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访谈录（第一期）

受访者：杨宏海

采访者：魏沛娜

时间：2016年2月28日

地点：深圳荔园酒店

“在‘文化深圳’的征途中，我紧跟时代的脚步，一刻也未曾停歇。”在20世纪80年代，跟无数青年一样，杨宏海怀抱理想主义的文化情怀，走出梅州的客家围龙屋，来到中国的发展前沿——深圳。30年来，伴随着深圳一座座摩天大楼的拔地而起，他也为构建“文化深圳”这座大厦不断付出心血，参与了影响深圳文化发展的绝大部分重要文化实践。例如他率先提出“打工文学”概念，深入推动深圳文化研究，并曾担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等职，时刻把握着深圳文化的脉动，呵护着它的成长。回顾其心路历程，可以借用他一本书的书名概括之，即“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

魏沛娜：您撰写的《黄遵宪与民俗学》最早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上，并于1987年6月获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这是深圳第一次荣获省级社科学术论文奖。民俗学是您最初的研究方向吗？

杨宏海：我在嘉应师范专科学校时最早是做当代文学研究，但我对民俗学比较感兴趣。1982年，全国首届黄遵宪研究学术交流会在梅州召开，当时正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的我提交了这篇论文。本来我在华南师范大学的指导老师还不是很赞成我的论文观点，因为有关黄遵宪的研究已经很多，大家的关注点主要在其爱国主义、民歌或是作为外交家、教育家的贡献，但我自己发现黄遵宪在民俗研究方面是独树一帜的。我想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于是写下了《中国民俗学的先驱——黄遵宪》，并被推选到会上发言。那次学术交流会结束后，复旦大学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辑刊》特约编辑杨天石先生要在参会的50多篇论文中选一篇在该刊发表，最后只选了我这一篇，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发表时改名为《黄遵宪与民俗学》，此文于1987年6月获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后来我在北京见到杨先生，谈起此事，他非常淡然地说：“我们选稿不看作者的资历，只看作品（文章）的价值。”斯人斯语，至今让我非常感念。

魏沛娜：您来到深圳后又站在民俗学的角度，写了一篇《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圳新的文化现象进行探讨，是否也是遵循着既有的研究思路？

杨宏海：我非常尊崇客家先贤黄遵宪关于民俗的一个理论，他把“治国化民”“移风易俗”作为研究民俗的主要目的，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讲到古时皇帝会派“ 轩使者”到各地，“采其歌谣，询其风俗，又命小行人编之为书，俾外史氏掌之”，然后向皇帝反映，为朝廷制定政策参考。黄遵宪认为“治国化民”必须研究、通晓民俗。他说“国称之为礼，沿之为俗”，政府倡导可能就变成一种风气，下面的百姓执行后就变成一种风俗。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民间的自发性活动，虽然没有政府的主导参与，因为契合了百姓需求，也相沿成俗，这部分民俗甚至在整个民俗范畴内占的比重更高。比如现在的微信拜年、“抢红包”也是一种新民俗，但并非由政府倡导。

我来到深圳后发现，这个八方移民杂居的城市，新风旧俗相互渗透，有可能形成新的民俗。然而有内地的民俗学者好奇：深圳改革开放，怎么会跟民俗界发生关系呢？对此我就举例，深圳有很多劳务工，他们来到新环境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例如，1986年以来，深圳出现了“大家乐”这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创办的“大家乐群众自娱晚会”，在广场上搭起一个舞台，采用自荐自演的方式，吸引了为数甚多的观众。观众都站着观看，很少有中途离场的。演得好的给掌声，演得不好的则给笑声，始终充满着融洽、欢愉的气氛，从未发生过起哄、打架的现象，许多前来参观的海内外游客也暗暗称奇。这是移民城市深圳的一种新民俗现象，我对深圳新民俗的关注即源于此。后来，《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这篇文章获得了广东省“鲁迅文艺奖”。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市场经济先行一步，民俗民间文化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是民间文艺界乃至文化理论界值得关注的问题。

魏沛娜：至今在很多人眼中，深圳是一座伴随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新兴城市，而对深圳的前身宝安县的历史文化不了解，于是一直认为深圳缺乏人文历史积淀，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沙漠”。但您在1997年就提出应当重视挖掘深圳人文历史资源；2003年又在政协会上提出要重视深挖掘、整理深圳民俗民间文化遗产。为何您会坚定地认为深圳不是“文化沙漠”？

杨宏海：深圳地处南国边陲，毗邻香港，背靠广州，其文化渊源属岭南脉系。新时期以来，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与“试验场”，是举世瞩目的新兴城市。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对深圳的历史不甚了解，只知它是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一夜之城”，而不清楚其亦有悠久的历史；只知道深圳的现代文化，而不清楚其亦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甚至一些人还误认为深圳缺乏人文历史积淀，是“文化沙漠”。其实，深圳的人文历史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代以来，这里更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风雷激荡之地，曾经在此打了鸦片战争抗英侵略的第一仗，打响了辛亥革命前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抗日战争成立了南方游击武装第一队，点燃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是实施“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第一站。

深圳还长期被称为“边陲小镇”，在许多研究岭南文化的专著中，深圳往往被漠视乃至不屑一顾，从而成为岭南文化中被遗忘的角落，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深圳的前身宝安县（包括今香港地区）历代名人盛事众多，民间文化资源丰富。这里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宋末皇帝的遗踪，有明代古城的胜迹，有抗英名将的故宅，等等。这些史迹轶闻，至今还在民间广泛传扬。深圳也是多方言区，就原宝安县来说，既有粤方言，又有客家方言，还有大鹏“军语”和介乎两者之间的本地方言。不同语系的地方文化融合杂呈，使深圳民间文艺更具特色。这些都是深圳历史文化内涵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标志，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相当可观的宝贵财富。

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深圳的先民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而当代深圳人又在不断创造着新的文化景观，深圳犹如一座亟待开掘的矿藏。那种认为深圳“没有多少人文历史积淀”“是文化沙漠”的说法是苍白无力的，那种对深圳文化漠视的心态是不正确的。深圳不是文化贫瘠之地，恰恰相反，深圳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它在文化沉积上的丰厚之处。这其中既有民族传统文化因素、现代革命文化因素，也有当代市场文化因素。特别是它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已经使这一地区成为20世纪以来中华文化在南部沿海一带的生动表征。它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厚重与智慧，也体现了岭南文化在吸纳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的丰富和发展。事实充分证明其不但不是“文化沙漠”，相反还是中国新文化的生长基地，是文化研究生生不息的鲜活的素材，是颇有鲜明时代价值的精神宝藏，需要进一步挖掘与弘扬。

当年暨南大学一位研究史学的教授看了拙文《应当重视挖掘深圳人文历史资源》后对我说，他决定要求调到深圳大学，共同参与对深圳人文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工作。

魏沛娜：自1985年从高校调进深圳至今，您对深圳特区文化的探索思考从未间断。1986年您和王效文曾合作撰文《深圳，呼唤特区文化“特”起来》，由此带来“特区文化”概念的产生。你们在文中提出深圳在“特”起来的情况下，要“在文化的管理体制、活动方式、文化生产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以适应全面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需要，在改革中试验中总结和发展”。今天深圳文化的发展是否在您的理想之中？

杨宏海：深圳文化总的态势应该说是一种超常规发展，但还不尽如人意。1995年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要招聘人才，我带着文化局的一个人事处长和一个工作人员到北大招研究生。当时深圳正是非常“热”的时候，北大听说深圳来招人，本科、硕士、博士共来了30多人。其间有学生就问我：“深圳究竟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服务一辈子的？”对此，随行的人事处长谈了待遇，我则谈了自己的理念：深圳这座城市的优势，在于其思想观念、生活质量、现代化程度和自由度都比内地超前了20年。许多学生觉得很有道理。

此外，当时我给应聘报考的学生出了一道题目“我心目中的深圳文化”，让大家自由想象。学生们在答卷中各抒己见，大都希望深圳有很好的图书馆、研究院、博物馆，有活跃的文化交流，有很多的文化人来到这里，他们当然更多的是从硬件角度来希冀。这是令人欣慰的。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些硬件条件基本都达到了，但不足的是缺乏浓郁的、高品位的艺术氛围和学术文化环境，可见文化软件，即真正的文化“软实力”方面还有待继续努力。

魏沛娜：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在困惑、在思考：究竟深圳文化“特”在哪里？

杨宏海：按照我当年的研究和思考，深圳文化是伴随着特区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文化，是既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吸纳世界先进文化的内容，既能满足深圳市民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又能为海内外人士所能接受的一种开放、多元、创新、充满活力的文化。当我们今天重新来审视这个问题，会感到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过时。无论是“深圳文化”“文化深圳”“特区文化”，还是“深圳学派”，我们都可将其视为一个“斯芬克斯之谜”，需要我们不断探讨，而且需要一种学术真诚。简言之，深圳文化“特”在要不断开拓创新。

可以说，不同阶段的深圳文化有其不同的特点，需要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积淀并加以提炼。尽管人们对此还存在困惑，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取得共识：就像你我愿意来深圳的原因，这是一片崭新的神奇的土地，无论是经济的机会，还是文化的发展，都值得我们来追求。

魏沛娜：您1993年创建由文化部与深圳地方合办的全国首个“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并主持工作，其间为何会邀请余秋雨担任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杨宏海：1995年10月，广东省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在上海举办“沪粤两地文化发展研讨会”，其中也邀请了深圳的学者。会上我代表深圳作了一个发言，题为《从深圳看岭南新文化的萌生与发展》，谈我所理解的深圳文化。当时余秋雨先生也在场，当我发言之后，他就走过来跟我聊天，称赞我的发言很好，并表示下来会花更多精力对深圳文化做研究。在聊天过程中，我觉得余秋雨先生的思想非常新锐超前，带有上海学者的创新精神。当时我就提出一个请求，邀请他到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当名誉主任，没想到余先生当场很痛快地答应了，称很乐意。回深圳后我跟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的领导汇报，就以市政府的名义正式聘请余秋雨先生担任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接着成为深圳的文化顾问。在聘任仪式上，他发表了《深圳应有的文化态度》的学术演说，该文随后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全文刊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当时他在文章里提出了“深圳学派”的构想。

魏沛娜：距20世纪90年代提出构建“深圳学派”，已有20年时间。您对“深圳学派”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吗？当时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否更多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景？

杨宏海：“深圳学派”是深圳的学术理想和追求目标。不仅余秋雨先生倡导，而且一些深圳学者也敏锐地予以积极呼应。如果按照余秋雨先生的理解，更多是一种少年文化、青春文化、后代人文化，他不主张老年文化、正统文化。今天来看，余秋雨先生的说法可能有值得商榷之处，如果我们认同他是对的话，那么景海峰先生的国学、郁龙余先生的印度学，都可能成为他的批评对象。那么，余秋雨先生的少年文化、青春文化是指什么呢？我同意胡经之先生说的，深圳最适合研究的就是现实文化。那么，什么又是现实文化呢？

我认为，真正的“深圳学派”，一定是在原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所以，我发现余秋雨先生是非常睿智的，他的观点至今也是不过时的。他觉得深圳没有更多传统文化的重负，又面临八面来风，是最适合多元文化交融与创新的“松软地带”。当时我们要探讨的深圳文化，是既不同于内地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传统文化，但又不能像港澳台比较西化的文化。深圳文化就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形成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融合交汇的新型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

魏沛娜：就像在武林门派里，各门各派都会拥有自身独特的剑式拳法，以此作为行走江湖的看家本领。那么当我们谈起“深圳学派”时，它有没有这种领先独特的“招式”，即一种比较清晰的主攻方向？

杨宏海：“深圳学派”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突出现实研究为主体，是立足深圳、面向全球的本土、原创的理论体系。主攻方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文化。市场经济新文化有市场经济新伦理，比如有一些深圳企业就提出了新伦理，像康佳提出“我为你，你为他，人人为康佳，康佳为国家”；万科提出“创造健康丰盛的人生”；华为则是“不让雷锋穿破袜子，不让焦裕禄累出肝病”；等等，这些就是市场经济新伦理。而景海峰在研究国学的同时，也在研究国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和价值；郁龙余的印度学也可以研究中印两国在“一带一路”过程中的经济文化交流。简言之，如果从全球的视野看，每个学者最终都可以在市场经济新文化当中找到自己的研究重点，从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学等方向切入，这些都可以设定为“深圳学派”的总体目标。在全球视野下，深圳经济是中国物质文明的样本，深圳文化是中国精神文明的样本。所以，市场经济新文化就是“深圳学派”的靶子，深圳学人有这个先天的有利条件在这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和贡献。

魏沛娜：作为“打工文学”的首倡研究者，这20多年来您一直跟踪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对打工作家群体的文学创作成果进行了保存和梳理。您是如何关注到这一文学现象并展开研究的？

杨宏海：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打工大潮，“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当时打工大潮席卷全国，广东深圳宝安首当其冲。在这样的背景下，1985年我到深圳文化局从事文化调研工作，当时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深圳的人口急剧增长，从全国各地涌来那么多的打工青年。他们缺少文化场所，白天在流水线上进行简单操作，晚上下班后无所事事，即所谓的“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后来有一些文学爱好者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的喜怒哀乐，其中有一首诗是这样的：“一早起床，两腿起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上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滴鼻涕，九做下去，十会死亡。”这首诗是写在蛇口的三洋厂厕所里面的“打工诗”，这是当时打工者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1984年，打工青年林坚创作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通过描写主人公进城打工的经历，反映在社会变革时期打工青年面临的生存竞争。后来我才发现，它是我阅读视野当中第一篇发表在期刊上的反映特区打工者生活的文学作品，所以我把它定位为打工文学的开篇之作。1985年10月，中山大学中文系黄伟宗教授来深圳讲学，我向他介绍了深圳的这种“打工文化”现象。黄教授对此很感兴趣，并鼓励我继续跟踪调研。1988年，深圳宝安区文化局创办了一个《大鹏湾》杂志，众多的打工青年不再只是在厕所里面涂鸦写打工歌谣，而是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投稿到《大鹏湾》，由此，培养了很多打工文学作家，包括林坚、张伟明等，所以这个杂志是当年打工文学的“黄埔军校”。像林坚和张伟明的作品可以说是影响了当年整整一代打工青年。而令深圳打工文学发生更广泛影响的，是1991年打工妹安子的纪实作品《青春驿站》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之后，被上海的《文汇报》首先连载，一下引起人们对广东文学的关注。同一年，我发表了一篇名为《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的文章，正式提出了“打工文学”这一命名。1992年8月，上海《文汇报》也发表了《“打工文学”异军突起》的文章，称其“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打工文学由此在文坛上开始得到关注。

2005年10月，在东莞首届广东诗歌节上，我在专题发言中评价郑小琼、谢湘南、柳东妩等一批打工诗人的作品，明确提出打工诗歌已经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学品牌。同年，由我向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联提议，在深圳主办“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并得到了采纳。那一年首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就在宝安举行，此后全国打工文学论坛每年举行一届，迄今已是第十三届了。打工文学诞生至今已经汇聚了大量的打工文学爱好者，不断涌现出可圈可点的作品，有广泛的读者群。我与这些作家大都有过交往。

魏沛娜：关于“打工文学”的概念，您当初给出的定义是“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但是，今天的“打工文学”仍然存在不少争议，比如在概念上有人就觉得应该改为“劳动者文学”。很明显的是，2016年底举行的第十二届原为“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就已经改为“全国劳动者文学论坛”，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杨宏海：当年我根据“打工文学”发源地深圳的创作实际，对“打工文学”作如下定义：“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作一个稍微严格的界定，那么，我认为，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下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今天看来，为了防止“打工文学”的泛化，以保存其文学形态的文化个性，还是应确定为“体制外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更好些，简言之，就是“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文学。

对“打工文学”这一概念产生的时间，许多资料都引用1996年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召开“打工文学座谈会”的一种说法，即打工文学是“1985年由深圳青年文学家杨宏海提出来的”（《南方日报》1996年2月7日李红雨整理《一种走向泛化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客观地说，在我提出“打工文学”之前，尚未找到其他人关于“打工文学”的专门论述或文献资料。但1985年我向黄伟宗教授介绍的是正在兴起的“打工文化”现象，还未明确提出“打工文学”。1990年1月19日，我在《深圳特区报》发表《深圳文艺绽新花》，首次评价宝安县《大鹏湾》发表打工题材作品，称其为“打工仔文学”。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91年，我在《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一文中提出了这一命名。

近年来，关于“打工文学”有一些新的提法，比如“劳动者文学”“青少年产业工人文学”，等等。可能认为“打工文学”比较草根，叫起来不那么响亮，故改叫一个名字，对此我表示理解。但正如莫言所说，“打工文学”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倡导出来的。作为打工者自己创造的文化品牌，“打工文学”已成为海内外约定俗成的一种文学形态，不管提法如何改变，“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内涵应该不会有变化。最近，广东省团委、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主编了一套《亲爱的南方》（作品集），邀请作为该协会顾问的我写序文，我还是从“打工文学”的角度去评述。

魏沛娜：打工文学作家代表王十月说过：“三十年后回头看打工文学，可能才能真正清楚它的价值。”您如何理解王十月的观点？今天回头看打工文学，您依然坚定地认可它的文学价值吗？

杨宏海：我想，把中国30年来最大的一个群体的情感经历，通过打工文学的创作去折射时代的真实，去提升最具特色的中国经验，这是作家王十月独特的发现。打工文学群体里面有着丰厚的人才资源和各具特色的创作个性，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了深刻的人民性，或者说体现了一种对“真善美”的讴歌和对“假恶丑”的批判。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所最赞赏的，就是这种批判性，他认为打工文学非常可贵的就是要保留它对“假恶丑”和对现实生活当中不合理现象的批判。

在2015年第十一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举行期间，我跟打工诗人郭金牛有一个交流。他说，当时海外邀请他出去介绍中国的打工文学与打工诗歌，介绍之后，海外很多学者认为，打工诗歌所经历的生命体验，不少正是与世界文学高度同步的。打工文学同样可以有终极关怀与文学审美的意境，同样也可以具有先锋性，其中国经验尤其值得世界关注。他的这一观点和海外评论界的评论，我觉得值得分享。事实上，打工文学不仅得到广大打工青年的爱戴和参与，也一直得到文学界专家的关注和扶持。像莫言、陈建功、何西来、张胜友、蒋述卓等一批作家、学者就一直热心地扶持，海外也有日本、韩国、美国、荷兰等国的学者热衷于研究，使打工文学备受瞩目。

自1992年以来，我先后在海天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主编出版了有关“打工文学”的系列丛书共6部，为广大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文本。我一直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发自内心的呐喊，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打工者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实践，他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与时代主潮、民族经验息息相关，具有“毛茸茸的生活的质感”（何西来语）。将“打工文学”比作一座金字塔，其塔基有着“时代记录”的真实性，具有文学社会学的历史价值；其塔尖则有如王十月、郑小琼等人的作品，具有一般作家很难写出的“元气淋漓”的鲜活气息，其艺术抒写的文学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魏沛娜：1996年，深圳育才中学高中学生郁秀的一本《花季·雨季》，成为青春文学发端的标志性事件，深圳也因此成为青春文学的发源地。20年过去，深圳青春文学也已经成为深圳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您曾经不遗余力地推动深圳阳光写作和生态阅读分不开，听说您就是郁秀《花季雨季》“最早的读者与支持者”？

杨宏海：大约是在1992年，年仅十几岁的学生郁秀拿着一摞打印文稿来到我家，将她反映特区中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初稿交给我“审阅”。我浏览了一下，觉得文笔清新，风格阳光，故事带有鲜明的移民城市的文化特色。我随手交给正在念初中的女儿。女儿阅读后大喊过瘾：“写的都是我们的真情实感，很好看！”于是，我向有关出版社与媒体推荐。不知为何，一开始并不顺利，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本书1996年以《花季雨季》之名正式出版，一炮而红。郁秀的父亲是深圳大学教授、外国文学专家郁龙余。书出版时郁秀在美国留学，郁龙余特地送给我一本书，并题词：“宏海，您和您的家人是这本小说最早的读者与支持者。现在正式出版了，并成了全国第七届书市上的第一畅销书，其中有您的功劳。代小女送上一本，请继续批阅，提出修改意见。郁龙余记。”这就是深圳第一部青春文学作品。海天出版社出版后一再重印，印数从最初的3万册一路飙升至近200万册，连续5年雄踞全国畅销书排行榜，获得不少重大奖项。郁秀也就因此成了我国青春文学萌芽期的标志性人物，比韩寒、郭敬明的作品要早两年问世，开全国青春文学写作的先河。

作为新兴城市，深圳移民的新一代人才辈出，郁秀之后，又相继涌现出妞妞的《长翅膀的绵羊》、李梦的《我要把阳光画下来》、张悉妮的《假如我是海伦》等一批优秀作品。为了加强对中学生的人文教育，我与深圳市教育局有关领导及相关专家商议，策划成立全国第一家“中学生文学创作联合会”（简称“中学生文联”）。2004年11月，“深圳市中学生文联”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我与中学生文联秘书长谢晨策划，以“阳光写作”为旗帜，以培养文化新人和加强人文教育为使命，筹备全国性的校园文学论坛，对“阳光写作”进行理论建构。2005年11月，在“深圳读书月”期间举办了“全国首届校园文学论坛”。会上，我与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就“阳光写作与人文教育”作专题对话。曹文轩教授强调反对青春写作中“秋意太浓”，过多表现死亡、叛逆、残酷、颓废和忧伤，应该更具丰富的色彩，更具激情、悲悯、乐观、开阔、坚韧的品质，这样就没有理由不看到一个阳光地带。我认为，阳光写作是青春文学的一种写作姿态，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趋向。阳光写作既有对爱、美、信心、力量的讴歌，也有对忧郁、苦难、沉重的面对与描写。阳光写作要反对矫情，但不能拒绝感动。从此，阳光写作作为深圳本土原创的理论，成为深圳乃至全国青春写作的一种审美指向。

此外，我们还倡导“生态阅读”与“创意写作”。通过举办“全国首届未成年人阅读文化论坛”，探讨阅读文化在青少年德育、美育和智育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通过邀请英国创意大师霍金斯前来举办“青春文学与创意未来”论坛，为深圳青春文学增加想象力和创意元素，深受青少年学生欢迎。

魏沛娜：为什么深圳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青春文学作品？

杨宏海：我觉得，改革开放的深圳为青少年提供了丰润的成长土壤。从文化上看，就像当年的纽约、上海等城市一样，深圳出现五方杂处、八面来风的文化共融景象。深圳文化既与岭南文化、京派文化、海派文化以及中原文化存在对流，也与其毗邻的香港文化保持着交融之势，融汇成一种“朝阳型”“青春型”的新质文化。从经济背景上看，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学生的家庭环境普遍比较优越，在内地电脑还没普及的情况下，深圳的学生已经开始使用先进的技术在互联网上遨游了，这使得他们在掌握信息方面具备优势，这一点恰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储备。同时，物质文明的发展推动了精神文明，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提供了最大可能接触世界先进文明的机会，逐渐形成了深圳人开放的视野、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博爱的胸怀和阳光的心态，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深圳孩子，更具阳光心态与自信和包容。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圳比国内其他城市有明显的优势，才为“青春文学”的出现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深圳各个中小学校中存在许多文学社团，这些社团给那些在文学上有追求的少年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场所和阵地。他们的指导老师都是一批在文学上很有造诣的青年教师，对孩子的文学启蒙以及文化学识上的帮助发挥出重要作用。近年来，深圳每年都持续不断地开展“深圳校园十佳文学少年”和“十佳文学社”的评选活动，使包括校园文学、儿童文学在内的深圳青春文学方兴未艾，人才辈出。继郁秀、妞妞、张悉妮之后，又涌现出陈诗哥、袁博、赵荔、杜梅、郝周等优秀人才，令深圳在中国“青春文学”版图上引人注目。

魏沛娜：作为梅县客家人，客家文化与您的生命“一直有种剪不断的天然情缘”。据我了解，您是“文革”后大陆地区最早研究客家文化的学者之一，曾在钟敬文教授支持下创办了《客家民俗》报。请问您是如何把对客家文化的热爱转化为研究志业的？

杨宏海：谈起客家文化，对我影响最深的有两个人。其一是我的父亲杨冀岳先生。父亲是古典文学教师，他常常勉励我要继承客家人优秀的文化传统，爱国爱乡、崇文重教。其二是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之一的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这位客籍先贤无论是求学、仕进、外交、乡居，毕生都不忘“搜集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让人”。这种执着的精神和担当的意识，一直鞭策我将对客家文化的热爱转化为研究工作的动力。自幼就深受乡土文化熏陶的我，在上山下乡期间，就拜当地民间艺人为师，到处采风问俗，搜集资料。1982年高校毕业后留校，兼任校报执行主编，因有机会赴京参加“全国民俗学民间文学讲习班”，在钟敬文教授指导下，我创办了《客家民俗》报，成为“文革”后大陆第一份研究客家文化的报纸（钟敬文教授为报纸题写报名），由此团结了一批客家文化研究者，为嘉应学院（原嘉应师专）成为大陆客家研究最早的发源地打下基础。

1985年，我调到深圳市文化局从事调研工作。我有意识地将“老客家”与“新移民”、传统客家文化与当代新客家文化相结合进行调研，梳理阐述以“大家乐”为代表的广场文化、华侨城为代表的旅游文化等系列新民俗文化现象，撰写《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一文，在“全国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引起反响，被全国20多家报刊转载并获奖。由此被推荐出席北京第五届“全国文代会”，受到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004年，梅州市委、市政府聘请我为文化发展战略顾问，我提出建议，整合梅州、广州、深圳的学术资源，共同编纂广东历史上第一部客家研究系列丛书，此项建议被采纳。由我和华南理工大学谭元亨等人主编撰写了八本专著。其中深圳学者参与的有《客家诗文》（杨宏海）、《客家艺韵》（杨宏海、叶小华）、《客家围屋》（黄崇岳、杨耀林）。

魏沛娜：2009年12月，国内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客家文艺创作机构“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成立，标志着客家文化研究正式纳入深圳文化建设的宏观构架当中。在您的带领下，工作室这几年来是如何在继承传统中弘扬创新客家文化的？

杨宏海：为探索文艺创作新机制，2009年在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重视支持下，深圳成立了七个文艺名家工作室，“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位列其中。在此之前，我所主持的深圳民间文艺家协会已做了基础性工作。工作室成立后，汇集了一批颇具实力的客家文艺专家，富有成效地开展了打造精品、创造品牌的实践。

对于深圳客家文化来说，2006年的一个文化实践值得一提。当年深圳市对台办林洁主任委托我与团队策划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两岸客家文化交流活动，这场名为“两岸一家亲，共叙客家情”的活动分论坛、参观、文艺联欢三个环节，取得圆满成功，让两岸客家同胞在活动中感受到“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得到国台办高度评价与表扬。由此，我深感文化拥有心灵滋润的巨大力量。深圳历史上拥有众多的客家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客家地区来深圳创业的新移民达到300万人左右，同时，还有10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区建设者，这些新移民也被称为“新客家”，新老客家都有着一脉相承的“落地生根、开拓创新”的精神，挖掘这种文化、弘扬这种精神意义重大。为此，我建议在深圳创设一个“客家文化节”，得到采纳。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指导下，自2006年以来，将“客家文化节”放在深圳“创意十二月”活动之中，到2016年已成功举办了十届。

在举办深圳“客家文化节”的过程中，我们感到，随着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兴起，传统的客家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传播，以及年轻人审美情趣的变化，弘扬和传承客家文化面临挑战。为了结合实际，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我提出一个口号：“抢救原生态，精品传后代；创新原生态，吸引新一代。”我们既要抢救、保护好原生态，让它能保存下来，同时又要创新发展，特别是吸引年轻一代传承下去。对此，我们主要抓了如下工作：其一是搜集、整理出版传统客家文化资料，如出版《深圳民间歌谣》《客家围屋》《客家艺韵》《客家诗文》等。其二是推动客家山歌进校园。在每年的“客家文化节”举办“客家山歌进校园”活动，举办“山歌创新面对面”讲座，创作《新编客家家训》作为乡土教材等。其三是创新客家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注重客家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创作大型客家歌舞剧《月照围楼》，创新专场晚会《岭南三韵》《客家流行风》，精选《客家金曲》优秀歌曲专碟。在2016年第十届深圳“客家文化节”上，又推出快闪山歌表演《好久唔曾相会过》，让观众在浓郁的客家韵味与新颖优美的表演形式中寻找到艺术的震撼与共鸣。其四是挖掘、提炼新的学术增长点。

魏沛娜：有人指出，近年来随着海内外客家研究和客家运动的蓬勃发展，深圳客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与其地位很不相称，故需要重整旗鼓。而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文化创新战略为深圳客家文化发展提供了最佳契机。您怎样看待这种观点？

杨宏海：近年来，海内外客家研究风起云涌，蔚为壮观，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一门“显学”。应该说，各地客家研究都有长足的发展。深圳经过客家学界的不断努力，在深圳客家史、建筑文化史、客家山歌及演艺创新等方面成果突出，尤其是近年来深圳客家文化界在“深圳滨海客家文化”“客家与西方文化交流”等史料挖掘方面，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而引人瞩目，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第十届深圳“客家文化节”大浪高峰论坛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深圳可望在新时期成为客家研究的新风向标和学术重镇。而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文化创新战略，确实为深圳客家文化发展提供了最佳契机。历史上惠、东、宝文化圈就有重要的人文地缘关系，在深圳进入粤港澳湾区与实施东进战略过程中，加强对香港、深圳、惠阳等地客家文化生态圈的研究，对于整合资源、合作共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魏沛娜：在您看来，目前的客家人文研究是否已形成一门成熟的“客家学”？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客家学”的核心精神又是什么？

杨宏海：“客家学”是一门融汇了众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以民族学基础理论为基础，兼容非常丰富的学科内容。自从罗香林先生1933年出版《客家研究导论》以来，经过历代学者80多年的努力，“客家学”日趋走向成熟，在历史学、考古学、谱牒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领域成果显著。但也存在有待填补与完善的地方，诸如艺术学（音乐、舞蹈、曲艺等）以及客家与西方文化交流和客家文化如何科技化、产业化等方面。

在全球化背景下，“客家学”研究任重道远。我所理解的其核心精神是：立足本土，开拓创新，海纳百川，与时俱进，既仰望星空，又俯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