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访谈录（第一期）

受访者：李凤亮

采访者：魏沛娜

时间：2016年7月29日

地点：深圳大学办公楼

作为“70后”学者中的佼佼者，李凤亮学术眼光敏锐，具有强烈的“介入现实”意识。他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化评论工作，学术兴趣集中于批评理论、比较诗学与文化研究，在小说诗学、当代西方批评理论、海外华人诗学、文化产业研究方面发表了一批成果，被誉为国内“米兰·昆德拉研究第一人”“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拓荒者”。

李凤亮现任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凤亮告诉记者，有一天他忽然想了四个字“敬恕静慎”，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写了挂在办公桌对面，日日观之，时时悟之，努力行之。李凤亮称：“这是一种人生的期许，也是一种学术的期许。”

魏沛娜：您本科是在徐州师范大学就读，但您的学术起点似乎也可追溯到这段时期。昆德拉研究可以算是最早拉开您学术序幕的吗？当时是怎样跟昆德拉“结缘”的？

李凤亮：大学三年级我在本校文科学报上正式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别无选择——诠释“昆德拉式的幽默”》，发表后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对于大学生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也借此确立了研究昆德拉的机缘。本科的毕业论文也是写昆德拉，为《大复调：理论与创作——论米兰·昆德拉对复调小说的承继与发展》，后来被《社会科学战线》和《国外文学》分别刊载不同的部分。

我上大学时，正是昆德拉最“热”的时候，也是中国文学经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以后，寻找民族文学世界道路的特别集中的时期。此时正好昆德拉“走进来”了。他，还有马尔克斯。为什么他们的文学能走到世界舞台上？马尔克斯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昆德拉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呼声也很高，但一直未获奖。当时王蒙、韩少功对他评价很高，国内形成一股阅读昆德拉作品热潮。昆德拉绝对不仅仅是个案，实际上他代表了一种文学现象。同时他本人的写作道路和象征给了中国作家一种期望：怎么走到世界上？实际上中国文学尤其是晚近30年来的作家，都有一种焦虑，希望走到世界文坛上。这时候昆德拉给了他们一种很好的榜样。

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1985年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他的介绍打开了一个新的文学视野。实际上韩少功对昆德拉的推介也有贡献。韩少功到美国访问，他的朋友向他介绍昆德拉的一部作品，他一看觉得好，就和他的姐姐韩刚一起翻译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至今我仍认为这个译本非常好，包括他把德语词“kitsch”翻译成“媚俗”，以及很多笔法的处理等。后来韩少功写《马桥词典》，有人认为他是抄袭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事实上韩少功受昆德拉的影响更大，体现在哲理化的倾向、词语的表述、叙事方式等。

魏沛娜：钱锺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一些学者都保有这样的自觉——了解一个作家，了解作品的思想，不用跟研究对象见面。但我仍好奇您跟昆德拉有过联系吗？

李凤亮：2003年我到巴黎时还希望跟昆德拉见个面，正好他到乡下度假了，最后没见着，挺遗憾的。

我对昆德拉研究有一个系统设计，有些实现了，有的则没有。比如要写一部《昆德拉评传》，后来我在2002年写了几万字的评传文章《米兰·昆德拉：诗意存在的沉思者》，收录到一本书中。然后写一本专著《诗·史·思：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后来这本书200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外早期还编辑了一本《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而组织重译“昆德拉文集”这件事则一直没有实现，但上海译文出版社后来做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一直保持着跟昆德拉和他夫人薇拉（Vira）的联系。薇拉在捷克是一位英文教师，在“布拉格之春”后昆德拉作品被禁、十分困顿的时候，是靠他夫人当家教来贴补家用。很有意思的是，我夫人最初也是教外语，所以我们之间也有某种冥冥中的缘分。当时昆德拉的中译本多是从英语转译，从研究的角度讲，应该有一套从捷克文或法文定本翻译过来的《昆德拉文集》。于是我跟昆德拉联系，希望出版其作品的中文简体字版。当时他已将中文版权卖给了台湾皇冠出版社，我也跟出版社联系过，但他们不同意在大陆出版。记得联系的过程中，昆德拉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中国出版社补付他此前在中国出版过的书的版税。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前，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可以不付版税直接把作品拿来翻译的，享受法律豁免，故当时昆德拉对中国大陆翻译界和出版界是很不满意的。第二，要求从法文版翻译，因为他自己后来校订了一套完整的法文版，比较准确。我说这条没问题。其实了解捷克文的人不是很多，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书就是从法文版翻译过来的。昆德拉对自己作品的表达和翻译要求高，虽然他不懂中文，但翻译过程中他跟很多人反复讨论了一些细节。他是一位“语词型”的作家，所以他对表述准确性的要求非常高。第三，他要求不能删改一个字。翻译本身是一种语言的转换，确实昆德拉作品中有些比较敏感的东西，我说不可能完全做得到，只能尽量做一些处理。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力量重译昆德拉文集，译者都是中国一流的法语翻译家，装帧也非常好。主持者赵武平先生最初还担心“昆德拉热”已过，书卖不出去，我说每本从3万册起印没问题。结果新译本一经面世，立即抢购一空，出版社赶快紧急加印，十几本书，总印数达百万册以上，以此可见中国读者对昆德拉的青睐。

魏沛娜：为何您后来会停止对昆德拉的研究？您曾经撰文探讨过昆德拉为什么离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远，称虽然昆德拉具备了过去几十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共同的特征，但他得不了这个奖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时过境迁。您用了“时过境迁”这个词语，这也是您停止对他研究的主要原因吗？

李凤亮：昆德拉到了法国以后有很大的转型，一是用法语写作，比如看他的《缓慢》《身份》《帷幕》，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因为他失去了过去自己非常熟悉的那些政治题材、性题材、捷克题材，所以他一下子会让人觉得很陌生，更加形而上，更加对小说史感兴趣。这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小说史意识和小说理论雄心的作家。跟他比较热的时候相比，这时候昆德拉已经不是走到最前沿，在文体、思想、题材上不断有作家在朝前赶，而昆德拉此时涉及这些题材的创造力已不像从前那样。对我来讲，通过博士论文、专著、评传以及研究资料汇编等，对他的研究虽然不能说穷尽了（我后来还做了一些追踪阅读，包括他最新的小说及其他文论），但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我研究昆德拉，实际上是回顾了西方整个20世纪小说诗学的变化，包括叙事、文体、复调的变化等。我觉得这对我的方法论也有很大的启发，就是开一个很小的入口，比如围绕作家的创作论，事实上可以深挖到很多文学理论、思想史、历史、哲学、文化的命题。后来我跟学生也讲，要学会做个案。当然我不是建议把所有作家都当成个案去做综合研究，而是要挑选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挑选解剖的入口进去，你可能发现很有趣的问题。比如张爱玲，很多人都是研究她的作品的好与不好，这种研究很难超越前辈。后来我指导一个研究生说，你要把张爱玲当成一个现象来解剖，所以这个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了《比较视野中的海外“张学”》，就是从海内外对张爱玲的接受史、学术史来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张爱玲是一个道具，被海内外的文学史互相拉扯，具体体现就是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张爱玲抬得很高，而张爱玲在国内过去的文学史中曾是一个“失踪者”。这样一种比较研究就很有意思了。我还有一个研究生也很喜欢张爱玲，写作笔法都像张爱玲，她的毕业论文也想写张爱玲，我告诉她这种写法很危险，一个研究者对于对象过于喜欢是很可怕的事情，应该跳出来看。你可以从自己的喜欢出发，看看张爱玲是怎么被“消费”的，所以她后来写了一篇《被“消费”的张爱玲》，从张爱玲如何被出版界捧红、被影视界炒热、被作家当作圭臬、被小资奉为偶像，得出结论——张爱玲实际上是一个被文化大众过度消费的作家。我觉得这样研究才有意思。2007年底在哈佛大学与王德威交流时，他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因此，研究昆德拉，使我对西方小说诗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为我打开了一种比较视野。我不是将昆德拉当成文艺评论的对象去研究，而是从比较诗学的视野去作东西方比较，做了一种诗（文学）、思（哲学）、史（历史）的比较，而这些比较又把它放到一种当代文化、当代文学消费的大背景之下去考虑，这时视野就开阔了。也就是说，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切入口可以很小，但视野要开阔。

魏沛娜：这么多年来，有关昆德拉的探讨已经不仅是一种文学研究，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与当代人的现实生存现状和困惑有关。

李凤亮：为什么我特别关注昆德拉，还把他当作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研究对象？就是觉得他有一种典型意义或者说文学解剖学上的意义，解剖他，能够发现文学的很多问题。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力克2002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问我为什么中国作家特别喜欢昆德拉。后来我想了想，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当时告诉高力克教授，中国人喜欢昆德拉，原因有三：第一，两个国家在社会制度、背景和意识形态方面巨大的相似性，让我们可以找到熟悉和共鸣的东西。第二，昆德拉挑了两个比较敏感的题材：政治和性，这两个题材是很多中国作家想处理但没怎么处理好的；但对大众来讲，这两个话题又是他们特别关心的。研究历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很多基本上都是写政治和性这两个题材，政治属于公共领域，性属于私人领域，昆德拉把这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后来我在《诗·史·思：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这本书里作了很详细的探讨，专门讲到小说题材针对性爱的两难情境问题。第三，从小说写法来讲，昆德拉作了一些突破，他是把很多具体的题材，包括灵与肉的关系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去思考，如此就变得很超越。因为一般的小说总是强调叙事性，而昆德拉的小说给人的感觉很特别，像小说却更像哲学论文、历史分析、趣闻轶事。但他本人很反感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哲理小说去看待。不过，对昆德拉小说的这个印象，恰好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思想热”。

魏沛娜：从1996年到2001年，您在暨南大学接连读完硕士和博士，博士毕业后又留校工作到2008年。在暨大期间，也是您迎来学术研究的第二个“春天”。先是做小说理论和比较诗学研究，后自2001年起，因为博士后课题《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追求》，您开始介入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这两个学术方向在研究上有何联系？当初您都有何设想？

李凤亮：我在暨南大学学习连同工作，一共待了13年（1996～2008），其中博士毕业后工作的七八年间，我做的主要就是第二个领域——比较诗学与批评理论的研究。一方面，是做20世纪的中西批评理论，我跟我的导师蒋述卓教授合编了《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2005）。这本书上下编分别挑选了20世纪西方和中国的各六位批评理论家，包括巴赫金、韦勒克、弗莱、海登·怀特、厄尔·迈纳、詹明信和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王元化，从文化诗学的角度介入批评理论研究，看似是在做个案研究，实际追求的是关联性和系统性，也就是探讨具有文化诗学倾向的理论家们对于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的看法，以及其中共性或差异性的观念。另一方面，我开始介入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因为暨南大学是百年侨校，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很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秘书处也设在暨南大学文学院。但过去的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几个领域中，华人作家作品和华人诗学研究比较强，批评家及批评理论研究比较弱，于是我开辟了第三个领域——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当时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我在暨大的学术圈里学习工作，长期受到海外华人诗学研究的熏陶，不断接触到海外华人作家和批评家。第二，2001年博士毕业后，中山大学中文系程文超教授因参加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立马邀请我做他的博士后。我去了以后，做《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研究，发现这个主题绕不过海外华人学者。换句话讲，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是由海内外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共同建构的，后来我将之称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我在2010年被《新华文摘》转载的《走向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一文中对此有较详细的阐述。这篇文章是因为《南方文坛》要做我的一个“今日批评家”专辑，我酝酿了很久，最后用了一夜写完。我认为，如果把视野放宽到全球，把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研究当作一个整体论去思考，就会发现海外批评家这个群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他们提供了“双重彼岸”的“现代性”。接下来我还要出版一本研究海外华人批评家的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海外视野》，用专题的形式，对20世纪海外华人文学批评界关注的学术热点问题，包括晚清文学、十七年文学、张爱玲研究、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电影、上海文化等，逐一进行扫描和梳理，以此对这些华人批评家作较为整体性的考察和分析。这本书已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签约好几年了，但一直未有空细细来修改书稿，希望近期能改出来出版。

魏沛娜：您在《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序言中提到过，由于身在美国的原因，您选择访谈的“海外华人批评家”，基本上是“美国华人批评家”；而实际开展的访谈，又仅限于九人。其间虽因种种机缘接触到不少美国和其他各洲的华人学者，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加以访谈，算是一种遗憾。从中可见您对海外华人批评研究的一种“雄心”，但您后来的学术发力点确实主要不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也许真的是一种“遗憾”。

李凤亮：对。事实上，这方面研究也有像做昆德拉研究时的遗憾。我在美国访学期间做了系列访谈，像王德威、张英进、唐小兵这三位华人学者的学科意识特别强，对于建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或者说美国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包括翻译、队伍、成果，他们都有一些较为系统的思考。美国不像我们，有这么多的人组织起来去做成一个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甚至组成一个个学会。美国学术界很有意思，谁也不服谁，然后各做各的，他们的选题也都非常小、非常具体。在《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中，我采访张英进教授的那一篇，可以看到他特别强调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的翻译和整理。苏州大学季进教授主编了一套“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对一些海外汉学著作进行整本书的翻译，非常好，弥补了过去很多不足。但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仍是被忽略的，即专题性的翻译。我跟张英进教授提到，能不能一次性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中定出若干个专题，例如现代性、都市文化、张爱玲研究、十七年文学、抒情文学……类似于这样的专题，然后每个专题挑选十到二十篇代表性文章，翻译成中文，编辑成书，书末再附一个全球不同语种对该专题研究的成果目录。张英进教授听了，感觉这个主意特别好。他建议我们还可以请中国和美国的博士生来共同翻译。不过2008年我从美国访学回国以后，就来到深圳工作，这个学术计划我就放下了，这也是担任深圳大学副校长期间的一个学术缺憾。其实当时我还想到，专题论文选择对象可以不限于华人学者，还可以邀请洋人学者，如果有洋人学者对晚清文学、十七年文学、张爱玲研究、华语语系文学、华语电影、上海文化、现代性等中国现代文学话题有研究，相关成果同样可以收录其中。通过十几篇文章的对话和争鸣，包括书末的附录，那么就可能形成一种对话。这是一种非常聚焦的方法，能够在一个研究领域内把一个问题聚焦，一下就能抓到要害。这种成果出来，对于拓展研究深度、对于研究生教学，都应该是非常有益的。我期望有心人能将这项工作做起来。

回顾我的学术道路，其中感受很深的一点是：能不能在每个领域最敏感地找到最前沿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学术问题要追逐新潮、最前沿的问题才是好的，学术研究也有很沉潜、很传统的一面。但即使是研究儒家，或者古典文论，也要思考它和当代发生了什么联系。如果它只是一种学问形态，其意义也只是一种学术上的传承。若说人类的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么这条长河从来都是流动不绝的。正是因为流动，我们要找到今天和过去的呼应方式，一方面要跟历史呼应，另一方面要跟现实呼应，要回应当下的现实生活。比如我研究昆德拉的时候，不完全是因为文学的问题，而是涉及很多当代人思想困惑的问题；接触华人学者的时候，也涉及当代人的移民文化冲突、学术话语政治的问题。在华人学者批评里面，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移民文化冲突。可以说，大陆背景的跟台湾地区背景的人、老一代的和新一代的人到海外，他们身上的价值立场、学术观点几乎是迥然不同的。所以，你做研究的时候要不断地回应当下。

魏沛娜：2008年来到深圳以后，虽然您仍在做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但非常显见的是，您的学术兴趣已发生了很大的偏移，朝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文化研究转向。国内文化产业大约兴起于2000年前后，短短十几年间，已经发展得风生水起，尤其是深圳文化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您初来深圳之时就已经预见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了么？

李凤亮：20世纪初那几年，我在暨南大学工作的时候，就参与发起成立了暨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那也正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热潮初起之际，只是当时因为各种条件，在暨大做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2008年12月到了深圳大学任副校长，工作五六个月以后，我就发现深圳这座城市很特别——城市人口很多，经济特别活跃，一个历史并不悠久、文化资源并不丰厚的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却非常迅猛，已成为与高新技术、金融、现代物流并列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这让我特别惊讶。我把深圳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归结为四个因素：第一，市场机制，它引导资源朝着价值洼地投入，文化产业当时正是这样的价值洼地。第二，科技支撑，因为深圳缺少文化资源，它只能走“文化+科技”、以科技创新推动文化创意的路子，结果发展出了一系列新兴业态。我在做文化产业研究的时候忽然发现：文化资源非常丰厚的地区，文化产业不大容易做得起来，比如中西部地区，因为包袱重，没有科技支撑，融资也难，当然最重要的是观念未跟上，所以文化产业不如东部发达。第三，金融支持，深圳不仅是一个民智丰富的地区，也是一个民资丰富的地区，融资较为容易，好项目不愁找不到钱。第四，政府引导扶持，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并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助推产业发展。发现这些以后，我在想一个问题：既然政府这么重视，市场培育得如此之好，大学跟这样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之间能发生怎样的联系？所以当时我就跟学校的书记和校长提出来，他们都很支持。校长还提出一个要求：成立机构可以，但必须由我兼任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院长，以便协调不同院系的学术资源。所以，在暨南大学那时是要融入一个学术群体，而在深圳大学是要创造一个学术群体，创造一个学术平台让大家来做交叉研究。

我觉得这方面的学术开拓，与其说是我个人发表了多少学术观点，毋宁讲是在文化产业研究方面搭建了一个平台，为深圳乃至全国的文化产业提供了一定的智库支持，同时也为深圳大学打造了一个文科的学术增长点。现在深圳大学的特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港澳基本法研究、文化产业研究齐头并进。我还记得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打动了章必功校长：一座城市的文化产业已经变成了支柱性产业，但这个城市唯一的综合性大学还没有一个机构是研究这个支柱产业的，这从地方高校来讲，是一种缺位。所以后来我们集合不同院系的力量，创立了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我们除了做研究，还尝试做了一些产业项目实操，包括负责每年的文博会分会场，开展了很多文化艺术的推广活动，也包括积极介入城市和校园文化品牌建设，做了《鹏城万里图》等一些文化礼品和文化活动。另外，最重要的是发挥你所说的智库功能，承担了文化部、广东省和深圳市的一系列重大调研课题，比如2009年承担了“深港合作打造全球性文化创意中心”课题，2011年承担了“深圳城市发展中的文化自觉”课题，还有2013年承担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文化创意产业创新资源全球分布调查研究”课题，2014年承担文化部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国家文化创新体系政策研究及运行设计”，等等。此外，还承担了深圳市内外的一些文化产业区域及项目规划、决策咨询等。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定位和学术团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学术方向，现在我们的学术方向主要集中在文化科技融合与新兴文化业态，这是深圳的特色，也可以说是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曾有人统计说，今天80%以上的文化产业增加值都是由科技提供的，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去研究它，去进行前瞻性的把脉，这样的新兴文化业态将来是行得通的。第二个研究方向是区域文化产业研究，从深圳区域到珠三角、广东的文化产业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年我们正在做一件事，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我们来做广东全省的文化产业后备人才培训，这也是全省文化产业后备人才培养唯一的省级基地。根据省委宣传部的部署，美术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是在广州美术学院，音乐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是在星海音乐学院，而文化产业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则设在深圳大学，这应该说传达了省委宣传部对深圳大学文化创意学科和文化产业研究实力的看重。近年来，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先后成为“深圳市文化产业教学与培训基地”“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基地”“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10月，“文化产业科研创新平台建设”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资助。2011年10月，“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内在机理与战略路径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013年，经文化部同意筹建“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而全国目前仅有四家。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也都加强跟我们合作。为什么我们会得到各级政府和企业的认可？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把握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魏沛娜：近年您特别致力于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内在机理方面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过去文化和科技的融合的争论是很大的，但今天已经深刻地融合到一起，从现实性来讲，又有哪些路径可以推动两者的融合？

李凤亮：研究文化创新和文化产业，可以有很多角度。我们选择的是文化科技融合和新兴文化业态，这既是因为我们身处深圳这样一个文化科技融合的先发地区，更是因为我们对今天文化创新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在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我经常和我的同事们讲，要“做对的事情，做有限的事情”。“做对的事情”，而不是“把事情做对”，这是一个战略问题。那么什么是“对的事情”呢？就是符合新形势下文化发展规律、传播方向、消费趋势的事情。比如说，数字阅读已成为时代潮流，传统阅读的式微已不可阻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去想如何让数字阅读取得良性发展。再如，体验性的强化已成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一些体验性弱的产品及产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所以我们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谈道，信息化、虚拟化、体验化、跨界化、国际化正成为当今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我们要因应这样的发展趋势，调整我们的文化产业策略。非常高兴的是，国家即将出台“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已于2016年11月底通过——编者注），数字创意产业被作为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制造、绿色低碳产业并列的五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这充分显示了国家对文化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和超前布局。

严格意义上讲，文化与科技融合不是今天的事，一直都有。但作为“现象级”的文化科技融合，是近10年的事。技术对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起到巨大的推进和支撑作用，在今天已成为常态。十几年前，华强涉足文化领域，成立华强文化科技公司，很多人表示怀疑，甚至有人说“科技公司为啥要干文化的事”。今天，当华强的环幕行销全球、华强方特乐园不仅在中国遍地开花甚至走出国门时，再没有人怀疑当初文化融合的努力。

推动文化科技融合，一是要推进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逐步建立起结构合理、层次清晰、科学实用、指导性与操作性兼具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体系，搭建和完善以政府为引导，创新型企业为主体，文化科技创新基地、园区为孵化器，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科研院所、高校为支撑，科研成果交易平台、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中介结构为载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二是要促进公共文化领域科技创新。顺应新一代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趋势，积极推进公共文化领域的科技创新，满足人民群众体验至上、注重互动、追求便利的文化新需求。着力加强建设区域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平台，提升创新协作度和研发绩效。要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比如现在的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X（混合现实）非常热，但一些关键的技术还需要有较大突破。三是要推动文化产业业态创新与跨界融合。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研究产业融合发展集成技术和新模式，扶持文化科技与相关产业跨界融合，培育跨界整合型、科技引领型、版权衍生型、沉浸体验型新兴文化业态，增加产业的文化科技含量，促进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四是要加强文化创意的研发，要突破原创性较弱的瓶颈。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高端科技激发高端创新，产生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骨的原创作品。五是要培育特色文化科技消费项目。因地制宜地对文化特色资源发展做好科学规划，制定产业扶持政策，破除发展障碍，努力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完整的文化科技示范项目。重点打造一批技术含量高、创新能力强，集合创意设计、主题旅游、艺术展演、科教体验、休闲度假及商业配套等多种产业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产业综合体，发挥典型示范和影响带动作用。六是要注重培育文化科技航母，提升文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积极搭建文化科技产业对外交流平台，推动政府间、企业间的合作交流，发挥中介服务机构在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为文化科技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便利条件。打造创作、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文化科技产业链，实施体现中国特色的规模化、多元化、国际化发展战略。

魏沛娜：近年来，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规模极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遇与挑战，也给理论界提出了很多思考问题，比如怎样防止文化产业进入工业化生产、如何保证精品等。这些也是深圳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随时可能面临的问题。您认为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让未来的深圳文化产业更好地走上健康理想的发展道路？

李凤亮：深圳是一个文化资源并不丰厚的城市，深圳文化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金融资源、科技支撑和政府支持，形成了今天的良性生态。但深圳文化产业发展也有自身的短板，比如底蕴积淀的不足、原创内容的缺乏、集合众家而形成自身风格的欠缺，还有整合历史与未来的大格局的构建不足。在深圳，文化企业的科技自觉有时候赶不上科技企业的文化自觉。我常常讲，深圳不仅是一个民资丰富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民智丰富的社会。政府如何学会“隐形”，民间如何走向繁荣，这可能不只牵涉到文化的发展，更关系到城市开放性的未来。我也常常说，深圳是中国最接近国际化的城市之一，虽然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它足够包容、足够现代，但其过于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也会在某些方面影响原始的、初生的、个性的、艺术的生长。深圳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这样。所以，如何在传承传统中创造新质，如何在借鉴“外来”中增加“本来”，产生更多的“深圳智造”“深圳创意”，是深圳文化产业在量的积累不断增长的同时，需要迫切面对的现实。我想在这方面，深圳其实有基础、有能力做得更好。比如，2016年1月深圳发布了《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提出了构建城市精神体系、文化品牌体系、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五大体系，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以推进。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在今年（2016），我就分别参加了“深圳城市文化品牌”和“深圳城市礼物”两个评选，评选的结果也许并不重要，但说明建城30多年的这个年轻城市已经在有意识地经营自己，换句话讲，城市的“文化自觉”甚至“文化自信”有了巨大提升，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深圳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坚持“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电商”等新兴模式，还可以一种更加宏大的视野，从全球中找取镜鉴，在文化价值观念、文化发展模式、新兴业态路径、文化交流方式等方面加大力度、提升高度、拓展深度，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的“深圳模式”。我希望这种模式，应该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更是现代的。

魏沛娜：您似乎并不想做书斋式的纯学者，而是积极行走于学院与社会之间，您的学问介入现实意识非常强。

李凤亮：这不是一种自主的选择，形势比人强，你的研究对象、职业、个性常常会影响你的学术言说方式。其实过去我没有做行政工作的时候，在学术活动上也非常活跃。在广州暨南大学工作时，经常参加一些作家作品研讨会、影视策划活动。跟社会接触并不一定会让你变得浮躁，浮躁与否跟你是否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并不大，主要看心能否静得下来。有时候你接触的信息多了，对学问和人生有另外一种帮助。坦率地说，我接触过一些学者，他们的面过窄，学术做得很死，一点都不灵动。我也跟我的学生讲，能不能把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灵动的学术思考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学术基本功。就像大家常说的“生活比小说更精彩”一样，我觉得现实当中的学术问题远比书本中提供给我们的要多得多。康德从未离开过他出生的那个小镇，但他有一刻离开过对所处世界的关注吗？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难道我们不能感受到他对于当时所生活的时代的回应吗？刘小枫写《沉重的肉身》，挑选十部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难道我们不能感觉到他对今日社会思想状况的深刻反思吗？

所以，从研究昆德拉，到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梳理，再到对文化产业现实的考察与文化创新出路的思考，我越来越走向一种关注现实的路径。10年以前我在暨南大学工作时也曾涉足文化产业研究，但到深圳以后，丰富的文化现实提供了更好的范本，推动我在文化产业、文化创新、城市文化的观察和写作上有了进一步思考，所以人生往往就是一种机缘。很遗憾的是，我现在确实没有时间做更为系统性的思考。但是，保持对现实的关注，尽可能为社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考，通过不同的方式贡献知识与思想，这也是我不断努力的方向。

魏沛娜：在高校担任行政职务的学者一般会因行政工作耽误学术研究工作，平时见您工作也非常繁忙，不知这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您现在的学术研究？

李凤亮：说得没错。事情分两方面看：一方面，从积极方面讲，多一份人生阅历，有时候会激发你的研究；另一方面，繁忙的管理工作确实会极大地削减阅读写作的时间，对此我也时感焦虑。我的一本书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海外视野”》四五年前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签约，但一直没有整块的时间，目前还在利用假期修改中。说句玩笑话，我在办公室基本没时间看报纸，都是晚上带回家看一看。前几年我主持了深圳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是自己挤时间在周末和假期调研、写作，另外就是依靠文化产业研究院的学术团队。所以，每年的寒暑假才能稍微集中时间写点文章。另外，当别人在娱乐，自己就少参加点，掌握方法，提高效率。

常有朋友说，如果不去承担行政工作，可能会出更多系统的扎实的学术成果。我感谢他们的理解。行政工作会对做教学科研产生不小的影响，只能自己在内心找平衡。一个人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你把学术除了写在纸面上，还写在社会工作中，写在广袤的土地上，本身也很有意思。我几年前写过一篇诗评，题目叫《在广袤的大地上抒写心意》。我觉得在行政工作之余，还能做点学术研究工作，这是非常幸运的。也有一些朋友一忙可能就放弃学术了，非常可惜。当然这样两条线作战，很累很辛苦，只能努力平衡。有一天我忽然想了四个字“敬恕静慎”，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写了挂在办公桌对面，日日观之，时时悟之，努力行之。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期许，也是一种学术的期许。

魏沛娜：对于今天的“深圳学派”建设，一些学者认为基础条件还不太成熟，不知您对此怎么看？

李凤亮：我是持一种相对积极乐观的态度。学派诞生的条件今天已不受空间的限制，既往的学派往往紧密联系于某一个特定地域或知识领域，今天交通这么发达，信息传递极快，产生地域性学派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了，反而问题性学派会成为趋势，而问题性学派在深圳特别有可能产生。因为在如此大的一个移民城市，拥有如此丰富多元的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实践，提供了诸多前沿性的命题，很多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进而形成学理性阐释。深圳也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市民文化大讲堂”举办了近1000期，邀请了那么多专家学者来讲学传道，故思想文化的流动是一个客观事实。当然“深圳学派”的建设要寻找突破口，我认为“深圳学派”如果真的存在的话，首先可能应该是个“文化学派”。深圳作为一个并无厚重文化积淀的现代化城市，能够在文化创新领域做得风生水起，值得思考。当然深圳现在发展得非常快，很多楼盘在建设时往往不太会考虑文化空间的问题。城市的文化设施遍布各处，但稍显厚重的或内涵型的还是少了点。换言之，城市的文化布局、文化空间让人感觉深圳还是很新的城市，是缺少“历史”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深圳的文化创新之路怎么走，这都是值得思考的。既然这个城市体量这么大，文化需求这么多元，那么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新的方法，来观测、研究文化创新的未来方向，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观念、学说甚至学术流派？这都是可以探讨和实践的。当然这个学派跟过去的常州学派、乾嘉学派、桐城学派等，肯定不是在同一个概念层面上。比如解决文化创新这样一个“问题群”，或许就能产生一个学术阵营。但它是用学派的名义出现，还是用其他名义出现，这是另当别论的事情。总之，我对深圳学术文化建设的未来持积极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