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访谈录（第一期）

受访者：吴予敏

采访者：魏沛娜

时间：2016年7月10日

地点：深圳紫苑茶馆（中心书城店）

1988年底，刚从中国社科院博士毕业的吴予敏怀揣一种文化使命感来到深圳。甫入职深圳大学，就担任深大首任广告学专业负责人。往后还担任过广告学教研室主任、传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2006年，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成立，吴予敏担任首任院长。他表示，“特区大学，在中国探索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新闻传播学科的新路径，正是时运所济”。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这位思想活跃的学者就以《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启人视野，立定学界地位。

2014年底，吴予敏卸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一职。“痴儿了却公家事”，从此“无案牍之劳形”的吴予敏，坦言下来将回归书斋，更好地集中精力研究著述，呈现真正理想的学人本色。

魏沛娜：您1988年底来到深圳大学任教，原来求学期间您是攻读文学专业，为何初到深大却是负责广告学专业？

吴予敏：1988年底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毕业来到深圳。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来到深圳的文学博士。当时深大只有五六个博士。在上大学之前，我在印刷厂工作7年，当过印刷工人，做过排版、印刷设计，又作为工人编辑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当过文学编辑。“文革”后恢复高考，我是77级，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美术学院教过一段短时间的书，又回到西大读研究生，后来留校教文艺理论，然后就赴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读博士，当时我是师从蔡仪先生研读美学。在此期间，大约在1986年适逢新学科、新方法活跃，我偶然接触到刚刚引进国内的传播学，很感兴趣，所以用传播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写了一本著作，在1988年出版。到深圳来求职的时候，我就带了两样东西：一本新出版的书，一本博士学位论文。

初到深圳大学时，因各种原因进不了中文系和大众传播系教书，先在人才培训中心搞了一段培训工作。1989年下半年，我提出要到系里去教书，找到当时的大众传播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熊源伟老师。他看了我的履历后说：“我们系里人手少，大家正在搞影视专科和公共关系专科教育，但是国家教委刚刚批准了我们办广告本科，还没有人教。你来了，就是第一个广告老师。”我说自己没有学过广告，熊老师说：“看你的履历，搞过印刷、设计，在美术学院待过，又专门研究文学和美学，企业经验也有，这几方面加在一起就是广告了。”就这样，我就当了深圳大学第一任广告学专业教研室的负责人。

魏沛娜：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专业“变化”，您有没有感到理想落差？或者说，您当初是抱持怎样的态度来到深圳的？这里的空间土壤让您感到自由吗？

吴予敏：从这方面来说，深圳是比较好的。深圳的气质是包容的，同时也是开放的，这是一座具有探索勇气的城市。这也是这座城市的生命力的根源。尽管我来的时候深圳没有什么文化底蕴，很多人都说深圳只有钱，没有文化，来深圳只有淘金，没有可能做文化建设。当时我要离开北京时，我的朋友问我到深圳干什么，是否要到深圳发财。在他们看来，选择到深圳搞文化研究，那不是很可笑吗？不是自欺欺人吗？很多人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判断到深圳工作的动因的。

但从我个人来讲，一个文化人到新的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充满新的希望，那么他应该是有勇气去探索的。到了深圳以后，经济生活方面应该有所改变，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重要的是我们内心还应该有使命感，作为文化人，我们希望在深圳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发展出一种新的学科。深圳和我曾经生活过的西安和北京是大为不同的。它没有文化积淀，也没有文化学术氛围，远离学术文化中心。要说没有落差，也不是实话。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并没有后悔过，主要是从到深圳那一天起，我对这个城市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国家的改革开放大趋势一直都很有信心。

魏沛娜：迄今为止，除了您的《美学与现代性》《西方美学史：启蒙美学卷》是跟原来的美学专业有关，其他都是关于传播、广告方面的著述。但据我了解，20世纪80年代，您在国内文化界很活跃，也写过拿手的文学理论文章，故您从文学文化研究转向传播学研究至今还是让人有点费解。

吴予敏：我的本科，特别是研究生阶段是从事文艺理论，即文艺学专业，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的时候，仍然是文艺学专业，只不过偏重于美学，主要是作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美学的面比较宽，当时我在北京还比较活跃，参与过当代文学、电影批评。对彼时比较有争议的第五代导演，包括张艺谋、陈凯歌等，也通过电影评论，给他们理论上的推动和支持，在《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和《中国电影报》都发表过评论。但是，我的博士阶段研究的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不是研究现代，而是中国古代的东西，博士学位论文是《先秦礼乐文化研究》，研究孔子之前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毕业答辩的时候，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对我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价还是挺好的，认为我对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美学史几方面进行一种跨学科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我介入传播学研究是比较偶然的。8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术界从思想解放、启蒙进入文化反思阶段，产生了很多学术思想争议。比如文学里出现“寻根文学”，影视片中出现《河殇》，出版方面出现“走向未来”丛书、“蓦然回首”丛书等，总而言之，80年代北京的文化思想氛围是非常活跃而热烈的。而我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有自己独立的看法，不大同意把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批判披上历史文化的外衣，在进行文化批评的时候犯一些片面化、极端化、简单化的毛病，比如对“长城文化”“黄土文化”完全刻板化、标签化。我认为要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不能一概骂倒，而要研究文化内在的规律和机制，以及其文化形成过程。在理论工具上要有所创新，不能简单地用一种印象式的批评，在方法论上要作一些创新。当时我对社会学、符号学、文化人类学、思想史等理论方法都下过一些功夫，后来偶然接触到传播学，觉得非常新颖，可以用来作为研究文化的新的工具。

魏沛娜：这不得不提到您一本至今在学界仍具有极大影响的专著《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您首次“将传播学方法引入文化史研究”。我觉得人的思维创造性往往来源于一些契机。当时的写作背景可以介绍一下吗？

吴予敏：西方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要是研究大众传媒问题。但传播学一些早期的思想，特别是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出现之前传播学界的观念，包括施拉姆本人的文化视野尚属开阔。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关于传播学的系列报告和演讲，被他的学生余也鲁整理成书，我在北京读书时看到了。紧接着我又看了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这是一本比较普及性的著作，颇受启发。往后又看了复旦大学祝建华翻译的丹尼斯·麦奎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该书非常注重以结构性、模式化分析信息传达的过程。这些对我都是很有启发的。因为我是一个文化学者，是站在文化研究的基点上参照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过去的文化研究，很少从信息传达的角度来看文化的结构。在我看来，文化是一种信息传达的过程。我将文化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时间轴上的传承，二是空间域的播散。“传承”和“播散”结合到一起，就是我们所要理解的一种文化发展的形态和脉络。这种文化传播又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当中形成。所以，传播和文化是一体的。我基本上是用这样的观点和看法重新反思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类型。所以，我就不同意把文化刻板化、标签化或者观念化，认为需要通过研究传播过程的内在机理来重新理解文化变化的结构和机理。

当时我被自己的想法所激动，就暂时停下正在进行的博士论文的研究，用了不长的时间写了《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这本册子。当初写时并未想过要出版，只是把接触到的新的传播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相结合，感到很兴奋，如此形成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思路。这本书有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媒介发展脉络；第二，在中国的社会形态当中，各个不同的社会组织的传播形态的特征和规律，比如宗族、社群、地方文化，以及一些宗教组织，还包括黑社会等；第三，长期以来，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里的政治和传播关系特征，包括传播策略、说服策略、舆论控制策略等；第四，各个主要的思想学派的传播观念，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看它们的哲学观念、宇宙观念、人际交往观念、道德伦理观念、语言艺术观念等如何决定了不同的传播观念，以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多面的传播观念。也就是说，媒介、社会、政治、思想观念，这四方面内容。书写得并不长，20余万字，写得比较扼要。结果出乎意料的是，1988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蓦然回首”丛书，它被列进去出版了。这本书也成为华文学界里最早的用传播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在1991年的时候，台湾云龙出版社又出版了繁体字本，于是这本书也流传到了海外，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开创期的著作。

魏沛娜：传播学20世纪40年代产生于美国，并在美国迅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传播学开始传入欧洲，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等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才开始传入中国。然而发展至今不过30多年，传播学应该说已经成为一门热门专业。

吴予敏：传播学在“文革”前有过零星介绍，但那时是把它视为美国一种新闻思想的新苗头，以单篇文章在内部发表，不算正式引进中国。正式介绍是20世纪80年代初，施拉姆到中国走了一圈，考察了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研究，宣传自己的传播学。施拉姆在美国属于传播学的学科建制的第一人，或者说他是传播学发展第一阶段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没有人提出传播学，换言之，有传播研究，但没有形成学科，没有形成学科建制。施拉姆是在斯坦福大学设立了全世界第一个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生项目，创建研究所，组织了一批学者，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他的亚洲学生余也鲁从美国毕业以后到了中国香港，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主持新闻与传播学系。余也鲁觉得可以把在西方活跃起来的传播学引进中国，因为传播学跟原来的新闻学不太一样，新闻学比较重视业务研究，而传播学开始强调一些规律性的研究，跟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联系得比较紧密，后来受到欧洲的影响，跟符号学也联系紧密，属于跨学科研究的领域。很长一段时间，国际上的经典学科是不承认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的，不能跟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放在一起说，因为它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系统，只能是一个研究领域。如此，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很多学科都可以介入这个领域。

我到今天也是这样认为，传播学是一个研究领域，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学科，包括新闻学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逐渐把它们建制化了，本来是一个研究领域，最后把它变成学科建制。为什么说变成学科建制呢？比如说设立教授职位，培养研究生和专门人才以形成教育系统，这样一来必然建制化。但建制化也会有负面作用，因为必然会强调自己的独特个性，强调自身跟别的学科相比有独特的地方，强调自身独特的贡献，由此划分知识的边界，这样就妨碍了学科之间的融合成长。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打破边界，一个学科要建制化的话就要划出边界，而划出边界与打破边界是两种不同的思路。

魏沛娜：大家现在对传播学并不陌生，尤其是近年来，微博、微信等信息交流工具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在网络上的交流方式，如评论、转发、点赞等，无不体现出传播学的意义。为什么传播学能够流行开来？

吴予敏：施拉姆到中国的时候，他的思想宗旨和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把美国的传播学引进中国，同时他也试图用美国的传播学去影响中国的新闻教育。施拉姆是一个很有战略思考的人，故他跟一般的学者不一样，他们来到中国以后通常只是介绍自己的研究，而施拉姆则有学科战略考虑，选择调研交流的高校和机构也有其考虑。

在中国，为什么传播学后来流行开来？还是跟学科立足的基础有关。因为学科立足的基础比较贴近于大众传媒。深圳大学建立的传播系最开始是叫“公共传播专科”，后来改为“大众传播系”，当时用的都是“公共传播”“大众传播”的说法。现在想起来，“公共传播”真是一个很好的词。但公共传播跟英文Mass of Communication不对应，mass不能翻译为“公共”，只能翻译为“大众”，因为mass是一个带有点贬义的词，那时大众传播的媒介都是说成Mass Media，比如在报纸、广播、电视里面用得特别多。所以，传播学在进入中国的时候，一开始是跟大众媒介的研究机构和从业人员联系紧密，其他行业的人则对这些都不敏感。也因此，20世纪80年代几部比较有影响力的传播学翻译专著到今天仍然有影响力，包括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赫伯特·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和李普曼的《舆论学》。

魏沛娜：传播学最初被引入中国时，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国外有名的传播学作品。这些传播学作品当时给国内学术界造成怎样的思想冲击？另外，这么多年来，传播学又在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吴予敏：传播学在美国是一门应用型学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备一种文化反思的特质，反过来，倒是传播学希望借鉴文化研究的一些东西来充实它，它本身是很功能主义的。但传播学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注重媒介问题，注重文化信息传播的问题，这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不太看重的。在此之前，信息论、系统论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很流行，但那时是科学主义导向，如信息论中的香农—维纳定理，是科学主义的，不具备文化特质。但传播学不一样，毕竟是研究社会文化问题，所以我那时就希望把传播学的理论方法用于解释文化的流变和传承。当然在文化研究里面，重视文化传播的理论是一个更长的传统，比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过文化传播圈理论，这种文化传播圈理论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的文化人类学有过影响。但这种文化传播圈理论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传播是不一样的，那时的文化传播圈理论主要是讲人的流动、种族的流动、交通、战争、器物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演变等，是地域文明史的概念，里面不突出媒介的问题，也不特别强调信息的问题。

传播学作为西方学科刚引进国内，大家还只是在介绍，但在介绍和引进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引进一门新学科，只是零星介绍几本专著，包括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另外，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障碍，新闻学领域有人提出来一些看法，认为传播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东西跟我们原来以宣传为导向的新闻学不一样，因为宣传是不能以受众作为主导的，而是应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传播学领域，对于宣传的反思和批评是比较多的，因为传播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兴起的，那时对于德国纳粹的宣传理论和体制进行了反思，具有一种批判性。施拉姆的报纸四种理论，是他自己认为的传播学著作，其中概括的几个模式的比较，体现出当时东西方冷战的意识形态背景。同时，传播学早期和美国学派的主流比较偏向于功能主义、科学主义、工具论等。其实，传播学所借鉴的思想理论传统是比较复杂和多元的，例如有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这些理论影响到传播学，对于商业资本对新闻传媒的权力控制也有批判和反思。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将传播学标签化，简单地将它看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冷战后的和平演变的思想理论工具，则是武断的，不符合传播学本身的复杂面貌和实际发展。

魏沛娜：当时您把传播学的相关著作都看了吗？现在很多人都把您看作国内传播学的代表学者了。

吴予敏：我的专业不是做大众媒介研究，早期对大众媒介不是很了解，所以我跟这些研究学者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做大众传播和新闻传播的人通常是从功能主义切入的，都在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关注的中心是传播效果如何。而恰好我不是这个学科出身的，当时就不会想传播学引进中国以后对我们的新闻宣传有什么用，对新闻理论及大众传媒的制度建设和管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提问题的方式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是思考传播学引进以后怎么影响我们的文化，也就是从传播学视角去看我们的文化流传，看社会是怎么建构的。我不存在那种对传媒功能的职业敏感，但是我对传播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对于文化形态的影响是比较敏感的。

其实很长时间内，我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传播学者，而是一直处于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状态。传播学者多半都是从大众传媒出发，关注传播效果和功能的。我不是这样，我是立足在文化社会的基点上理解传播现象的。我原来是研究美学的，而事实上，我也并不太把自己规范为美学研究学者。传统的美学关注的是审美意识和审美形式。我比较关注的是文化和审美经验的互相渗透的过程和机理。我研究美学也是和传播研究相结合的。在中国社科院读博期间，我对跨界研究是比较自觉的。之所以跨界研究，其实也得益于读博期间的学习环境，同班同学都在同一栋楼里住，各自术有专攻，有经济学、社会学、哲学、考古学等，而真正同学科的就那么一两人，大家日夜相处在一起。这些同学的导师都非常有名，学社会学的导师有费孝通，学哲学的导师有贺麟，学经济学的导师有于光远，学美学的导师有蔡仪、李泽厚。导师之间观点很不一致，争论激烈，但我们同学之间关系都很好。

魏沛娜：刚才您谈到李泽厚，您跟他也有过交往吗？作为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对年轻一代影响最大，尤其“在哲学和美学方面的著作以及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观察吸引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您当时受到他多大的影响？

吴予敏：我和李泽厚很早就认识，在本科时就认识他。在西北大学读书时我当学习委员，蔡仪和李泽厚都到过西北大学中文系开讲座，跟我们班同学见面。李泽厚的演讲内容是我帮他整理的，文字处理后我寄到北京，他一字没改，起了个题目《走我自己的路》发表在《书林》杂志上，后来就作为他的一本集子的书名了。我到了深圳以后还跟他有过亲切的交往。他从海外回国时经过深圳待过几天，那时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深圳经济非常活跃。我带着他到国贸大厦、华侨城等地，给他介绍深圳的改革开放成果，我觉得对他触动很大。

李泽厚说过，深圳这样的成就是他没有想到的，所以很兴奋。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向他介绍深圳正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他觉得深圳很有希望。对于改革开放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我能感觉到李泽厚从内心是非常肯定的。当时我陪他到“锦绣中华”，他第一次看到“锦绣中华”的表演，最后有一个场景，观众都走到池子里跟少数民族演员一起跳舞，我发现李泽厚眼眶里都是泪水，坚持一定要从观众席走到池子里，走到那些演员当中去跟他们跳舞。我认为像李泽厚这样在思想启蒙时期受到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对国家的发展还是充满期待的。

学术界都知道，我的导师蔡仪先生是比李泽厚要年长一辈的，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美学学派的创始人。李泽厚和我的导师在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时候，就有过学术论争。到了80年代，围绕着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例如马克思早期思想、手稿问题、典型问题等论争得更加激烈，是涉及意识形态的论争。我认为在学术研究方面，第一需要承认学术传统，要对学术传统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要尊重任何一代人，只要他真诚地进行过真理探索和学术探索，都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观察。所以，我们也不用恪守过去的学术传统，我们还必须从实践出发去探索。无论是学科，还是学派，理论、观点、原则都不能成为束缚我们思想发展的一种壁垒，不能束缚我们的思想解放。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从实践出发的理论路线，发展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积极回应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应该是不矛盾的。

魏沛娜：2014年底，您卸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的行政职务。回顾您以往的经历，可以说参与了深圳大学几个重要的发展节点，比如1989年担任首任广告学专业负责人；1990年担任首任广告学教研室主任；1997年担任传播系主任；2002年担任文学院院长；2006年担任首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等等。如果从1985年深大开始创办大众传播系算起，到2015年正好是30周年。但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高校还鲜有专门的新闻传播学科，不像今天已如此广泛开设。可以具体谈谈您参与推动深大传播学科发展的经历吗？

吴予敏：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创立于2006年，但深圳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创建是在1985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基本是在80年代初期陆续恢复新闻学。虽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以前都已经有很长的新闻学的办学历史，但那时全国院校的新闻专业是非常少的。深大1985年开始创办大众传播专科的时候，国内几乎没有叫大众传播系的，厦门大学当时是新闻传播系。这和施拉姆有点关系。施拉姆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担任教职，他比较关注改革开放以后传播学能不能在中国发展，故从香港前往内地，先到华南师范大学，接着到了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进行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思想界还是非常活跃，新闻学开始引进国际上传播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深圳大学在1983年建校，而且一开始毕业生就是不包分配的。这就决定了大学的专业设置必须符合市场需求。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招不到学生，学生无法就业。当时有几位教师原不是学新闻，也不是学传播，而是搞戏剧表演的，他们原来想在深圳搞戏剧表演教育，但深圳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非常低，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文化还是一片沙漠，导致他们的戏剧教育搞不起来，所以，他们就想是否搞一个跟戏剧专业相近又切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专业。当时香港浸会大学和复旦大学从事传播学的学者对深大建议：是否可以搞公共关系的教育？公关教育要作形体训练、演讲训练、形象创造，也要排演话剧、组织活动、拍摄影视等，他们觉得和戏剧表演比较接近。

因此，深大当初开始创办大众传播专业时，第一，是从成人的专科教育开始，有两个专业方向，一是培养国内电视台或文艺团体的在职人员，他们到深大修读专科文凭，这就叫影视编导，比较接近搞戏剧的；二是公共关系的专科，主要面向在深圳早期市场经济需求下做品牌的，特别是做商务沟通方面的人才，当时市场经济中有非常多的企业需要商务沟通方面的人才。到了1988年，深大领导认为没有本科教育的起点，对将来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当时深大向国家教委申请公共关系专业。国家教委认为设置不合理，全国没有公共关系学专业设置，时至今日也没有。结果建议深大可以办广告学，因为广告学跟公共关系学是非常接近的，当时已经明文列入专业目录中，作为试办专业。当时国家教委认为，深圳是经济特区，没有必要重复传统的新闻学的办学路径。当时，国内广告学人才非常缺乏，只有厦门大学在1984年创办过第一个广告学专业，1988年北京广播学院试办过这个专业。国家教委认为深大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区域中，建议开创新的专业方向。

所以，从那以后，我被委托筹划建设广告学专业，主要负责筹划第一批广告学教材。由于内地没有广告学教材，所以就引进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以及一些英文教材，重新做一些编撰，先做内部出版试用。应该说，1985年到1989年是深大的探索时期，从不太成熟的影视专科教育到公共关系教育，再转向比较正规的广告学本科教育。

魏沛娜：那么深圳大学在1985年到1989年这段探索时期，您认为留下了哪些宝贵的经验？

吴予敏：在早期有非常可贵的东西，从1985年到1989年，在短短的四五年间，我们的开拓是很不简单的。首先深圳大学是创办第一个公共关系教育专业起点的学校，尽管深大现在还是没有公共关系专业的设置，但内地讲起公共关系教育和公共关系专业设置时，起点仍然是深圳大学。而且那时国际公共关系学会曾经授予深大大众传播系一个公共关系教育金质奖章。此外，由于我们的影视专业当时培养的都是电视台一线工作人员，即崭露头角的编导和演员，一度也比较有影响力，比如叶大鹰、欧阳奋强等，都是从我们影视专科第一批培养出来的，拿的是深圳大学文凭。广告学专业更是起到了开拓、建制化的作用。早期的经验，首先，是紧密结合信息传播大趋势和市场经济需求，以开拓进取的态度创建新专业。这是需要勇气和远见的。其次，是立足于自力更生。开展这些新专业，都是从社会需求出发，当时大学只给了一些政策，没有任何办学经费和设备条件，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最后，是兼收并蓄，集合了海内外著名高校的办学经验、好的教材和教育方案，也聘请过一些优秀的师资来兼课，教学相长，非常活跃，崇尚探索不拘一格。那个时候大家是视教学为己任的。

魏沛娜：回顾您过去的治学经历，尽管今天学术界很多人认为您在传播学领域的影响远大于文艺学领域，但我发现您其实并没有被美学界“遗忘”，尤其是您的《美学与现代性》一书，围绕人类文明现代性的转型和价值追寻，扼要论述了现代美学的发展脉络，是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视野来探讨和论述现代美学的发展脉络的学术专著，迄今仍常常被人引用参考。

吴予敏：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对现代性的研究刚兴起，1998年我出版《美学与现代性》。我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现代性，因为关于现代性在审美批判上的问题，实际上国内有很多视角。我在书中有两个侧重点：一个是从审美意识的角度切入研究现代性，亦即关注现代性里的审美价值的问题。这是后尼采主义对审美价值的关切，和对人的本质的关切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种价值取向强调审美主义。审美主义和其他社会发展的功能主义，相对来讲还是有对立的地方。另一个是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我把对现代性的批评和传播媒介的现实紧密结合，所以我在书中一直比较多地研究审美问题在不同层面跟媒介、传播、交流发生的纠缠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美学的人几乎没有太多地谈论媒介的问题，因为那时网络文学还没有兴起。当时跟媒介比较相关的审美专题都在我的书里全部提到，比如视觉主体、城市景观、日常生活方式的问题。所以，这本书是我把当下的审美问题和传播现实，甚至跟文化创意产业、新兴的城市化等现实问题紧密结合后的思考。这也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第一个美学研究工作。

至于第二个美学研究工作，则是对启蒙美学的系统研究，这得益于一个合作计划。美学研究专家汝信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初主编四卷本《西方美学史》，他邀请我参与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研究法国和德国的启蒙美学，这促使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法国的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德国的莱辛、歌德、席勒、赫尔德、洪堡等人的美学思想。虽然过去我的专业不是研究西方美学，但我还是比较下功夫去研究。最后写了《西方美学史》第二卷的一半，有二三十万字。

但是，原来我在中国社科院做的是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后来没有继续做下去，因为来深圳以后干扰很大，像教学任务、学科建设、行政工作、社会交流等集于一身，使人很难静下心来长期做下去。我对自己是不满意的，因为在学科研究方面拉的战线太长且散，并被一些现实需求问题牵制很多，导致不能把自己开端的一些很有想法的研究延续下去，并做成一个系统。比较了解我的朋友经常会为此惋惜，认为我应该坚持，尤其是趁现在还有精力。

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系统地把有关中国文化传播的思想观念的研究做完，然后把一本从交流视角来研究审美本质，也就是传播学和美学相结合的专著完成。此外，再有精力的话，就是完成对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但我估计可能比较难。人一辈子就是做几件事，我希望把这几个学术心愿了结。我认为学术最终还是要从独创性思考方面去写出自己的东西，至于有没有用，谁也说不清楚。因为思想发展都是互相影响的。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过去30多年，总体上是西方学术话语处于主导地位。今天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我认为这种“话语”不是建立在拒绝西方学术思想的基础之上，不是有意识地排斥，而是在充分参照人类学术思想的成果之上，立足于现实问题的感知，然后提出来的一种理论。当然，这种理论最终还是要靠人们的社会生活去检验。

魏沛娜：谈起目前深圳的学术文化，不少人还是认为基础有点薄弱，您如何评价这30多年来深圳的学术文化发展？近两年来，许多国内外著名高校都表示要来深圳办校区，这将给深圳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吴予敏：深圳的学术文化面貌如何要看学术文化的主体如何。首先，大学是学术文化最重要的主体，但今天深圳唯一一所文理科建制比较全的综合性大学就是深圳大学。长期以来深圳建大学的整个战略思路不是看重学术文化，而是看重大学专业和培养的人才怎么支撑深圳的产业，以及如何把深圳的科学技术研究进行产业转型。也就是说，是追求应用技术研究和转化，看重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这是现在深圳的大学文化的主流，资源目前也是这样配置的。现在的高等教学决策的逻辑是产业导向，还不是文化导向。在这样的高等教育战略引导下，能不能带来学术文化的繁荣？这个问题要由实践和历史来回答，不是我们主观上一厢情愿的事情。

深圳的学术文化，首先要有学术共同体，这不是说有了学术机构就等于有了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主要是指必须有一些人真正地是以学术研究为志业，不是学术上的功利主义者，也就是说，必须是学术上的理想主义者。否则，如果只有学术功利主义者，不管“功利”是何种性质上的功利，都是不可能建立起学术文化精神的。总之，没有学术理想主义者，是不可能建立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城市表面看起来有很多学术会议、学术机构、学术项目、学术出版物，这就是有学术文化吗？不是。但凡有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的人，多半都是理想主义者。比如王国维、陈寅恪都是理想主义者，再如费孝通虽然晚年成为一个政治性人物，但从他的作品还是看得出有理想主义。而冯友兰对现实有很多妥协，但他有立得住脚的学术成果，说明其人还是具有理想主义。当代的一些有学术影响力的中青年学者不管是什么理论立场，但都是学术理想主义者。所以，一个城市的学术理想主义探索是要持之以恒地做，形成一定的水准，先形成一种小气候，逐渐积累，才会有真正的学术文化繁荣。深圳的学术文化，是可以有自己的特色品格的。我觉得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多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发现、提升、理论概括、实践检验等，都要有一定的反思性的视野。这就和一般性的对策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不要担心学者的一些独立性思考，这些思考有可能是很正确、很有创建性和实用价值的，也有一些不见得正确，或者暂时看不出实用价值。但是都要允许探索，包容发展。深圳的社会实践，很有可能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很大启示的实践，至少绝不比当年的芝加哥崛起差，而美国出现了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由此可以证明，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以及超实用主义的批判反思的学术视野是学术繁荣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