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访谈录（第一期）

受访者：张一兵

采访者：夏和顺

时间：2017年3月1日

地点：深圳坂田源馨苑

夏和顺：您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后来怎么转而研究历史了呢？

张一兵：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说是77级，1977年底考试，1978年春天入学。当时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第二志愿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1977年可能有很多杠杠限制，结果第一志愿没有录取，被第二志愿录取了，所以我的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读中文系有一个好处，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古典文献的基础。1978年，我也参加了吉林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并参加了复试，当时竞争太激烈，我是唯一的初中毕业生，没有被录取，导师劝我过两年再考。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工作，该馆设在黑龙江哈尔滨，1948年10月10日开馆，是中共成立的第一个纪念馆。我的工作就是下乡征集文物，我征集文物、研究文物就是这样入门的。

世界文化遗产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大类，我虽然是学历史文献的，但对物质文化遗产更感兴趣，这可能跟我上大学之前的经历有关。

夏和顺：听说您当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即到政府机关从政，为什么没走这条路呢？

张一兵：其实是已经去了政府机关。当时毕业分配有一个需求名单，是不跟个人见面的，因此我看到的分配名单是到黑龙江省交通厅。我知道当厅长秘书是个机会，但我更知道那不适合我。经历过“十年动乱”和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受到家庭影响，我在潜意识里希望远离政治。后来是托人通过关系我才转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

夏和顺：大学停招十年，积聚了一大批人才，恢复高考后这批人一下子涌入高校，因此最初几届大学生年龄差别很大，社会经历也各不相同，那么您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张一兵：我父亲一生遭受政治磨难，在劳改农场几乎丧命，发配到林区后基本生活才有了保障，他以切身经历鼓励我们学手艺谋生。我小时候学了很多手艺，最后派上用场的就是木匠。我1969年初中毕业，算是新三届吧，后来下放到大兴安岭林业建筑工程局，我们是家属队，知青有400人，都是要下农田种地的。我因为木工活做得好，就一直当木匠，做家具，盖房子。那时候我就对家具对建筑感兴趣了。1973年我上了牙克石林业师范学校，牙克石位于大兴安岭地区，是中国森林工业之都，当时属于黑龙江，后来划归内蒙古了。那时候上师范学校可不容易，虽然工资也很低，但大家还是挤破了头争，因为是铁饭碗。我上的是速成班，1974年毕业当老师，一年以后又转到大兴安岭《林海日报》当记者，两年内换了三个记者站。

夏和顺：你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也只工作了两年吧？两年之后又读了研究生？

张一兵：是的，我觉得在烈士馆靠征集文献研究近代史不过瘾，于是又到吉林大学读先秦文学专业研究生，是在中文系师从张松如教授。张松如就是公木，著名作家，他创作过《英雄赞歌》《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后者1988年7月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同时也是著名的古代文学专家，我跟他读的就是先秦文献。我刚才说过，我1978年就报考过吉林大学的研究生，当时没有被录取，导师劝我过几年再考，这样我又考到吉林大学。

夏和顺：我觉得，在中华书局的工作经历对您来说是一个转折，中华书局是指定的国家级古籍出版单位，您在此从事文献整理和出版工作，接触过很多学术界大师级人物，他们对您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学术规范的形成肯定都有影响，请您谈谈感受。

张一兵：我是1987年硕士毕业后分配到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接触到一批大师级的前辈专家。周振甫先生学问扎实，功底很深，但是方法比较传统。傅璇琮先生因在政治运动中遭受批判，被调到中华书局接受改造，并由此走上学术道路，他属于学术理念比较前卫的学者。傅先生当时是副总编辑，总编辑是李侃先生，许逸民先生是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所以对于从事古典文献工作而言，中华书局是一个很好的单位，中华书局这几年的训练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确实有很大影响。

我能到中华书局也有一段故事。在我进去之前，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人都是北大的，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东皇太一”神话考》，是研究屈原《九歌》的，发表在《文化遗产》1984年第2期上。《文化遗产》就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最早由周振甫、傅璇琮等人发起的，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在该杂志发表论文的据说只有两篇，除我之外，另外一位作者也进了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

夏和顺：从中华书局到深圳又是一次转折。您本人有志于学术文化，又占据了如此有利的地位，为什么选择了南下呢？客观原因是一个方面，当时心里是否仍有一些波动？

张一兵：这期间还有一个波折，那就是我曾有一段在日本求学的经历，从1989年到1992年。那个年头签证是一件很难的事，我是托了熟人找关系才签下来的。我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也是朋友介绍去的。到了日本我就开始恶补日语，好在也没有很硬的任务。我想了解日本古典文献的收藏和研究情况，但去了我才发现，我们能看到的资料都是在北京满地都是的那一类，真正的珍藏秘本一定要到混得很熟后才能看见。

1992年我回到北京时，中华书局发生了很大的人事变动，我想熬出头非常困难，许逸民先生也劝我换一个单位，这样我就选择离开了。

夏和顺：那为什么选择了深圳呢？您是研究古典文献专业，深圳是一个新兴的特区，两者之间似乎有点格格不入。

张一兵：本来我是想去广州的。我的父母从牙克石被聘到广州外语学院，他们都是学俄语的，父亲还是最早的一批研究生。这样父母都在广州生活，后来母亲在广州去世，父亲要求我们三兄妹至少有一个到他身边。我思前想后，只有我比较方便调动，就决定来广州工作。

1992年春节我去看父亲时，他的一个学生从深圳到广州看望他。交谈时，他得知我正准备来广州工作，就跟我说，深圳是经济特区，发展前景不错，可以去试试。我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又是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还有在中华书局的工作经历，这三块招牌在当时还是很有市场的，于是我决定到深圳试试。你说的没错，我的专业跟年轻的特区还真点格格不入。举个例子，我到深圳，跟父亲的学生骑自行车先找到图书馆。我以为自己中华书局的工作经历跟图书馆接近，或许他们会感兴趣，但当时深圳图书馆馆长告诉我：我们的馆藏方向是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没有古代文献，甚至连一本线装书都没有，你来干什么？一句话把我打发了，但他说得合情合理呀。我还去过深圳大学，他们的中文系要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我又不符合条件。

夏和顺：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之行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力挺深圳特区。随后各地精英纷纷南下，您到深圳可以说是紧跟邓小平南方之行步伐。

张一兵：当时深圳图书馆在荔枝公园北面，博物馆在荔枝公园南面，我们骑着车出了图书馆，就去博物馆。刚到博物馆门口，恰巧碰到馆长黄崇岳，他随即带我们回办公室。黄崇岳曾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对中华书局非常熟悉，他对我说：“我们现在就缺一个历史专业人才，你能来就最好了。”

深圳博物馆当时作器物考古研究的有十多人，原来还有几个历史专业大学生，但后来陆续调走了，所以急缺专业历史研究人员。黄崇岳马上把几个副馆长叫过来商量，并告诉我一两天之后答复。我回广州不久，就收到通知说深圳博物馆已经通过了，文化局也同意了，我可以先回单位等消息。

当时我也在广州联系了几家单位，中山大学、广州大学等，大家对我都比较有兴趣。我就想，哪个单位的商调函先到，我就去哪里。不到半个月，深圳博物馆的商调函就发到中华书局，这样我就决定来深圳了。我1992年2月就到深圳博物馆上班了，比邓小平南方之行还早一步。

夏和顺：您是研究古代史的，怎么会参与撰写《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史》呢？

张一兵：黄崇岳师从中山大学梁钊韬教授，是新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文化人类学研究生。他本来是一位学者，但在馆长任上要应付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太多，就把学术研究这一块的任务交给副馆长杨耀林和我，我很快被提为馆长助理。

我还没到博物馆上班，他就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编写《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史》。当时博物馆“特区研究室”的莫小培主任带领我编写，莫小培是“红二代”，在海南岛当过知青，他本人酷爱文学，喜爱创作，很有成就。我们的工作是联系采访早期来深圳建设的老工人、老领导、政府工作人员等，了解他们当年的生产生活情况，还要翻阅已有文献进行增补。

《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史》大概做了半年多的时间，我们按照莫主任的提纲把文本完成了，整本书大约20万字，涉及近50人的资料。我感到欣慰的是，经过我和莫小培的共同努力，这本书没有偏向文学的一面，还是按照史学的规范来操作的。这是我到深圳做的第一件与深圳历史有关的事。做这件事的一个额外收获是，我把深圳特区内外的路都跑熟了。

夏和顺：那么撰写《深圳古代简史》就又回到本专业了。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向前看，一个是往后追溯。到现在，我估计超过99%的深圳人都不知道有深圳古代史这回事，您的《深圳古代简史》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本深圳古代历史著作，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主要内容以及您的基本思路。

张一兵：第一本书还没有出版的时候，黄馆长又开始张罗第二本书，就是《深圳古代简史》。原计划是写《深圳通史》，我提出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要一步步来，我还提出分开写“深圳古代史”和“深圳近现代史”，这样每个人的任务就会比较明晰。我和杨耀林是主要操刀者，黄崇岳是统筹，但没有具体参与。老杨高风亮节，把我比较熟悉的古代给了我。实际上考古这一块他熟，他参与过深圳博物馆早期的很多考古发掘，他把这些资料都给了我，所以我说这本书至少有他一半的功劳。

写古代史要做两项准备工作：研究文献、实物和进行实地考察。文献包括方志及前人写过的有关深圳的文章和书籍，涉及的考古报告等。文献检索是我的强项，我利用半年时间把有关文献挖了一个遍，后来也挖不动了。对于实物，我首先要把有关深圳的出土文物看一遍，再把我们考古队和科研人员写的论文和考古报告看一遍。深圳博物馆负责文物出土和征集工作，深圳主要的文物都在我们博物馆，我找起来比较容易。

进行野外实地考察，我从南头古城开始，把深圳有关历史的点走了一个遍。好在文本亨先生已经对深圳的文物点很熟悉，他带着我跑，我的任务是为写古代史寻找碑刻、匾额等史料，他的工作则是文物保护和征集。文本亨曾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属于体质人类学，1984年就应聘到深圳市博物馆工作，是保管部主任。他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他对我帮助很大，只要他知道的会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深圳的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古代史就要涉及这么大地方的遗迹、遗物，挖出来的刀枪剑戟、坛坛罐罐等文物。其实历史上的深圳比现在大很多，包括香港，现在的香港是割让3次之后的版图，这些我们都要有涉及。

创业史只花了一年时间，古代史也是一年，1994年古代史就交稿了，效率真是很高。那时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住在布心周转房里，一套房子住了4家人，只有3间，厅也用薄薄的胶合板隔出一间房，我就住在厅里。

夏和顺：这一部《深圳古代简史》是二十多年前的著作，现在您对它有何评价？

张一兵：这部《深圳古代简史》虽然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大的毛病，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缺环断节是难免的，写完后留下了无数的问题，因此我一直想找机会出一本新的更好的古代史，并为此搜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我归为两大类：一类是方志，另一类是方志外文献。第一类方志我已经整理完成，方志外文献的整理工作还没做完。

夏和顺：深圳古代史可能不会被广泛关注，但明清以降，特别是到了近代，深圳（新安—宝安）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地区，因为它跟坚船利炮的入侵，跟西风东渐有着密切关联，它也是中国的积贫积弱和天朝崩溃的一个重要注脚，因而是学界一个持久的热点。您校注的康熙和嘉庆《新安县志》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史料，常常被学界引用。这也是一个繁复的工程，请谈谈编纂经过及重要意义。

张一兵：我整理完成的方志分两次出版，一次是《深圳旧志三种》，海天出版社出版，另一次是《康熙新安县志校注》《嘉庆新安县志校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都在2006年。写《深圳古代简史》之前，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以县志为主的深圳古代文献全部通读。县志之外还有省志以及全国性的方志，如《广东通志》《大清一统志》等。

当时深圳博物馆资料室有两个县志的影印本，一个是康熙《新安县志》，另一个是民国的。康熙县志是手抄的油印本的复印件，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曾派人到北京图书馆抄写有关广东的方志，用铁笔蜡纸抄的，这本康熙《新安县志》大概就是这样抄回来的，而该志是北京图书馆的孤本。我拿着这博物馆的手抄油印本到中山图书馆查对原件影印件。那是20世纪60年代拍的胶片，打开在阅读器里看，全是冰裂纹。我就这样慢慢用手摇着查看校对，发现油印本错漏百出，几乎每一页都有错字，很多页是颠倒的——而且距离很远。

这部县志为清康熙年间靳文谟撰修，是现存最早的深圳古代方志版本，因此史料价值极高。全志分舆图、天文、地理、职官、武官、宫室、田赋、典礼、兵刑、人物、防省、艺文和杂志共十三卷。

东晋咸和六年（331）设宝安县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改名东莞县，直到明万历元年（1573）才析东莞县置新安县。因此明代天顺年间的《东莞县志》是包括深圳的，紧接着一本崇祯《东莞县志》，新安县已分析出来，因此有深圳资料的《东莞县志》只有那一本。但天顺《东莞县志》全12卷，只残存3卷，与深圳有关的史料非常有限。我在《深圳旧志三种》中点校这个本子，以萧国健送给深圳博物馆的从日本影印回来的本子为基础，那个本子比较模糊，我又到中山图书馆找到一个清晰一点的复印件校了一遍。

清嘉庆《新安县志》是舒懋官、王崇熙主持撰修的，全志分训典、沿革、舆图、山水、建制、经政、海防志、艺文志和杂志等，共23卷。嘉庆《新安县志》是记载香港开埠前历史的重要文献。这个本子我也是利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的胶片整理校注的。

我在康熙《新安县志》的校后记中介绍了有关深圳方志的调查情况，我当时为查找有关深圳的方志，到过全国很多图书馆，如天津、南京、上海图书馆等，只要有一个版本，哪怕是残本我都要看，我也拍了一些胶卷。我还跑到北京图书馆，希望拍几页康熙《新安县志》原件作书影，好说歹说，他们最后同意了，但是只能拍一页纸，而且要他们自己拍，当时还不能拿，最后寄回来一张模模糊糊的照片，收费400块钱，底片还不给。

康熙、嘉庆《新安县志》之外，还有一个民国的县志，不是独立的方志，这个本子用的是嘉庆《新安县志》作底本，是铅字排印的，问题比较多，错字连篇，大篇幅的缺页和错乱，章节颠倒，是民国时期一位宝安县长印的，既没有文化又不负责任，价值最低，所以还要回头看嘉庆《新安县志》的原版。

我编两个注释本《新安县志》，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注释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盐田村”字样，这个错误源自1984年的《深圳地名志》，我知道从来就没有盐田村，只有盐田墟，就像只有深圳墟没有深圳村一样，现在要写就不会错了。

夏和顺：王一宪女士写过一本有关岗厦文氏的书，岗厦文氏是文天祥堂弟的后裔。她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一部《文氏通谱》的很大帮助，我采访她的时候，她说此谱曾经过您审定，我想听听这个故事。

张一兵：我记得当时一个江西人拿这个《文氏通谱》来深圳，有人想买，朋友就介绍让我鉴定一下。我看了告诉他们：第一，这个本子是真的；第二，确实与岗厦文氏家族有关。听说后来他们买下来了。

夏和顺：从考古跨跃到古代建筑可能又是一段机缘？

张一兵：深圳博物馆原来有一个考古队，常规的工作就是带上水壶，骑着自行车，在深圳各地奔波。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对各种遗址进行了近200次发掘或者试探性发掘。我在来深圳前期，曾与考古队一起参加过考古发掘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对进行深圳古建筑研究，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帮助，比如方法论上的分类学和层位学。编写《深圳古代简史》时，进行野外实地考察时，引发了我对深圳传统建筑的关注。

后来考古队的实力慢慢增强，进来历史、考古专业的人才逐渐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筹备，2004年下半年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正式挂牌成立。考古所以原考古队为核心，工作人员也从深圳博物馆剥离。很快深圳又成立了文物局，深圳博物馆和考古所都在文物局领导下开展工作。时任所长任志录也很喜欢、很了解中国传统古建筑，考古所一成立，他就设立了“古建筑研究室”，在人员配备、课题经费、工作安排等方面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其实早在为写深圳古代历史而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就看到遍布乡间的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炮楼；加上我经常就深圳地面遗存的古建筑向前辈学者请教，逐渐了解到古建筑研究领域的一般发展水平及深圳古建筑还缺少专门研究的现状，萌生了深入了解深圳古建筑的想法。我先是拿着深圳村庄的统计表，然后又拿着村庄的详图，1984年出版的，我把它折叠起来复印，现在肯定舍不得这样复印了。我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遍访深圳1000多座古村落，记录地面遗存的上万座古建筑，挖掘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夏和顺：古代建筑可能是一个很奢侈的词，在很多人的眼里，深圳根本就没有古代建筑，以为这里起源于一个偏僻荒凉的小渔村，所以我们说传统建筑可能更恰当一点。那么深圳的传统基础有何特点和意义？

张一兵：“改革开放之前的深圳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即使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它也应该有自己的历史，也有传统的痕迹可寻，如果我们读了厚厚的几大本《新安县志》，再读些有关深圳历史文化的文章、著作、丛书，你或许就会改变“小渔村”“文化沙漠”之类的看法。事实上，深圳不仅有丰富的文字史料和鲜活生动的传统民俗，还有大量的传统庙宇、祠堂、住宅建筑等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都在令人无可置疑地诉说着它悠久、辉煌、可歌可泣的过去。现在深圳已知文化遗存遗物的数量，明显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深圳现存传统建筑可分为五个主要的大类型：宝安（本地）型、广府型、客家型、闽南潮汕型、西洋型。在每一个类型里，还可能存在多种亚型及多种分支和变体。为什么会存在这五大类型呢？因为深圳传统建筑具有来自五个区域型的文化渊源。深圳在地理位置上有其独特之处：西北背靠东莞、广州，西南面海，东北背靠惠州，东南面海，正南与香港仅一河之隔，境内3/5为山冈丘陵，2/5为小面积平原。广东地区主要有三大区域文化类型：广府文化以广州为中心向四面延伸；客家文化以梅州为中心向四面延伸；闽南潮汕文化以漳州、潮州为中心向四面延伸。这三大区域文化类型的共同交汇点正是在深圳，并在此结束。所以，从区域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上看，深圳是得天独厚的，而区域文化类型的多样性直接导致了深圳地区传统建筑的多样性。

深圳传统建筑类型，除受上述区域文化影响有三种外，尚有本地传统文化和西洋传统文化类型，其中本地文化类型最为重要。作为我国南方古越族的一支及其先民的聚居地，深圳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7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此后历经秦汉，到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设立东官郡和宝安县，包括今天的东莞、深圳和香港一直保持着独特的文化现象，与周边地区明显不同，其传统建筑也与上述周边地区有着显著区别。

夏和顺：古代建筑与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是一对矛盾，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我听说您研究完深圳的传统建筑以后，又跑到内地的许多地方，用照相机与推土机抢速度，我感觉颇有一点现代唐·吉诃德的意味，不知道您是什么感觉？

张一兵：唐·吉诃德还可以去跟人拼命，而我为了提高效率还不能跟人拼命，我想到的一个方法是做抢救性记录，因为在城市化进程如此迅猛的形势下，要阻止破坏古建筑的进程是不可能的。

我关注深圳古建筑特别是古代炮楼（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建筑类型，是很有意义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是从写《深圳古代简史》开始的，我跟文本亨等人跑了10年，拍了大量照片。后来我读在职博士，4年中跑了几百个地方，有两年时间我集中跑了山西、陕西，考察古建筑，效率高的时候一天能跑两三个点。馆里也没给我提供什么设备，胶卷都是自己买，每卷都要花一两百块钱。好在我的工资完全可以应付摄影及差旅费用，我跑山西、陕西，有时候住一个单间只要10块钱，我导师说我的工资是他的3倍。这样十多年间，我积累了大约10万张照片胶卷。我曾试图把它们转成电子文本，需要很大一笔资金不说，时间代价也太高，现在基本上没法完成。我自己买过机器，速度太慢，估计20年也扫不完。底片还保存在干燥箱里，早期的可能都褪色了。好在2004年以后可以用数码相机了。

夏和顺：您研究深圳古代史和传统建筑，还受到过哪些人的指导和帮助？

张一兵：我刚写深圳古代史时，是文本亨先生带着我去开展实地调查，文先生学识渊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当我问到有关古代建筑的问题时，他说这个我就不懂了。后来我结识了香港的萧国健先生和东莞的杨宝霖先生。他们在学术上路子很正，也是我的引导者。他们讲一个史实的时候，会指出与之相关联的地点，我就跟着他们跑，香港的乡下、东莞的乡下都跑了很多地方。杨先生带我跑东莞的文物点，那时我们是坐小巴，到一定的地方换乘拉客仔的摩托车，杨先生怕我多出钱，基本上是我们俩共骑一辆摩托。他们俩不仅帮我解决了很多文献上的问题，也使我在古建筑上开了眼界。

夏和顺：您是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您对文物保护特别是古代建筑的保护现状有何看法？

张一兵：我曾跟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建议立即停止所谓的古建筑修缮。现在的古建筑修缮变成一种建设工程，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把这件事作为赚钱的机会，降低成本、偷工减料、增加利润等各种事就出来了。文物修复一偷工减料就全部变成假的了，一个庙的每一块砖都是假的，一块花岗岩他恨不得变成一块塑料的石头，怎么可能保持原有建筑结构？

这种对古建筑的致命破坏源于我们无原则地学习东洋，始于民国时期。日本奈良的东大寺每30年更新一次，京都的清水寺每50年更新一次，所有的木制构件全都换，严格地说它不是文物，只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我们大量的所谓修缮过的古建筑也是如此，是新材料堆砌起来的一个模型，文物的本质没有了。

夏和顺：您一开始就说，您对物质的文化遗产更感兴趣。我注意到您收藏了大量的手工工具，大概有多少件？有何感想？

张一兵：我早年做过木匠，我的工作就是做家具、盖房子，这离不开手工工具。关于工具，我想了解的是材料、造型和造型的方法，我能很快地了解。

我收藏手工工具是为了配合研究古建筑和古家具，当年调查古建筑时顺便收了一些，本来是想写一篇论文，后来开始大批量地收，也没有经过详细统计，大概有上万件。中国的手工工具一百年前开始西洋化，有一部分地区东洋化了，到今天纯中国传统的手工工具就全国的面上看，已经不足5%，我认为今天有文化的人看到的手工工具几乎都是西洋化或东洋化的，因为剩下的那5%散落在极其偏僻的地方，我自己都不一定去过。广东地区的西洋化进程更早，有四五百年历史，从葡萄牙占据澳门就开始了。我的这些藏品整理起来也是一件浩大工程，我想在此基础上写一部《中国手工具史》，但还有待时日。

夏和顺：《明堂制度源流考》是您的博士学位论文，已经出版，遗憾我还未及拜读。明堂制度是否与建筑有关？我们对明堂这个词并不陌生，常说的“搞什么明堂”（名堂）即如此。我去婺源的时候，听导游小姐解释过徽州建筑里的明堂，但她显然也是从讲解提纲里背的。中国文化明堂（名堂）深奥，我到现在也不得其详，请您解释一下明堂制度，您为什么要做这个选题？

张一兵：我把方向转到古建筑研究后，1999年在职攻读吉林大学历史系先秦史专业博士学位，师从金景芳、陈恩林教授。我读硕士和博士时，面对的专业文献是一样的，没有脱离十三经和《诗经》《楚辞》。做论文选题时我就想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既跟导师的专业吻合，又为我今后的学术研究铺路。导师看了我的题目很满意。

《明堂制度研究》还不是博士学位论文，它是博士学位论文《明堂制度源流考》的前身，把明堂制度分成几个大问题来讨论，每一个问题都有其延续的过程，问题之间又是并列的关系，是明堂制度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分析。这本书在我论文答辩之前中华书局就准备出版。《明堂制度源流考》就是明堂制度史，其实这两本书合在一起才形成完整的明堂制度研究。《明堂制度源流考》作为深圳社会科学文库第一辑200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明堂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执行时需要的道具。明堂这个词在汉代以后衍生出很多意义，比如中医称人的某个部位叫明堂，中医还有关于明堂的一套理论，风水先生指房屋建筑的某一个院落叫明堂，墓葬中某一块宽敞的地方叫明堂。明堂制度源于周代，最早是一套礼仪制度，与之相对应的建筑则是礼仪制度的实施场所。明堂是中国古代礼仪中的顶尖问题，它把皇权神授演绎成仪式做给老百姓看，可以说是帝王实行统治的理论根据。

夏和顺：您编辑过《苏东坡书画全编》和《徐文长诗文书画全编》，您的研究领域已经从古代史、古代建筑跨越到古代书画。中国文化殊途同归，这些领域本来是有关联的。您做这两项工作有何起因？它们的出版情况如何？

张一兵：这是当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约我的稿子，他们换了领导后把原来的一批选题全部枪毙，包括这两本，所以稿子一直压在我的仓库里。书画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在北京时跟艺术圈的朋友比较近，《中国书法》杂志发表过我的作品，现在看当时的水平也不高，但我对书法还是有自信的。我在当博物馆馆长助理时，有一段时间比较清闲，因此就编了这两本书，还写过一些艺术评论。

我喜欢看古代书画，对现在书画界也有些看法。以我的鉴赏水平，我认为现在浮在面上的一些人水平都比较差，一个比一个烂，而沉在下面的还真有高手。古代书画造假现象严重，前几年出现的《封燕然山铭》、《出师颂》，最近的《功甫帖》，包括所谓黄鲁直的东西，一眼看上去就是假的，大部分是民国时期的伪作。我清理过苏轼、徐渭的东西，绝大多数是赝品，极少真品。苏东坡墨迹以台北故宫为主，美国、法国等海外有极少量。溥仪带出宫所谓回流的一批，个个都有大疑问，是先做出来打着回流的名义塞进来的。艺术鉴赏需要知识，更需要眼光，悲惨的是国人对传统艺术的欣赏水平已经沦落到太平洋里去了，那些所谓大家居然能把赝品当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