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访谈录（第一期）

受访者：廖虹雷

采访者：夏和顺

时间：2017年1月10日

地点：深圳香榭里花园

廖虹雷，深圳本土作家、民俗学者，出版有中篇小说集《老街》和散文集《热土流苏》，民俗学著作《深圳民俗寻踪》《深圳民间熟语》《深圳民间节俗》《深圳民间美味》等，其中《深圳民俗寻踪》《深圳民间熟语》分别获得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和广东省民间文艺著作奖。

2016年是廖虹雷从事文化工作和业余写作的第50个年头。回顾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廖虹雷说，自己前30年的创作可以称为“乡土文学”，后20年的研究可以称为“乡愁文化”。

夏和顺：文学创作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而民俗研究则需要从事大量的田野调查，需要坐冷板凳，相对而言是一件苦活。您是深圳本土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当年即以中篇小说集《老街》和散文集《热土流苏》等享誉文坛，后来为何转而从事民俗研究呢？

廖虹雷：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脉，也是一个城市历史价值的重要体现。弹指一挥间，星移斗转仅仅30多个年头，深圳不可思议地从一个30多万人口的边陲农业县，迅速崛起为一座有16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历史的奇迹。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深圳传统的历史文化、赖以存在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无不受到冲击，大量具有深圳特色的乡土文化日益消失，传统的建筑和古村落陆续消逝，许多习俗文化和民间艺术，也随着现代生活发展而逐渐淡去。

我认为，如果没有了传统，没有了文化，没有了乡愁，没有了精神家园，这样的城市无法想象。人们越来越觉得同质化的城市、雷同的社区生活空间、同一产品模式的商场食肆，令人索然无味。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帆影点点，山路悠悠，炊烟袅袅，鸡鸣狗跳的生活虽然不可回放，却叫人心生留恋……这可能就是我研究深圳民俗文化的初衷。

民俗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语言，我会说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儿子会听不会说，孙子不会说也不会听。香港一个学者说，一百年后香港的客家话会完全消失，我认为不用一百年，深圳的客家话就会完全消失。我的上一辈年龄都很大了，没有精力从事这项工作，我的下一辈由于文化的隔膜已经不太懂，做这项工作我责无旁贷，要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

夏和顺：那么有什么直接原因激发您关注并研究本土民俗吗？深圳从事民俗研究的学者不多，您在研究过程中得到过哪些专家的支持和帮助？

廖虹雷：20世纪90年代，我有一位侨居英国的表亲回深圳探亲，我们回忆起儿时在北门街旁的布吉河戏水抓鱼的情景，他提出想吃“深圳墟”的云片糕和“鸡屎藤粄”，但这些家乡美食都和童年记忆一起消逝了。后来我出席过很多文化沙龙和论坛，听到的声音都是深圳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积淀、没有历史名人、没有名山大川，甚至没有名优特产，我痛心疾首，于是想到写文章、著书，并利用沙龙和论坛登台演讲，要让深圳的人文历史和风俗民情被新移民了解。

从2005年5月开始，深圳连续举办三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培训班，著名民俗学家、辽宁大学教授乌丙安亲临授课，使我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08年，我的《深圳民俗寻踪》一书出版时，乌教授为我写了序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陶立璠也是著名民俗学家，当年我加入中国民俗学会，是他和乌丙安教授介绍的，后来他们两位都专程来深圳参加过我的民俗作品研讨会，给了我很大鼓舞，陶教授并为我的《深圳民间节俗》一书作了序。中山大学叶春生教授也为我的《深圳民间熟语》一书作了序。上述三位教授在民俗学研究上给了我很多专业指导，给了我很大帮助。

夏和顺：民俗学起源于英国，这个概念传入中国是在1922年，当年北京大学出版《歌谣》周刊，发刊词中最早采用了“民俗学”译名。此后，顾颉刚、容肇祖等在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周刊、民俗丛书，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您认为您从事深圳民俗研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廖虹雷：民俗学在中国展开不到100年，但它已经成为重要的人文社会学科。在老百姓眼里，民俗就是“风土人情”，他们把长期生产和生活中“过日子”沉淀下来的文化事象，谓之风情、民风、习俗、俚俗。这种文化形态，在不同族群里形成语言、饮食、信仰、仪礼、年节、行俗等方面不同的文化习惯，它能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甚至影响民族文化的发展。

既然是“过日子”沉淀下来的文化事象，往往不见于经传，就需要深入调查和了解。我从事深圳民俗文化研究，有一个先天的优势，那就是我世代居住深圳，是“老宝安”，对此地风土人情了然于胸。我1966年参加工作，在惠阳地区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1968年初调回家乡宝安，被安排到“宝安县文艺宣传队”，民间俗称“文艺轻骑队”，开始到全县的农村、渔港、工厂、部队和学校等基层进行文化宣传演出。数年间，我们东从大鹏半天云村、南澳东西涌，西到茅洲河的塘下涌、楼村、光明农场碧眼村，北至龙岗诸鼓石村、平湖山厦村，南到盐田、蛇口渔港和南头南山村及大铲岛、内伶仃岛等，一步一步地行走完宝安19个公社、两个镇，190多个大队的数百个村庄，有的甚至走过三四遍。20年前，当我从文艺创作转向民俗研究之后，我又重新走访原来熟悉的村庄，按照我的计划寻找我需要的人群，每到一处采风问俗，寻踪访古，都坚持“心到、口到、手到”，记录了大量资料，这些是我研究民俗的基础。

夏和顺：叶春生教授称，“语言民俗学”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来研究，因此，钟敬文先生晚年呼吁：要把这一学科“尽快开展起来”“这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视口头语言的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您的《深圳民间熟语》就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能否举一二例说明之？

廖虹雷：深圳俚语中有一种“蛇话”，客家民俗学家刘义章曾考证，它是从“蛇嫲”转化而来。“蛇嫲”意即畲族老太太。畲族是人数极少的族群，人们不识“畲”字，误作“蛇话”，其实是“畲话”。

这种声音的变异，白字的替代，也是目前媒体流行语病的病根之一。比如，把“埋单”作“买单”，“搞掂”作“搞定”，虽有行家撰文释疑，但报纸电视依然故我，以讹传讹。“埋单”一词最早应是广州茶楼的行业语。“埋”是走近、归拢的意思，如行埋、收埋、埋位。顾客吃完饭，伙计走“埋”来，把碗碟收拢，心算计价，然后一声：“埋单啦！”告诉柜台，有客人来结账啦，茶楼风俗，由此可见一斑。“买单”则是另一种意思，在香港买某物品，“香港买单”，凭单到深圳或广州提货，意义和“埋单”完全不一样。同理，“搞掂”是“办妥”“处理相当得体”，而不是“搞完了”的意思。

夏和顺：深圳源于宝安，宝安古已有之。东晋咸和六年（331）设宝安县，距今已有1685年。在新时期移民到来之前，宝安是客家人、广府人和少数潮州人杂处的地方，那么您认为，深圳或者说老宝安的民俗文化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文化？

廖虹雷：不能单纯地说它是客家文化或广府文化，我把它称为“咸淡水文化”。清道光年间，新安县人口共23.9万人，其中客家人占52%，广府人占46%，潮州人占2%，所以说五方杂处没有错。就像滔滔的珠江，一路汇合着东江、西江、北江之水，浩然进入南海一样，深圳在原有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了广府和潮汕的“咸水文化”，又糅合了粤北、粤东客家的“淡水文化”，形成了既接近广府（广州）又不完全是广府，既是客家又不全是客家的“咸淡水文化”。著名客家学研究教授罗香林考察划定的全国27个纯客家县，就没有列入宝安县。当地人自豪地说这种“咸淡水文化”，大概指的是“深圳味”。我的研究对客家文化、广府文化没有偏向，而且它们之间有交差影响。

夏和顺：您早年写过以东门老街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老街》，您跟老街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据说还曾经准备策划“深圳墟建墟600年”纪念活动，能不能谈谈这些情况？

廖虹雷：我曾在老街生活工作过半个世纪，我太太在那里出生，后来我儿子也在那里出生。东门老街青砖黛瓦，有骑楼、石板路，有上大街、鸭子巷、谷行街、鱼街、牛巷，很有岭南风情，也保存着农耕时代的记忆。那里原来一直叫深圳墟，20世纪80年代后才改称东门。

康熙二十七年（1688）《县志》里第一次出现“深圳墟”。我曾经见过一份史料，称深圳墟建墟是在明代永乐八年（1410），因出自权威部门，我也信以为真。2010年时，我曾想策划纪念“深圳墟建墟600年”活动，包括文学、美术、摄影创作和系列文艺演出等。为慎重起见，我又翻阅了很多史料，包括明朝《广东通志》、《东莞县志》、宝安两部县志，都没有深圳墟建于明代永乐八年这一说法，我的策划也无疾而终。我的《深圳民俗寻踪》引用的绝大多数史料是准确的，我很后悔引用了“深圳墟建于明代永乐八年”这一错误说法；我又很庆幸，我因为多查了一些资料，才没有弄出“深圳墟建墟600年”这一以讹传讹的笑话。

为什么会有“深圳墟建于明代永乐八年”这一说法呢？我继续追溯史实后，怀疑它是把概念搞错了。深圳墟附近原来有四个张氏村庄：黄贝岭、湖贝村、向西村和水贝村。深圳张氏最早从粤东紫金县移居大鹏，时间是明朝洪武年间，明朝永乐八年，他们又迁至水贝。水贝张氏生有三子，先后在黄贝岭、湖贝村和向西村开村。深圳墟建墟，张氏四村是重要力量，后人在整理材料时，误把他们家族从大鹏迁至水贝的时间当作深圳墟建墟的时间，向前推了两百多年。

康熙《新安县志》编于1688年，那么我们再把深圳墟建墟时间往前推十年，最多也在1678年前后。

夏和顺：对啊，深圳墟应该是“复界”以后的产物，清初从康熙元年至八年（1662—1669）的“迁界禁海”是非常严厉的闭关政策，对原来的新安县影响很大，所以此前的繁华墟市不可能持续存在和发展。

廖虹雷：确实，此前的县志里曾有关于月光屯的记载，地点应该在今蔡屋围一带，两地相距几百米。就是说，明代就有月光屯，是当时新安县的41个墟镇之一，也是为驻军服务的小墟市。

“迁界令”使沿海居民全部迁离海岸，第一次回迁五十华里，第二次回迁三十华里，大鹏迁到龙岗，盐田、沙头角迁到坪山，南头、西乡迁到石岩，所有的房屋推倒，所有的船只烧毁，并设置界限，越界者斩。之后，整个新安县只剩下2000余户，县令向朝廷申请撤销该县，后来朝廷批准并入东莞，这在全国两千多个县中可能是唯一的。

复界后新安县恢复建置，很多人不愿再回来，于是朝廷出台奖励措施，比如免赋税三年，提供种子、出借耕牛，等等，这样新安人口迅速增长，到道光年间，全县人口达到23.9万，是全县人口最高峰。人口增长后，刚才说的张氏四村，加上蔡屋围蔡氏、罗湖袁氏，因为深圳河有船埠头、下步庙等码头，很繁华，通过码头费积累财富，投入深圳墟的修筑。关于深圳墟的形成，我有专门文章论述，其中提到当时在南塘围八横六纵，共有276间砖瓦平房，聚集了九省二十多个县的移民。

夏和顺：作为老街的原居民，您对东门老街的保护与改造是否满意呢？

廖虹雷：1996年，香港议员文伙泰出资改造东门老街，但市里并没有批准他的全部项目，只改了一半，叫华城。当时拆除了很多建筑，包括我的老家，之前的建筑我都拍了照片留存下来，那一片现在变成了太阳城广场。我每次回东门怀旧，看到这些高楼大厦，总是感觉以前的那些建筑像村姑一样俏丽多姿，而现在的这些高楼则是城市里搔首弄姿的少妇，总感觉太阳城的太阳永远照不到我的心里。东门一带原来有六口井，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深圳人，而现在这些井全部被高楼大厦埋藏，因此民间又有东门“旺丁不旺财”之说。1938年底，叶挺将军与廖承志、曾生等人在惠宝地区成立东江纵队，指挥部就设在东门老街的南庆街13号，这栋楼也被拆除了。东门老街原来还有车公庙，在此之前也已经被拆除了。

夏和顺：现在车公庙是深圳最大的地铁枢纽站，深圳人可能都知道，但是车公庙这一地名的来历可能没有人知道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廖虹雷：深圳历史上有三座车公庙，1866年意大利传教士绘制的《新安县全图》和1930年的宝安地图上都有标注。其中上沙车公庙规模最大，1938年日寇入侵后将其拆除，庙中木材用于构筑南头到太平公路的桥梁。东门老街的车公庙毁于20世纪50年代。

相传车公是江西南昌五福人，南宋末年的一员战将，因勘平江南之乱有功，被封为大元帅。后来蒙古大军压境，左丞相陆秀夫护驾宋帝昺南逃，车元帅随行，途中因病逝世。车公忠直英勇，死后被奉若神明，民间建庙祭祀。香港现存沙田、西贡车公庙，西贡庙建筑更为古旧，当年我曾去考察过。

夏和顺：地名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每座城市的街道、每个农村的村庄的命名都有来历，而现代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可能会使地名文化从民间记忆中消失，或者会出现以讹传讹的解释。深圳三十多年来的崛起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廖虹雷：深圳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以讹传讹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举两个例子说明。

一是梅沙这一地名的来历。其实就是指细碎的沙子，客家人称“靡沙”，潮州人称“霉沙”，都与“梅沙”相近，后来就称为梅沙了。40多年前我在西坑驻过队，当时问当地干部为什么不种植水果？他们解释说，我们这里是“盐田风梅沙浪”，每年果树开花时节都会有一场季风从盐田坳吹来，果树花被吹落便无法结果。不久又来第二场季风，把树上剩下的一些小果子也打掉了，所以永远只长树叶不结果。后来有好事者编造了一个故事：这里原来有大片梅树，每到春季，漫山遍野开满白皑皑的梅花，所以才叫梅沙。实际上梅沙历史上从来没有种过梅树，这个故事完全是望文生义。

二是龙岗的由来，有人胡编滥造，说原来有十条龙，有九条飞到香港，所以香港有九龙，另一条落在龙岗，因此叫龙岗。关于龙岗地名的由来，我专门有一篇文章介绍。因此说，我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想把深圳真实的历史告诉深圳人。

夏和顺：您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批驳过所谓“羊台山的传说”，羊台山原名阳台山，那么这个传说和这个新地名是怎样产生的呢？

廖虹雷：羊台山，康熙《新安县志》、嘉庆《新安县志》均作阳台山。明朝《广东通志》和《东莞县志》也作阳台山。

大概在二十多年前，有人编造了一段凄恻动人的爱情故事：唐朝一位县官不满武氏专权，弃官离开中原故土，来到宝安石岩定居。他膝下有一千金名叫珠珠，美丽可爱。邻村吕财主有一长工海仔经常在山坡上放羊，并吹着短笛，优美的笛声使珠珠心迷神往，但吕财主想把珠珠许给他不学无术的儿子。结果海仔被吕财主害死，珠珠也相思而陨命。为了纪念他们，大家便把这座山叫作“羊笛山”，后来又演变成“羊台山”。这个“传说”在报刊和网上广为流传，石岩街道还以此做成吉祥物，在当地登山文化节显赫宣扬。

我世居石岩，是在羊台山下长大的，怎么就没听说这个故事？我问过比我大的文友、老乡，他们也都没有听过这个“传说”。我用石岩话、浪心话、龙华话、南头话、公明话，甚至龙岗话和东莞话反复比对“台”与“笛”的读音，都无法将它们“音近”。珠珠、海仔的名字是海边人喜欢起的，不像我们山里人习惯的称呼。据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扫盲”，扫盲队把农民难认、难写的繁体字“阳台山”，简化为“羊台山”。而且，“石岩”这一地名最早出现在宋朝。看来，“珠珠和海仔”是跟着“羊台山”一样，出生在“解放后”，绝对不是在“唐朝”跟随林姓县官到石岩定居的。由此，我觉得地方传说可以在有根有据的基础上，适当加工和丰富，但凭空臆造断不可取。

夏和顺：廖氏是广东大姓，您这一支世居深圳多久？原籍又在何处？您有没有做过考察？

廖虹雷：我们这个家族世居深圳300多年，大概在清初康熙年间是从粤东五华县迁来。1997年版《宝安县志》记载廖姓共有29个村庄，我曾受廖氏宗亲会之托走访调查深圳廖氏分布及人口情况，开始发现这29个村庄中已有两个不存在。经过两三个月的深入了解，我们发现有大大小小45个村子姓廖，大概有4万多人，分别从不同的地方迁来，我曾写过一篇《深圳廖氏源流与村落分布》的文章。

2013年11月24日下午，我到了龙岗街道洪围村，采访了村里三位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说村子有250年历史。我问他们有什么根据？比如有没有族谱、祠堂？他们说族谱已经被烧了，祠堂也因年久失修而坍塌，他们也是听上一辈人说村子有250年历史。我转而一想，问他们有没有坟墓，他们说有，于是带我去看，我看见有一块墓碑，刻有“二世祖廖太母童老孺人之墓”字样，立碑时间是光绪六年（1880），按照客家人的风俗，去世后约十年立碑，再算上他们家族在此生活了两代人的时间，我估计也应该在250年前后，这样我就给洪围村的历史作了一次较为客观的考证。

夏和顺：公明麦氏也是广东大姓，您曾到公明塘尾村做过田野调查，应该也有一些精彩故事吧？

廖虹雷：据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清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周家村人麦某中武进士，清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合水口人麦锦琮中武进士。周家村距我的故乡石岩村只有七八公里，我小时候曾去游玩过，那里是著名的“将军村”，因此我很想做一次有关“将军村”麦氏的调查。

2014年2月11日，大年初七，我到公明塘尾村寻访麦氏父子武进士家祠，县志里的周家村现已改为塘尾村。当时是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又下着小雨，在社区工作站有几个青年在喝茶聊天，我说是来了解麦氏武进士家祠的情况，他们说不知道，等明天上班再说吧。白跑了这么远的路，我当时心有不甘，嘴里冒出一句“要是碰运气见到阿睦叔就好了”。正在那一刻，运气真来了。在场有一位青年社区干部麦锡太，正是“阿睦叔”麦永睦的孙子，他说：“你要找‘阿睦叔’？他是我爷爷。”麦永睦是该村始祖麦守信第二十四世孙，当天下午，麦锡太就带我找到他的爷爷麦永睦。

麦永睦出生于1930年，当时已经84岁，从来没有见过市里来的人，我们聊起麦氏历史，他的话匣子渐渐打开了。他说：周家村范围包括塘尾、田寮、龙湾、将石四个大自然村，而将石村是20世纪50年代“公社化”，把“将军村”与“石围村”两村合称“将石大队”，延续至今。“将石村”又辖8个小村庄，分别为大围、新围、南庄、塘下围、下石家、石坪围和罗群（裙）围等。“将军村”在这一带比较出名，源于该村在清康熙至咸丰年间出过两户共五位将军，其中一户是麦世球祖孙三代为将军，另一户则是麦胜福、麦庆父子将军。麦永睦老人一字不漏地背诵出麦氏族谱记载的诗：“堂堂麦铁杖，忠勇出天然。岭表前朝事，楼名此日传。擎天回北极，柱国镇南延……”麦永睦又带领我们去看了两个祠堂，其中有一块乾隆五十四年的碑。

我现在仍然感到庆幸，如果我当年没能见到麦永睦老人，那么他口中的那些鲜活记忆就会被历史湮没。

夏和顺：孙中山领导的三洲田起义号称打响了深圳地区的“第一枪”，这段历史您也研究过，并做过实地考察，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廖虹雷：我看过很多有关三洲田起义的史料，说法不一，矛盾百出。我经过梳理提出三点疑问：一是孙中山有没有到过三洲田，如果没有，怎么能说他领导了三洲田起义？二是龙岗马峦山有一块“庚子首义”碑，此地离三洲田约十公里，当时起义为什么在两个地方同时进行？三是三洲田起义历时究竟多长时间？

我是深圳市史志办民俗志、方言志和区志复审委员会委员，我带着这三个问题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调查走访。我查了《孙中山全集》、冯自由《革命逸史》、香港的有关口述史料，难能可贵的是，我看到了一本1960年广东省政协油印小册子，是当年秦咢生等三人受政协委派到三洲田座谈采访的实录。通过上述史料分析，我认为当时选定三洲田，因为该地处于深山密林，山高皇帝远，但又临近沙头角和香港，便于购买武器、交通运输和电报联络。孙中山未能潜入三洲田山寨亲自指挥起义，但他自始至终都在进行策划、领导和组织工作。

当时三洲田地区集结了两千多人，乡民只准入，不准出，因而谣言大起，盛传山寨有数万人谋反。有一位叫布吉李朗的神父将此事报告香港总督，香港总督又转告清廷。1900年农历闰八月上旬，两广总督德寿派虎门防军和惠州防军分水陆两路封锁三洲田。起义军得到情报，决定先发制人。原定在三洲田廖氏祠堂祭旗，因廖姓耆绅反对，遂转至邻村马峦头兴中会会员罗生大屋中，与驻扎在三洲田的80名义军同时祭旗起义。这就是为什么马峦山与三洲田均有“庚子首义”碑的原因。

至于起义起迄时间，从10月6日开始，义军先打下沙湾，再到横岗、龙岗、坪山、坪地，又有博罗、惠州，然后是海丰、陆丰，此时由于武器供给不上，孙中山被迫下令遣散已经发展到5万人的起义队伍，其中约2万人乘船经香港转往南洋各地。这样，到11月7日，三洲田庚子起义历时32天，以失败告终。

夏和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俗研究息息相关，您曾经参加过甘坑客家凉帽的保护与宣传，我很想听您讲一讲三进甘坑村的故事。

廖虹雷：在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我参与了麒麟舞、客家凉帽、大鹏清醮等5个项目的普查和申报工作，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三进凉帽村”。客家凉帽是深圳非常有特色的手工艺品，只流行于东江地区，在宝安、香港、东莞、增城、惠州一带才有，并且只有女性戴。关于凉帽的尺寸，我都做过仔细的测量、比对和核实。

布吉甘坑凉帽村闻名广东，据说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工艺品命名的村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凉帽制作最兴旺的时候，甘坑全村都是做凉帽的，一年编制近万顶出口到东南亚，是广东的名牌产品。

普查开始，我联系该村进一步了解凉帽的历史、工艺和目前生产情况，村里做凉帽的老人大多已经去世，村后原有一座凉帽山，山上种有单竹，节长超过一米，是做凉帽的原材料，现在凉帽山已被推平，做了房地产项目。编织凉帽的工具包括削篾条的十几种刀，也无法找到。村里负责人以此为由推脱，不愿意接受访问。当时，蹲在甘坑村的路边，我花150块钱硬从一位过路的大嫂手中买下一顶凉帽，这就是我那本书的封面上的凉帽，戴帽子的姑娘当时在文化站工作。

甘坑村不接受访问，我想起家乡石岩的凉帽店，可以通过它“曲线寻访”。我在石岩有一位同学郑姓，祖祖辈辈做凉帽，他的母亲姓廖，我小时候就称她“阿姑”，就是做凉帽的高手。我带着几家报社的记者去采访她，她已经82岁高龄，然而对凉帽情有独钟，侃侃而谈。

报纸文章发表，对将要失传的客家凉帽工艺深表担忧，甘坑村领导也受到震动。我第二次进村时，他们表示欢迎。在与织凉帽师傅座谈时，我意外获悉我那位同学娶了甘坑凉帽村一位师傅的女儿，当年这两个青年人因为凉帽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因为认识甘坑村的“女婿”，第三次进村釆访时受到更热情的接待。村长请来五六位工艺师，准备了各种原材料、工具以及一些半成品，一边讲述历史，一边进行33道编织工艺流程，全程让我们拍摄照片并作影像记录。

我顺利完成“非遗”文本写作，甘坑村的客家凉帽成为深圳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2013年，客家凉帽又入选广东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夏和顺：从《深圳民俗寻踪》到《深圳民间熟语》，再到《深圳民间节俗》和《深圳民间美味》，您已对深圳民俗文化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梳理，那么您还有什么进一步的研究计划？

廖虹雷：是的，通过近20年的努力，我对深圳民间的节日、语言、饮食和风土人情进行了一番梳理。眼下我正在撰写《深圳民歌民谣》，都是土得掉渣的一些民歌，越是民俗的就越有文化价值。此书共分五章——山歌、咸水歌、渔歌、盲佬歌、古曲，其中山歌又分劳动、生活、情歌、婚嫁，等等。写完这部书我想休息一下，现在参加社会活动太多，用于写作的时间太多，我想利用剩余时间对家人作一些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