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访谈录（第一期）

受访者：孙霄

采访者：夏和顺

时间：2016年6月21日

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文体中心

1977年，孙霄由一名知青被招进西安半坡博物馆，那一年既是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也是孙霄文博事业的起点。他从开始朦朦胧胧地走进博物馆，到初步认识博物馆的基本规律；从普通讲解员，到成为一名博物馆的馆员；从开始不懂文物，到与北京大学力学系合作，利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对半坡尖底瓶能够“自动汲水”的成说提出挑战，一步步成长起来。在他调入深圳工作多年之后，有关尖底瓶的科学实验数据仍被国内部分核心期刊和研究者所引用。

1998年，孙霄从深圳市文委来到盐田新区参加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工作，并在开馆后担任馆长，终于圆了他调来深圳后一直萦绕在心中的博物馆之梦。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先后撰写出版了《中英街的形成与变迁》《孙氏家族一脉——孙中山爱女孙婉人生探析》等著作，发表论文四十余篇，编辑书刊和图录十余部。他还是“中英街3·18警示日”鸣钟仪式的主要策划人。他为盐田区文博事业奋斗了17个春秋，从中英街到盐田和大小梅沙均留下了他的足迹。综观三十多年他从北方到南方的文博专业轨迹，他是从研究原始社会转向研究近代社会，他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6000年的历史跨越。

夏和顺：西安半坡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您是1977年进入那里工作的。半坡博物馆是您博物馆生涯的开端，也是您学术研究生涯的开始，请您简单介绍半坡博物馆的情况和您进入该馆的经过。

孙霄：1977年3月15日，是我走进半坡博物馆的第一天。刚上班我们便受到馆长的接见；领导勉励的话虽然不多，但“好好干”三个字记忆犹新。记得第一个月发薪水，心情特别激动，领到的一个小牛皮信封中装着29.8元，钱虽不多，大家都没有怨言，能按月领工资比知青强多了。最初的工作就是观摩老讲解员讲解，反复听讲和揣摩，有点鹦鹉学舌的感觉。半坡村距城约15里路，博物馆周围除了两个工厂基本上是一片荒芜。当时半坡馆的学习风气很好，在老同事的感染下，新工作的讲解员开始“补课”。

1953年发现半坡遗址，1954～1957年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五次发掘，发掘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1956年陈毅副总理视察半坡遗址，国务院决定拨款30万元筹建半坡遗址博物馆，郭沫若亲自为“半坡遗址”题词。1958年该馆正式落成开馆。由于该馆考古队承担省内原始社会遗迹的挖掘，因此，馆藏丰富，藏有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遗迹。半坡馆在史前文化的馆藏、研究和展示等方面居于全国领先地位。1983年，半坡博物馆创办了《史前研究》杂志，不少著名学者以此为阵地，研讨原始社会性质、分期以及原始艺术等，该馆的学术地位由此逐步形成。

夏和顺：那么您一开始对这个职业是否满意？在半坡博物馆，什么人对您的影响最大？

孙霄：开始上班后，我对博物馆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到半坡后不太安心工作，因为博物馆远离市区，非常冷清，工资低。加之，讲解员的社会地位不高，不少人对讲解员的工作抱有偏见。但在陕西文博界，有“听半坡，看秦俑”的传统，因为秦俑的文物比较壮观，而半坡的讲解水平全省最高。这主要得力于馆里的赵文艺老师，他是1958年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调入该馆的老讲解员。他的讲解生动风趣，富有哲理。他有时连走路、坐车，脑子里都在组织讲解词。国家领导人到半坡、外国政要及学者来访，都要由他讲解，他因此有“御用讲解员”的绰号。当时博物馆招收社会发展史的学员，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讲解。赵文艺老师是在讲解员的岗位上被评为正高职称的。他对讲解工作的热爱和执着影响了一批批新来的讲解员。在讲解方面，我受他的影响较深，那时，我很喜欢听他讲解，后来他退休后，我当了宣教部主任，也就是讲解员的头了。

夏和顺：博物馆在我国是舶来品，它进入中国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您近四十年的文博生涯中，您觉得博物馆的理念在中国有没有发生变化，它对您个人有何影响？

孙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六七十年代，博物馆的性质和任务是“三性两务”。“三性”即是文物和标本的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两务”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那时，我国的博物馆观念受苏联影响较大。比如，负责对外讲解接待的部门被称为群工部，之后，改为宣教部。如今教育推广和服务职能得到强化。在半坡，除了保管部我没待过，其他业务部门都干过，这种实践，使我对博物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夏和顺：我觉得，学术研究是博物馆一项重要工作，没有研究，讲解就不够深入、生动；没有研究，展览就无法实现其科学展示的目的；没有研究，馆藏文物就失去意义。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

孙霄：您讲得很到位。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时候，我曾参加班上关于博物馆学的一场讨论会。当时，全班有69位同学，来自国内各大博物馆。针对个别同学忽视馆藏文物研究的观点，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不少博物馆把文物长年存放在库房里，只保管、不研究。如果不研究，这些文物都是“死的东西”，无法在博物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的发言受到任课老师、中国历史博物馆王宏钧馆长的赞许。

夏和顺：您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博班学习是哪一年？是否经过统一考试？在人大的专业进修学习，对您的人生道路及学术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

孙霄：20世纪80年代，我国博物馆文博专业人才青黄不接。于是，国家文物局委托国内部分高校开设文博专业，其入学条件是必须通过全国成人高考。很幸运，1985年，我同时被西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录取，我选择了人民大学。因为，北京是文化中心，集中了国内顶级的文博专家。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北京大学、国家文物局的专家都来给我们授课。如果不上人大，不接受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也不会有后来我在文博岗位上取得的业绩和成果。从人大毕业后，我已成为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并陆续在国内权威的博物馆专业期刊《中国博物馆》杂志发表了七八篇关于遗址博物馆学的论文，论文多围绕遗址博物馆的课题展开，比较早提出了“遗址博物馆的分类”“遗址的科学保护”，以及“遗址保护生态学”的观点和理念。

夏和顺：对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典型器物尖底瓶及后来的欹器研究，代表了您在半坡博物馆时期的学术研究水平，这项研究跨越了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前后的阶段，请简单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孙霄：在人民大学的系统学习非常重要，毕业后，我很快成为半坡馆的业务骨干。从宣教部转入陈列部和史前研究室，成为我文博事业的转折点，我开始潜心研究半坡尖底瓶，连续撰写和发表论文，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87年毕业后，我被调整到史前研究室任副主任，当时我们跟陕西师大物理系、北京大学力学系有关专家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尖底瓶是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尖底、鼓腹、双耳在中部偏下的位置，是陶质水器，它浮于水中，装半瓶水是直立的，装满水则会倾覆。后来发现，半坡尖底瓶与春秋时期的欹器具有相近的性质。

1988年，我和半坡博物馆同事赵建刚合作撰写的《半坡类型尖底瓶测试》一文发表（《文博》杂志1988年第1期）。接着，1990年第4期《文博》杂志发表了我撰写的《欹器与尖底瓶考略》一文。该文比较了欹器与尖底瓶的性质与关系。之后，与北京大学力学系王大均教授及研究生合作完成《关于半坡类型尖底瓶力学原理的讨论》，进一步确定了尖底瓶的性质。客观地说，尖底瓶测试所取得的科学数据促进了学术界对欹器和尖底瓶的研究。如李守力先生引据半坡尖底瓶的科学数据，在《欹器溯源》和《十二地支古文字考》等文中提出了“欹器与尖底瓶是同一类器物”的观点。《社会科学评论》杂志2004年第4期刊载《关于尖底瓶，流行半个世纪的错误认识》一文，国内多家学术刊物纷纷引用尖底瓶的研究成果。1989年《中国考古年鉴》以“半坡尖底瓶自动汲水的成说有新说”，把半坡尖底瓶的研究成果收入年鉴。对半坡尖底瓶的研究是我去人大上学前开始的，从人大毕业回馆后，继续进行尖底瓶研究。我和赵建刚对这一研究入了迷，整天看着半坡遗址出土的神奇陶瓶在预测和分析半坡先民的创造性思维。其核心问题，双耳低于陶瓶中心以下的做法是半坡人无意的还是故意的。经过测量，半坡老祖先是故意这么制作尖底瓶的。物皆有源，尖底瓶是后世欹器的滥觞。也可以说，欹器是半坡人的发明创造。

夏和顺：您经过人民大学的专业训练后，在半坡博物馆已经有了不错的发展前景，为什么还想到调离呢？您是哪一年到深圳的？

孙霄：离开半坡博物馆调入深圳，跟我在人大学习期间结识的黄崇岳教授有关。黄先生是广东梅县人，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是著名人类学家梁钊韬所带的民族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后曾在河南省博物馆工作十年。他专业功底深厚，知识渊博，是人民大学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也是文博班班主任。

1987年，我从人大毕业后，曾留校筹备校史展览。有一天，黄先生问我想不想去深圳发展。那时他已应聘了深圳博物馆馆长一职。当时特区对我是一个新鲜名词，深圳是一座富有魅力的现代化城市。我虽然没有马上答应，但心有所动。1989年，黄先生已经担任深圳博物馆馆长，他写信到半坡劝我“孔雀东南飞”，当年12月，我乘火车经广州来到深圳。

1990年7月，当我再次来到深圳时，市文委（文化局的前身）社会文化处接收了我。当时，深圳搞大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均归市文委统一管理；而社文处所辖的群文、图书、电影、文博、图书发行等工作，已经让只有5个人的处室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我分管图书和电影发行两条线。当时，深圳的文化正在起步发展阶段。参与“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荔枝节组委会的群众文化活动让我对这座南国城市的快速发展有了深刻印象。

1995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后，为了回归文物口，我申请来到市文管办工作，主要负责流散文物的管理。在这里，我看到了深圳文物市场最初的发育、形成和经营管理工作。当时，开展了文物监管市场经营人员的培训，编辑了培训教材《文物商业管理手册》。

夏和顺：那么您跟中英街结缘是在什么时候？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是如何建设起来的？

孙霄：中英街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20世纪80年代，沙头角中英街是“特区中的特区”。1992年，我第一次去中英街，是因为镇内有一座电影院和一家新华书店，它归社文处对口管理。之后，当1995年再次去中英街时，我得知沙头角镇投资30万元，成立了中英街历史纪念馆，该馆只有一个讲解员。馆里设备简陋，利用沙头角文化站举办简单的图片展览，邀请有关博物馆专家前往指导。但中英街游客如潮，游客对“中英街故事”图片展览很感兴趣。

中英街历史纪念馆三年来坚持免费开放，共接待了11万观众；镇领导觉得中英街需要一座象样的博物馆。盐田新区成立后，建设新馆的工作由镇里移交给新区政府。1998年7月中旬，市文管办黄中和主任和我一道去盐田区调研，她向区文化局领导推荐并介绍了我的情况。就这样，我从市文管办借调盐田区文化局，负责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工作。7月21日，筹备办正式成立并开始运作。整个筹备建馆的工作只有10个月的时间。

1999年5月1日，开馆那天，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那天正好遇上台风，但开馆仪式并未受到影响，相反，原定参加大梅沙海滨公园活动的区领导全部转而参加博物馆开馆仪式。参加开馆仪式的有省文化厅副厅长薛连山，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白天。盐田新区四套班子的领导悉数到场，还有东纵老战士何基和深港两地居民代表。薛连山副厅长在讲话中说：“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将成为南粤大地文博领域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白天部长则认为：“盐田新区刚成立就投资建设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标志着该区精神文明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夏和顺：听说您心中有一个梦想，就是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设计一所博物馆。在筹建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时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建成后的博物馆与您的理想目标有没有差距？

孙霄：是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建一座博物馆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个梦想是在中英街实现的，它让我感到欣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建成后的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确实与我的理想目标有一定距离。

筹建中英街博物馆，最难的还是文物征集工作。当我来到博物馆筹备办后，很快发现经费并未落实，能够反映中英街历史的文物和展品资料严重缺乏。经申请，区政府决定下拨本馆40万元，作为文物征集经费。但经费拨下来需要一段时间。12月份，冒着严寒，我北上京津地区去寻找展览需要的展品，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终于在天津征集了一批19世纪与中英两国有关的文物。之后，每次赴港，都会注意搜集香港早期的旧资料；再就是在古玩市场注意有用的旧物品。当时，我把这种能够辅证中英街历史的展品叫作“借鸡下蛋”。开馆前，通过港九大队联谊会的协调，本馆向东纵老战士征集了一批抗战文物和图文资料。沙头角镇委宣传部又送来了一批中英街老照片。随后，开始联系复制清代火炮，制作反映东和墟市（即中英街的前身，当时已是新安县重要墟镇）和“一街分治”的中英警察执勤的硅胶像，以及利用声光电现代技术制作的反映英国三次割占的地图。其中，东和墟的模型由于动手早，制作很精致，数百个历史人物和沙栏吓村落尽收眼底。

刚才说到，博物馆建成后，还留下许多缺憾。比如文物征集不到位；博物馆是在非常匆忙的情况下开馆的，不能完全符合标准；展厅是潮湿的，不利于文物的展出和保管。作为馆长，我时常自问：如果文物展品再丰富一些，开馆的时间再延长一些，经费再充足一些，楼层的空间再高一些，对中英街的历史研究再深入一些，效果会怎样呢？

话说回来，从地理位置上看，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可以说是唯一的。中英街寸土寸金，博物馆是从中英街狭小的空间挤出的一块场地，该馆建筑面积1688平方米，比纪念馆宽敞了许多。中英街本来就没有什么文物，就8个界碑，也不可能搬进博物馆。用香港历史博物馆原总馆馆长丁新豹博士的话来说，“如果给你建一座大馆，你摆什么东西给人家看？”因此，博物馆不能以大小论，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是一座专题性博物馆，开馆后受到许多专业人士和观众的好评。

夏和顺：中英街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您在设计博物馆时是如何凸显其历史地位的？在布置展览时有何设想？

孙霄：按照我对中英街历史文化的理解和想法，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应该作为生态社区博物馆去规划和实现发展目标。博物馆置身于中英街社区的整体生态环境中，外围博物馆广场建有浮雕墙《让历史告诉未来》《中英界碑》《警世钟亭》，中英街的八大人文景观和大榕树旁的《东和墟》均是博物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3月18日的“中英街3·18警示日活动”则是博物馆承办的重要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已经引起香港中联办和新界校长会的重视。

博物馆常设展览《百年中英街》，是对中英街百年历史的浓缩和再现。其展览力求给观众清晰交代几个历史问题：一是中英街形成的历史背景；二是中英街形成的原因；三是中英街的变迁与发展；四是中英街百年历史的终结。既然是浓缩的历史，则无须面面俱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老照片和文物，展示百年中英街的历史沧桑。2005年陈列的调整基本体现了这些要素。当然，由于经费所限（每平方米约2000元），调整后的效果与我心中的理想仍有较大距离。但那次调整基本达到了“让观众走进中英街历史”的设想，15个不同历史场景的复原，基本达到了这一效果。

夏和顺：您负责筹建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劳神费力，事必躬亲，在这样的情况下，您仍然完成了25万字的专著《中英街的形成与变迁》，这部书在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何价值和意义？

孙霄：常言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在经历了一番“痛苦”后终于诞生了。硬件有了，作为中英街历史研究专著的软件何时能完成呢？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中英街的形成与变迁》这部书在2005年就开始搜集资料，2006年撰写大纲并开始写作。实不相瞒，这本书基本上是利用业余时间，是下班后和节假日在家中完成的。这两年我基本上没有双休日，早日完成这本书，成为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博物馆同事给予的协助至今难忘。杨洁琼联系了省档案馆，该馆提供了一批与沙头角历史有关的重要史料；张蓓联系了香港历史档案馆，联系翻译了一批英文资料；香港萧国健和夏思义先生提供了早期东和墟的资料和照片。香港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智鹏博士、刘蜀永教授和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尹昌龙博士欣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非常荣幸，这部处女作被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列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重点读物。

这本书填补了中英街学术专著的空白。正如本书副标题“一条小街，两种制度，百年风云”所归纳的，它始终围绕中英街形成与变迁的主题。尤其是沙头角作为深圳东部改革开放的典型，这本书客观评价了中英街的开闸解禁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以及在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应有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记录了有关领导人前来中英街视察的实况。

我觉得，一座小型专题博物馆，在部门设置不全和专业人员参差不齐的情况下，馆长首先应该成为一名“杂家”。不仅要能够撰写陈列大纲，更要熟悉日常业务工作规律，同时还应成为本馆学术研究的带头人。博物馆的文物一定要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才能实现其价值。多年来，我首先要求自己成为一名忠实的讲解员。17年来，我举办各类讲座（报告）100多批次，包括辖区学校、企业、部队，还有南山和宝安区的中小学校，听过我讲解的观众已达数百批，十多万人次。

夏和顺：我觉得您对文物的热爱和您的文博事业相得益彰，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您连续三年跟踪及最后征集到孙中山女儿孙婉、戴恩赛夫妇遗留的千余件家族文物，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批文物的征集情况及其价值。

孙霄：2005年，我收到来自北京的文物线索——澳门“孙婉文物管理处”保存了一批孙中山家族文物。经了解，得知孙中山次女孙婉的谊女、美籍华人司徒倩有意将她保管了近半个世纪的孙中山家族文物捐赠给国内相关文物收藏单位。1991年，孙婉的女儿戴成功在澳门去世后，司徒倩女士将部分文物运到美国洛杉矶存放，另一部分体量较大的文物仍留在澳门。

这一信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很快通过越洋电话与司徒倩女士取得了联系，她很快回复，愿意将700件文物捐赠给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几年之间，我与司徒倩女士来往的电子邮件达到100多封。她被我的诚意所感动，最后捐赠的文物数量增加到1784件（套）。市政府决定接收这批文物。其间，我曾随市文物专家组两次赴美国清点和移交文物。

2008年，这批文物从美国空运中国香港，经皇岗口岸运抵深圳，直接入藏深圳博物馆。2013年9月，“静谧人生——粤港澳藏孙中山次女孙婉戴恩赛伉俪文物联展”在深圳博物馆展出，引起市民的广泛兴趣。这批文物约分20个种类，包括照片、书信、瓷器、西洋艺术品，其中仅瓷器就有700多件。国家博物馆季如迅研究馆员称其“来源清楚，流传有序，资料翔实，能较好地反映卢慕贞及孙婉、戴恩赛家族的生平事迹及与孙中山的关系”。为配合展览，深圳博物馆专门邀我作了两场公益讲座。

夏和顺：您的《孙氏家族一脉》一书，张磊先生称之为“一本内容新颖、颇具特色的好书”，201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广受欢迎。此书副名《孙中山爱女孙婉人生探析》，读者由孙婉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孙中山，从而打开了认识辛亥革命的一个独特的视角。据说您是由文物进入这段历史而写作此书的，请您谈谈经过。

孙霄：2008年，我在促成孙中山家族文物落户深圳后，产生了为孙中山的爱女孙婉写本书的念头。2010年，当我把写书的想法告诉司徒倩女士后，她非常支持，开始向我提供由她撰写的《孙婉回忆录》。她还给本书题词“还历史以真实”，也是对我个人的希望。在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接到《世纪》杂志主编沈飞德先生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该杂志由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上海文史研究馆合办，沈先生约我撰写《孙中山女儿孙婉的悲喜人生》一文，该文于2010年发表后，即刻在网上引起热烈反响，《人民文摘》（2010年第11期）等多种刊物予以转载。该文还荣获了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会优秀创新成果一等奖。

孙中山与原配夫人卢慕贞生有一子二女：长子孙科、长女孙娫和次女孙婉。孙娫于1913年早逝，年仅19岁。此后，孙婉更被视为掌上明珠。孙婉有过两次婚姻，在美国时与王伯秋育有一子一女，回国后又与戴恩赛结合，再育一子一女，孙婉于1979年在澳门逝世，享年84岁。《孙氏家族一脉》一书采用了纪事本末体例，集中介绍了孙婉一生所遇大事，介绍了她与父母孙中山、卢慕贞，哥哥孙科，两位丈夫王伯秋、戴恩赛的关系，以及她的四位子女王 蕙、王弘之、戴成功、戴永丰。在写作时，我采用了以史证物、以物补史、实地调查和口述历史等方法。书中采用了170多幅孙戴家族珍贵历史照片，在附录的“家族遗珍”中精选了家族部分文物图片。

在研究和撰写孙婉人生历史时，我曾一度遇到困难。由于孙婉及子女存世资料稀缺，为了搞清楚孙婉及其子女的历史，我于2010年6月在香港学者丁新豹、刘蜀永先生的引导下，专程赴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华人坟场寻找戴氏永久墓地，终于确认孙婉与丈夫合葬的时间。为了调查了解孙婉之子戴永丰的死因，我还曾三次到广州中山大学西区的民国坟场寻找，终有所获。孙婉是孙氏家族“一脉”，也是孙中山亲属与后裔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书还满足了海峡两岸学者及广大读者渴望了解世纪伟人孙中山及其家族历史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