文化论》，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一家印度出版社签了英文版版权转让协议，他们还希望在英文版之后尽快出版印地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和这家出版社签订了袁行霈先生的《中华文明史》和郝平先生的《北京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的印地文版的版权转让协议。

山东教育出版社也有喜人收获。我和刘朝华博士合著的《中国印度文学交流史》，以及我和朱璇博士合著的《季羡林评传》，不仅签了英文版转让协议，而且还签了印地文版的转让协议。更令人惊喜的是，一家著名的泰米尔文出版社的社长主动找上门来，签了《季羡林评传》泰米尔文版的版权转让协议。山东教育出版社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出版了十七卷本《中外文学交流史》。这次书展一共只带去两套，一套送给了ICCR（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金德尔先生，一套送给了印度总理莫迪。金德尔先生和夏斯特利先生并称印度国学双璧，他对《中国印度文学交流史》充满兴趣，希望能早日见到英文版和印地文版。

从以上介绍中可知，母语沟通心灵。印度读者不仅希望中国将有关印度的著作译成英文，而且译成他们的母语——印地文、泰米尔文等民族语文。

夏和顺：季羡林先生生前即被誉为国学大师，但是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在东方学和印度学方面，他1946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可视为中国印度学研究的新起点。您刚才提到尊著《季羡林评传》刚刚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参加了新德里世界书展，这部著作与以往的季羡林传或评传有什么不同？

郁龙余：2000年，乐黛云教授约我为《季羡林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撰写《季羡林与印度文学》一文，当时便萌生了写《季羡林评传》的想法，主要是收集资料和打腹稿。真正动手写作此书，花了近三年时间。由于朱璇博士的加入，大大加快了写作速度。

在《季羡林评传》之前，已有于青的《东方鸿儒——季羡林传》，张光璘的《季羡林先生》，蔡德贵的《季羡林传》和胡光利、梁志刚的《季羡林大传》等传记类著作。评传不同于一般传记，一般传记主要写传主生平，虽然也会涉及事业与影响，但不会是重点。而评传则是对传主的人生、事业与影响做出全面、深入、系统的评价。季羡林是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者，关于他的评传自然应该侧重于对他的学术和学术影响进行评价。全书分为“绪论：从大学问家到大思想家”，以及“当代中国的首席印度学家”“彻悟真谛的佛学家”“开宗立派的东方学家”“不可或缺的翻译家”“名副其实的比较文学大家”“独树一帜的学者散文家”“文化交流的伟大重镇”“胸怀世界的敦煌吐鲁番学家”“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大学问家”“季羡林的情感世界”十章，附编“我为何要写《季羡林评传》”，附录“季羡林学术年谱简编”。我写季羡林评传的原则是“客观、真实、实事求是”“成就说到位，缺失也说到位”“重视现象，不做现象尾巴”“对传主、读者和历史负责”“不给自己提过分要求”。目的是对季羡林一生的功绩、际遇和归宿做出归纳和基本评价。

全书五十多万字，甫一问世便受到中国和印度学者的肯定和好评。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书中的缺失不在少数，我们准备认真听取大家意见，将《季羡林评传》修改好，翻译好，使之成为一本有世界影响的传世之作。

夏和顺：您1965年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印地语专业，季先生当时仍然担任东语系主任，他对您的学术道路有何影响？金克木、刘安武等先生呢？

郁龙余：对我一生的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有陈一冰、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汤一介、乐黛云、胡经之等老师。

陈一冰是我的母校上海县三林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围棋国手陈祖德和著名作家陈祖芬的父亲。是他鼓励我和同班的两位女生报考北京大学，结果都考取了。可以说，陈一冰老师是我学术人生的指路人。

进北京大学后，季羡林是系主任，金克木是教研室主任，刘安武是对我专业指导最多的老师。我离开北大时，刘老师嘱咐我继续研究印度文学，并把他案头正在使用的《梵语文学史》送给了我。从总体上讲，季羡林对我影响和支持最大，主要是人格激励和精神鼓舞。这种激励和鼓舞对我来讲是决定性的，我的许多做法和坚持直接与此有关。季羡林不仅是我的业师，而且是我的精神导师，我在《我为何要写〈季羡林评传〉》一文中，对此有详细交待。

到了深圳大学之后，中文系的创始人乐黛云、胡经之以及汤一介教授对我大力提携。乐老师曾语重心长地说：龙余，做个大学者必须中西印皆通，一般人做不到。你是研究印度出身，有这个条件，印度研究不可失。我来深大三十多年，正是按着这条路走的。我由一个小语种印地语的讲师，逐步胜任教授中文专业的课程，还当了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主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和他们的支持与教导是分不开的。

现在，我已到古稀之年，在一些人眼里，也算功成名就。可是，我依旧笔耕不辍，为中印文化交流而奔波。有人说我“壮心不已”，其实我离季羡林、乐黛云诸师对我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夏和顺：我看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的资料介绍，季先生于2005年被聘为中心顾问。当时季先生已经94岁高龄，他对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的创办和学术研究有没有直接影响？

郁龙余：2005年7月，深圳大学正式发文成立印度研究中心，并由校长章必功签署聘书，聘请季羡林出任中心顾问。这对名闻天下的季羡林来说，只是一个小机构的兼职而已，但是，当我将聘书送到他手上时，他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季羡林是不图虚名的人。他担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顾问之后，对我们的工作加大了支持力度。2005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我请季先生题词，他所写的祝辞是“承接古今，汇通中外”。出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近四百名中外学者闻讯莫不欢欣鼓舞。2006年，我主笔的《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一书出版，他为此书题写了书名。我主编了一套六卷本《泰戈尔诗歌精选》，也是他题写的书名。2008年，深圳大学成立“谭云山中印友谊馆”，季先生欣然题写馆名。当季先生得知深大校长章必功是位“平民校长”，坚持“大学无官”，坚持“办学以育人为本，育人以素质为本，素质以做人为本”时，主动写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字相赠。

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深圳大学举办印度节以示祝贺。9月21日，季先生发来了意义深远的贺词：“在过去几千年中，中国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久盛不衰，与吸收佛教文化的精华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高僧翻译之功甚勤而研究则没能跟上，现在，虽已时过境迁，但研究仍有其重要性。祝深圳大学佛教学研究不断取得胜利。”在季先生祝词的鼓励下，深圳大学的佛教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并获赠两套佛经——《乾隆藏》和《大正藏》。

综上可知，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一直得到季羡林先生的亲切关怀与直接指导。

夏和顺：您创办的这所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为何不称印度文学或文化研究中心？我注意到北京大学也有一所印度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有何关联？深大中心除文学或文化研究外，还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郁龙余：成立研究中心时，到底叫“印度研究中心”，还是叫“印度文化研究中心”，我们进行了讨论。后来一致认为叫“印度研究中心”好。这样研究的面更宽广，既包括文化，也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等。

经过十年多的打造，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已经成了国内外知名的印度学研究机构。2015年11月，我应邀出席在印度总统府召开的“世界印度学家大会”，我们的研究成果已经获得印度和世界各国印度学专家的公认，并一致同意第二届“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在深圳召开。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是季羡林、金克木开创的北京大学印度学的南方分蘖。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和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两个印度研究中心，两者南北呼应，成合抱之势。当我在世界印度学家大会上表示可以考虑第二届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在深圳召开时，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教授当即表示支持。我们在今后应进一步提高、充实自己，和北大及其他大学新成立的一批印度研究中心一起，真正把印度研究好，为中印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夏和顺：您最近上书深圳大学领导及深圳市有关领导，呼吁成立深圳大学东方学院。如果这个学院能够成立，应该也是基于印度研究中心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现有基础，提出这一设想，主要是考虑扩展您自己的研究领域，还是关心深圳大学及深圳学术研究的未来？

郁龙余：最近我上书深圳大学领导和市领导，呼吁成立深圳大学东方学院，主要是出于以下两大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圳和国家面临重大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二是2015年11月，国务院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给了深圳大学一次难得的“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机会。国家鼓励和支持高校差异化发展，突出“扶优扶强扶特”，深圳大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尚不尽如人意，与深圳的地位不甚匹配。在这关键时刻，应痛下决心，狠下实招。所以，我提出了成立深圳大学东方学院的呼吁。

现在，我们提出“大深圳”的概念，要发展“大文化”“大教育”。我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工作19年，对如何办好东方学院，在认识上是有思想基础的，在资源、人脉上也具有优势。当然，我们在特区办学，应该走新路，走内涵发展之路，基础与应用结合之路，这样，才能在三五年之内将深圳大学东方学院建成中国一流、世界著名的智库型学院。

我是1984年来深圳大学的，属于深大的奠基者之列。一所大学有没有前途，要看它的基础，看它的奠基者做了什么。我深爱深圳这片土地，深爱深圳大学这所年轻、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大学。所以在我的视野与能力之内，提出创办东方学院。自从印度提出“向东看”，南亚、西亚以至北非国家也都跟着“向东看”。向东看什么？就是看中国。在深圳大学成立东方学院，不但有地缘优势，而且有利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展示深圳优势，大大增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

夏和顺：成立一个新的学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提出成立东方学院，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郁龙余：创办新的东方学院确非易事，有四十多年高校教龄的我深知这一点。但是，只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就不难建成。1983年，深圳大学当年批准、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创造了高校史上的奇迹。现在的深圳，条件比当年相比已有天壤之别。要办好东方学院，根本不是难事。要说难，难在观念上、思想上，思想通了，观念转变了，要人有人，要政策有政策，要资料有资料，要设备有设备，要需求方有需求方，办好东方学院就不难了。

夏和顺：您于1984年从北大调入深圳大学，是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创系元老之一。深圳大学或者说深圳这座城市对您的学术道路有何影响？请您回顾一下初来深圳时令您感动的一些细节和人物。

郁龙余：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创始人是乐黛云、胡经之、汤一介诸先生。我和章必功、张卫东、景海峰等也属创系元老之列。深大的性格和深圳的性格是一致的，就是一个“闯”字。当年，在张维、罗征启校长的感召下，国内外著名学者像凤凰一样来投深大这棵梧桐树，深大成了高校改革开放的榜样，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怕增添学校的接待负担，彻底轻车简从，一个人来到深大，被一位校领导认了出来，他还不好意思地说：你们接待任务太重了，不好意思麻烦你们。当时，深圳市每年财政收入才一亿元，就拿出6000万元来建深大，魄力之大、决心之大不言而喻。梁湘书记说，就是卖裤子，也要建深大。这成了中国当代高校史上的佳话，永远激励我们不懈前行。

夏和顺：深圳大学文学院成立于1997年，您是首任院长。该院的成立对深圳大学乃至整个深圳的学术架构的形成有何重要意义？担任行政职务对您本人的治学有何影响？

郁龙余：1997年，深圳大学实行学院制，中国文化与传播系和外文系合并成立文学院。由于老师们的支持和校领导的信任，我担任了文学院长。筹建时，我正陪妻子在北京住院看病，回到学校，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王宋荣，像我担任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主任前一样，找我谈话说：“龙余同志，根据考察和老师们的意见，组织上又要给你压担子了，请您担任新建的文学院院长。”我没有辜负老师们的希望和组织的信任，除了上好自己的课，一如既往，执行每周五天坐班制，不管是老师、同学，还是来访者，都能在办公室找到我。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增进了亲和力。当时我们下大力气招揽人才，进了大批高水平的青年教师。当时的学院有三个系，即中文系、外交系和传播系，还有一个留学生教学部。后来，文学院又进一步分出了外国语学院、传播学院和由留学生教学部发展而来的国际交流学院。由于文学院打下了雄厚的人才基础，分设成四个学院之后，依然保持前进活力，并获得了新的发展。

我担任行政职务，又坚持坐班制，养成了科学利用时间的习惯。有老师、学生或来访者找我时，我全力以赴接待；在能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我就当场解决。有一位东北来的同学，因家庭经济困难，要求休学，我就介绍她勤工俭学做家教，不但渡过了经济难关，还解决了她辅导的姐弟俩的困难。这三人后来都很优秀，事业有成，还成了好朋友。接待结束后，我就拿出科研课题，继续研读写作。这样，我基本上做到行政、科研两不误。和同龄的一些学者相比，我出成果比较晚，但因此而比较扎实，所写论文、著作没有太多后悔，基本上都能留得下来。我能在办公室里一边办公，一边搞科研，让人佩服不已。其实，这是一个心态问题，我既然当系主任、当院长，就要让来访者找得到我，并热情解决问题，坐班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在安排上也有一些技巧，办公室里忙里偷闲搞科研，要和晚上、节假日的科研结合起来，才能做到大局在胸，有条不紊地有序推进。

夏和顺：学术研究与社会活动是一对矛盾，学者频繁参与社会活动可能会消耗过多精力从而影响学术研究，但书斋里的研究成果往往又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回声，您觉得应该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

郁龙余：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这一对矛盾，困扰了许多学者。我自认为解决得比较好。这一对矛盾，集中在时间上。于是，我尽力减去可有可无的社会活动，只保留一些重要的学术活动。即使这样，也保不齐有些突如其来的重要社会活动必须参加。例如，我被评为广东省“十大杰出父亲”，并出席颁奖典礼。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原来是申报者王金云怕没把握，不告诉我。等评审定下来马上要举行颁奖典礼了才通知我，我不得不从北京的学术会上赶到广州，典礼结束再赶回北京。这是一个特例。总体上两者关系我处理得比较得体。这里，有一点个人心得，愿与大家共享。

做一个学者，年轻时应埋头钻研，平心静气做学问，把功底打扎实。到中年时，如单位里需要你出来做点事，负点责，就不必推脱，而是怀着敬畏之心把工作做好。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白费的心血。到老年，你可能有了一定成就和声望，就要更多地为社会服务，为学术服务。学术和社会从来不隔绝。做一个学者，必须搞好写作，写出留得下来的著作；做一个大学者，还必须会运作，为学术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培养年轻人尽心尽力。如果一生埋头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可以出杰出学者的。但伟大学者必须关心人民，服务社会。这是孔子、孟子留下来的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宝贵财富。

夏和顺：您说过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果很大一部分是在他80岁以后完成的，如此说来您现在应该是学术盛年期，请您谈谈今后的研究计划。

郁龙余：季羡林先生以百岁之身谢世，勤奋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已出版的30卷《季羡林全集》约1500万字，正在编辑的《季羡林作品全集》有40卷，计约2000万字。从他的学术年谱可知，他的许多重要著作是80岁以后写的。这里有社会原因，更有他个人原因。没有经过“文革”，没有进行改革开放，季羡林会一直钟情于他的考据研究。后来，他从考据迈向义理，甚至成了“耄耋义理狂”，是他的学术脚步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合。如果季羡林只活到80岁，那他就是一位杰出学者，一位大学问家；因为有了八十岁以后一系列以义理为主的文章和著作，他就从一位大学问家迈向了大思想家。他的许多义理思想，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等，在当时振聋发聩，到今天正在被世界所验证。

季羡林熔铸古今，汇通东西，是世俗世界的智者；同时他对精神世界了然于心，能预言并揭示人类发展大势，所以从智者、大学问家升华成了大思想家。

我今年七十岁，在古人眼里是古稀之人。但是作为今天的学者，我面前还有大片桃花盛开的美好天地。等有了时间，先把五六十万字的《中西印视野中的国学》一书校订出来，把和朱璇博士合著的《〈摩奴法论〉与印度社会》一书出版，还可组织学者研究撰写“中国印度学研究”丛书。另外，还有几本回忆录可写，如《北京大学十九年》《深圳大学中文系》《我的华梵人生》等。以上都是“私活”，如果深圳大学东方学院能上马，我愿先干这个“公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夏和顺：您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但很多深圳的年轻人未必知道您，但会知道您的女儿郁秀。郁秀也是深圳大学培养出来的学子，请您谈谈家庭教育及深圳大学这个环境对她成长的影响。

郁龙余：我与妻子郑亦麟是大学同班同学，我们有一对双胞胎女儿郁英和郁秀，她们都从深圳大学起飞。郁秀的知名度始于小说《花季·雨季》。2015年，海天又给她出了五卷本小说集《花季·雨季》、《太阳鸟》、《美国旅店》、《不会游泳的鱼》和《少女玫瑰》。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一本游记《我在仲夏清晨踏上征程》，这本书图文并茂，我很是喜欢。郁英毕业于英国女王大学，在商业上颇为成功。因为胞妹出了名，她就刻意低调。她们姐妹从小友爱，就是她们的婚姻也是用互为伴娘的方式完成的，我们做父母的很省心。少教训，多以身作则，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让大海和蓝天教育锻炼下一代，是我们教育子女的基本做法。我们也从女儿身上学到不少优点，获得许多教益。如《花季·雨季》中说：“你比人家强一点，人家会不服，会嫉妒你；你比人家强很多，人家就不得不服，就会喜欢你，甚至崇拜你。”当时我有点吃惊，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怎就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我经常拿这句话自勉，并对学生讲，鼓励他们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