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访谈录（第一期）

受访者：何道宽

采访者：魏沛娜

时间：2016年8月12日

地点：深圳大学办公楼

“宣传中国文化是我的首要关怀，沟通中西是我的终身梦想。”这是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30余年的资深翻译家何道宽的赤子之言。作为最早将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引进国内的学者，何道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抓住机遇翻译了一些文化学和传播学的经典名著，惠泽读者，形成了近年来逐渐引起重视的“何道宽现象”。迄今为止，何道宽的著作和译作共有80余种，约2000万字。

今年75岁的何道宽每天仍“闻鸡起舞”，凌晨三四点钟开始写作阅读，晚上9点准时就寝。他自称是“一个纯书斋型的教书匠”，一生“不愿应酬、不会应酬”。这般如“老神仙”的自在生活，按他的话讲，正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魏沛娜：像您这一代学人，人生的黄金年华都因特殊历史原因而无奈浪费掉。而您在学界一直有“拼命三郎”之誉，阅读兴趣又十分广泛，这种读书的勤奋是从何时开始的？

何道宽：从1959年上大学自觉读书以来，除了“文革”那一段，我一直以超乎常人能够忍受的速度和重负拼命读书。大学本科四年贫病交加，三年住隔离“病房”（学校为患病同学提供较好的住房，与其他同学隔离）反而给我提供了更好的读书环境；严格按照每周一书、假期多读的进度，几乎读完了学校图书馆的主要英文藏书。我喜欢读字典和词典，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评论几种主要的英语词典和英汉词典，受到郭子均、樊德芬、邹抚民教授的嘉许，郭子均教授竟然破例设家宴表彰一位学生，且由樊德芬、邹抚民教授作陪，这是对我献身人文社科研究的极大鼓舞。1963年至1979年的读书主要是围绕教学进行。1980年至1981年留美期间，“葬身”图书馆（被美国老师誉为“读书狂人”），拓宽读书范围，强化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史、传播学知识，用海路运回5个大邮袋共计250磅共400余种书，为我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译书做了比较好的铺垫。在80年代如饥似渴的读书狂潮中，我购书数千种，读书和浏览的书也有数千种。除了一些国内著名丛书外，《新华文摘》、《读书》和《文史知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找到了一条了解人文社科的“捷径”：各学科凡是能够买到或借到的学科史我都读，即使读不懂也硬着头皮读；我特别感兴趣的有文字史、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哲学史、美学史、史学史、考古史、心理学史、政治学史、经济学史、科学史。80年代，英文版数亿词的23卷本《社会科学词典》使我获益匪浅。其中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词条特别有吸引力，我将这些数十页、上百页、上万词的词条复印下来珍藏，作为案头必读。

魏沛娜：20世纪80年代是您这一代学人非常重要的开拓时期。而您在1980年曾到美国戈申学院做访问学者，1983年在母校四川外语学院（现名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组建“比较文化研究室”，引进跨文化交际学等。这是您的学术生涯的正式起步，可以谈谈您当时的治学状态吗？

何道宽：20世纪80年代是我大力拓宽视野的时期，以“拼命三郎”的精神读书，博而杂，但难精深。此间，几乎想成为读书破万卷的“神人”，古今中外，举凡人文社科的书都想读；万卷未破，两三千卷倒有；那是狂热购书、读书的10年。夙兴夜寐、挑灯秉烛（常停电，真正的挑灯秉烛）“两头熬”，不知疲倦为何物。《辞源》《辞海》《大英百科全书》在第一时间购得，先后置备数十种各学科工具书，英文版《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第一时间重点攻读。影响重大的各种丛书尤其新学科丛书尽量搜求、用心阅读；国内著名出版社的几套书吸引了我，它们是“汉译名著”“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新知文库”“世界文化”“面向世界”“中国文化”“现代社会科学”等丛书，都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使我回到中国经典。这个阶段最感兴趣的是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儿童文学、中国文化。其间的苦恼之一是没有书房，小小的卧榻下、书架上、墙根边、门背后塞满书，不便查阅。

这个阶段的著译处在搭台子、铺摊子的学步阶段，范围很宽。亮点是引进跨文化传播，组建“比较文化研究室”（1983），参与在重庆组建“文化研究会”并担任副会长，出版《裸猿》《思维的训练》《希腊小奴隶》等译作。

魏沛娜：随着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尤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文化交际成为一个必然被人们重视的议题。而您在1983年将这门学科引进中国，也可以视为受惠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您最初是如何认识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的？

何道宽：“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门学科20世纪60年代崛起于美国，它是“喷气机时代”和“太空时代”的产物，是介于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和交际学科之间的一门中间学科，研究的是不同民族的文化，比较异同、找出文化差异并预测由此而引起的人们交际中的困难、障碍、矛盾和冲突。目的是避免以上所举四种消极因素，促进国际交往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研究的正确态度是对不同文化要宽容、尊重，要反对文化自大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基点是知己知彼：首先要知己，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进而去了解别人的文化，由此再回头加深对自己文化的了解，保持自己文化的个性。

国外研究比较文化的专家认为，留学生进入一种陌生的文化环境时，往往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渡过“文化冲击”难关，初步适应一种新的文化。如果我们的留学生在国外待一年，其学习期限以十个月计算，那么他们花在“文化适应”上的时间竟然占掉了学习时间的五分之一，就是说他们的有效学习时间最多只有8个月。但是如能经过短期训练，学习一点跨文化交际学科的知识，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渡过“文化冲击”这第一道难关，很快就能适应一种全新的文化，有效而充分地利用学习时间。美国政府采取的两个措施，值得我们重视。卡特总统任内，命令把美国新闻处更名为国际交流总署，这是加强对外文化研究的一种行政措施。美国国务院所属的外事学院，把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重要课程，而且是一切外交官的必修课。未及先学而进入外交界的老资格的外交官也要安排时间，离职学习，补上这重要的一课。由此可见，他们认为学不学是大不一样的。当时我认为世界早已进入太空时代，现代文明迫使各国人民要频繁交往，“四化”建设要求我们学习人类文化的一切瑰宝精华。所以，我们要把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因素提高到理论的、科学的高度。

魏沛娜：1991年，您曾经撰文呼吁中国外语界应发挥自己信息快捷的优势，开展跨文化交际研究，把中国比较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1995年，您参与组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当时国内外语界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整体状况是怎样的？

何道宽：当时，外语界发表的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还不多，有影响的著作不过两本：一本是《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另一本是《跨文化交际学选读》，二者都是用英文撰写的论文集。此后，外语界的比较文化研究进入一个爆发期，发表论文数百篇。文集出了，辞书出了，专著也问世了。其间问世的跨文化交际学专著有5本，它们是：关世杰著《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王宏印著《现代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林大津著《跨文化交际研究——与英美人交往指南》，胡文仲、高一虹著《外语教学与文化》，贾玉新著《跨文化交际学》。这是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首批专著。

对于跨文化交际，最早我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外国语文》1983年第2期）。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金克木先生曾在《读书》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呼吁创建比较文化这门学科，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冒昧致信请教，他欣然接受邀请，担任我们比较文化研究室的顾问。为回应他的呼吁，我发表了另一篇文章《比较文化之我见》（《读书》1983年第8期）。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跨文化传播（交际）定义为狭义的比较文化。稍后，我省掉“跨文化的交际”中的“的”字，将其命名为“跨文化交际”。一般地说，我的同人多半称之为“跨文化交际研究”，少有自吹“跨文化交际学”。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底气不足吧。在《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一文里，我指认这门学科的三大基石，写下这样一段话：“人类学、社会学和交际学是‘跨文化的交际’的三大基石。‘跨文化的交际’是人类学、社会学和交际学的中间学科和应用学科。”众所周知，中间学科不容易成熟，应用学科不容易被人看重。

与此同时，新闻界引进这门学科，将其定名为跨文化传播。于是，西方这门学科在中国进入两个不同的领域，被赋予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一个领域是语言学、外语教学和翻译界，另一个领域是新闻传播学和大众媒体。

这两个领域都遭遇了一二十年的坎坷。外语界采用“跨文化交际研究”，酝酿10余年才成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1995）。传播学的“正名”也是在90年代末，而“跨文化传播”又是传播学的一个短板。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都不太顺利，直至今天，传播学“无学”、跨文化交际“无学”的喟叹仍然不绝于耳。

魏沛娜：中国读者与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的结缘主要托福于您，他的著作大都是通过您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也是您最大的译介成果之一。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曾经称赞您是“真正的先行者”“完成了一系列最重要的媒介理论家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您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接触到麦克卢汉的著述并想要翻译的？

何道宽：1980年，我受四川省高教厅的派遣，以英语讲师的身份到美国戈申学院做访问学者。除了领导规定的英语语言文学方向之外，我不安本分的天性促使我选修了欧洲哲学史和跨文化传播（交际）。跨文化传播这门课使我认识了导师丹尼尔·赫斯及其专著《从别人的观点看问题》，又通过他结识了美国跨文化传播拓荒人罗伯特·科尔，并获赠他的《海外生存手册》等基础著作。此间，我阅读了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学》、爱德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但使我震撼的是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因为其他的书能看懂，唯独这本书看不懂。

1986年10月底，我参加中国文化书院和中国未来学会主办的“文化与未来研究班”。研究班邀请了海外顶尖的未来学家授课，由于对第一场的英语翻译不满，我毛遂自荐，接替他在北大讲演厅为5位海外学者担任口译。罗马俱乐部主席马西妮讲《罗马俱乐部与未来研究》、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顾问易卜拉辛讲《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国际未来研究会秘书长戴托讲《未来的文化与文化的未来》、加拿大未来研究会秘书长弗兰克·费瑟讲《电子高技术文化》、夏威夷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讲《太平洋文化圈》。有趣的是，下午两点钟到达讲演厅与费瑟初次见面时，难免感到紧张，因为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更不知道“电子高技术文化”为何物。当时，我从未听说过“电子高技术文化”；对当时的多数国人而言，“电子高技术文化”听上去像天书。谁知道他回答说，他要讲的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的“电子高技术文化”。我不禁非常惊喜，因为我喜欢麦克卢汉，也对他有一些了解。结果，这一场翻译酣畅淋漓、互动热烈、听众满意；翻译完毕后，竟有人上台对译者表示祝贺与嘉许。这五场讲演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录音教材在全国发行，也成为我担任研究生口译课的教材，均产生了比较好的反响。1987年，我决心翻译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但1988年2月译稿完成之后，却几乎难产；最终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出版时，已经是1992年了。2000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我修订的《理解媒介》第二版。《理解媒介》是我引进的传播学重要经典之一，在传播学领域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8年12月，中国出版业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评选结果揭晓，《理解媒介》被认为是“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之一，新闻传播学作品进入这个书单的，仅此一本。

魏沛娜：“麦克卢汉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尤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何道宽：1964年，《理解媒介》出版，旋即掀起了世界范围的麦克卢汉热。1966年至1967年，这一热潮达到顶峰。此间，北美的宣传机器几乎全部开动起来为麦克卢汉效劳，几十种大大小小的报刊发表数以百计的文章颂扬他，他被奉为“先知”“圣贤”“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等等。法国人还创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的”。麦克卢汉把传播学变成学科之王，使学术界的注意力发生转移。学术界的注意力，从如何更加有效地摆弄媒介，转向技术媒介扮演的角色。媒介的这个角色，是媒介对认知、人格和社会组织的影响。这样的解释比广告攻势能否真正决定选举胜败更加令人满意。一句话，他的观点不仅是要理解媒介，而且是要理解文化史和社会变革，这是媒介的主导作用。许多人倾心于他这个难以实证的命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第一波“麦克卢汉热”退潮。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对麦克卢汉的兴趣重新焕发。90年代，第二波“麦克卢汉热”兴起。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加速使人恍然顿悟：原来他是对的！第二波的热，以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版的《理解媒介》为标志之一。进入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催生了第三次“麦克卢汉热”。2010年前后，第三波的“麦克卢汉热”兴起。2011年，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把麦克卢汉研究推向高潮。我相信这一波热浪方兴未艾，必将更加持久，影响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的热潮与前两次不同，国内的“麦克卢汉热”与国外的“麦克卢汉热”同步发展。第一次热潮时，我们沉迷于内乱，对传播学和麦克卢汉浑然不觉。此间，《理解媒介》于1992年再版，却易名为《人的延伸》，处境尴尬，几乎难产，默默无闻。我是这个“早产儿”的接生婆。第二波热潮时，我推出了《理解媒介》的第二个译本，但我本人对第二波“麦克卢汉热”也不甚了了。在新世纪，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彼此呼应，共同推动了第三波热潮。学界广泛动员，论文、译丛、专著蜂拥而起，接踵而至。各种学报发表的麦克卢汉研究论文数以十计，含麦克卢汉研究的“大师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麦克卢汉研究书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媒介环境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先后出现。麦克卢汉的著作和研究他的著作大批翻译出版了。更可喜的是，国内学者研究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专著也问世了。麦克卢汉的思想是超越时代、超越空间和学科疆界的。麦克卢汉对中国学术的影响还在发酵，在哲学、文化史、技术史、文学、美学、艺术、新闻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他必将产生持久的影响。

魏沛娜：您曾讲到自己在2001年“闯进”中国传播学会年会，从此开始大张旗鼓地译介麦克卢汉及其学派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尼尔·波斯曼是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精神领袖，您翻译过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其余两部《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更是在中国广为传播。我想虽然许多读者也许不知何为“媒介环境学”，但他们却必定记得波斯曼的观点。记得您还有力地证明，波斯曼坚决反对唯技术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技术决定论”。

何道宽：1982年，波斯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抨击电视文化、捍卫印刷文化，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于是人们说，他是悲观主义者。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隐射电视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人们似乎更有理由说，他是悲观主义者。1992年，他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里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他用这个媒介批评三部曲给我们敲响警钟，那是因为他悲天悯人、忧心忡忡，害怕失去丰饶的文化遗产。

波斯曼戏称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却又“不是很听话的孩子”。他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学科点和博士点，把麦克卢汉的思想发扬光大，所以他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他抨击“技术垄断”，成为呼号呐喊的旗手，与盲目“乐观派”划清界限，这是他“不听话”的主要表现之一。波斯曼是印刷文化人的典范，他对电子技术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他主张媒介环境的完美平衡：语言环境、感知环境、媒介环境、多重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平衡。在道德关怀上，他的立场和言论都比麦克卢汉更加旗帜鲜明。一句话，波斯曼绝对不提倡“技术决定论”。

魏沛娜：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媒介环境学的主张？麦克卢汉、波斯曼和莱文森三位的译著是您关于媒介环境学最重要的系统翻译研究吗？

何道宽：媒介环境学长期处在传播学的边陲。自1998年美国媒介环境学会正式成立以来，经过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媒介环境学已进入传播学的殿堂，与行政学派和批判学派三足鼎立。2017年，作为国家社科基础工程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即将付梓，我有幸负责媒介环境学70余个词条的撰写工作。这是我系统翻译研究媒介环境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翻译出版了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和莱文森等大家的经典，这为我承担《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工作奠定了基础。

魏沛娜：您研究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力量的博弈，批判“世界是平的”假说，可能会引起争议。可否简要勾勒您的主张？

何道宽：我曾经提出全球化的分层理念（《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和而不同息纷争》），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人类发展进程，这是一般人凭直觉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但是，人们最熟悉的还是经济全球化，而对其他领域全球化的分层研究却不甚了了。于是，我仔细剖析了全球化的七个层次：集体无意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经济和科学技术。按照这个分层理论，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最容易实现，经济全球化次之，集体无意识的全球化最难。我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为什么要提出全球化的分层理论？这是为了给一些人一剂降压药，使之不至于头脑发热，血压太高。也许会有少数狂徒企图抹杀文化差别，企图把自封的标准强加于人。人类学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它使人一望而知、一看就懂：隐藏在水下的集体无意识和情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越是埋藏得深的东西，越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越是难以改变。外界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就越大。民族意识、文化意识有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很难改变的，也是最不容易全球化的东西。”

我们应该牢记波斯曼的警世恒言，用批判的态度来考问技术发展和全球化，不要盲目相信“世界是平的”。这是因为在技术全球化的今天，知识沟、技术沟、信息沟、财富沟似乎不是缩小了，反而扩大了。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憧憬，路漫漫兮，尚未实现。

魏沛娜：其实您在四川外语学院陆续有研究和译介成果产生，为何1993年却选择离开母校来深圳大学任教呢？当时您选择这座非常年轻的大学不会是一种冒险吗？

何道宽：1993年3月，深圳大学在《光明日报》上刊登整版广告，面向全国招聘教授。彼时，我在母校任教即将届满30周年，觉得后半生还可以在学问上搏一搏。我的经验是，只要你做学问，每换一个环境都可以上一个台阶。当时的四川外语学院仅仅从事外语教育，21世纪才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也就是说，当时环境有所限制，哪怕你再奋斗，再努力读书，毕竟周围跟你切磋学问的人比较单薄一些，没有多学科的背景。如果你能跟人文学科的学者多接触，显然不一样。对于深圳大学，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它的学术发展如何，因为我是纯粹的书斋型学者，基本不外出，每天基本是从书房到饭堂，从饭堂再到书房。2016年算是破例了，73岁、74岁才开始往外走。

在1993年来深圳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到过深圳，对深圳和深圳大学也知之甚少。总想着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一块热土，是能使人心灵激荡、精神昂扬的地方，是能激励人心的。从个人追求来讲，我对母校四川外语学院奉献了30年。那时我已51岁，如果再不走，谁也不会要我了。后来听说深圳市政府的政策后才意识到，南下深圳大学真是冒险之举，因为50岁以上的教授进深圳，需要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特批。于是，那一年我有幸成为深圳大学在全国公开招聘的10位教授之一。

魏沛娜：那么到深圳大学以后，现实与理想曾经有过落差吗？

何道宽：我带着非常憧憬的心情来了以后，却大吃一惊，全校炒股，而且炒到非常疯狂的程度。有一次在教授座谈会上，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发言说：希望蔡德麟校长在全校倡导老师不要炒股，这样不好。当时有一个经济学家直指我不对，称股票面前人人平等，怎么可以阻止人家买股票呢！1994年4月，校长希望我当深圳大学外语系主任，我在就职演说中还是强调老师不要炒股票。因为在我看来，古今中外，教师都是相对清贫的职业，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甘于接受清贫。这番话似乎不食人间烟火，我因此而得罪了很多老师。

魏沛娜：为何您说2002年退休以后，才进入“从心所欲的学术巅峰期”？

何道宽：自1963年至2001年从教的40年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平静的书桌、宽敞的书房、充足的读书写书时间。但长时期内最缺少的就是时间，最大的心灵煎熬莫过于“没有时间”。60年代和70年代荒废了10多年，80年代教学行政“耽误”了3年，1993年转调深圳大学后又因教学行政“耗掉”了7年。感谢校长谢维信允许我60岁退休，使我有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

也就是说，退休之前是打基础，退休以后学术成果爆发，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30多年的积累，人文社科基础基本打通了，都知道一点，哪个学科给我翻译都可以对付，只要不是理科的就行；第二，拥有时间保障，过去哪里有自由读书时间；第三，拥有学术市场，1981年我从美国带了几百本书回来以后，就想大搞人文社科的翻译，可是当时没有氛围，出版界没有这个需求，国内没有学术翻译的市场，而文学翻译则大受欢迎，因为阅读门槛低，社科学术著作有几个人看得懂呢！

自2002年1月退休以来，我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译著50余部，每年平均出版译著3种、字数逾100万，今年有10多种译作问世，约300万字。我之所以能够在传播学的引进中“抢占先机”，又能够在其他领域引进经典，这里有几个必备的条件：第一，“拼命三郎”的天性；第二，40多年的积累；第三，广泛的人文社科关怀；第四，充足的时间。

魏沛娜：相对于文学翻译，学术翻译面对的始终主要是小众的专业读者。您为何愿意从事“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翻译工作，而且是坚持做比较冷门的学术翻译？

何道宽：从2000年开始，学术译著的市场复苏，传播学得到正名，且迎来大发展的机遇。自此，我应邀为几家出版社翻译传播学等学术经典和名著。2001年10月，我第一次参加传播学会年会，结识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司马兰译审和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博士，开始协助他们做传播学经典译丛。同时，我又为该社主持麦克卢汉研究书系和莱文森研究书系。先后为该社翻译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机器新娘》《麦克卢汉书简》《麦克卢汉如是说》《传播与社会影响》《手机》《真实空间》《模仿律》《莱文森精粹》等得到学界的肯定。2005年，该社50年华诞时邀请我为文集《书缘情》撰写《抢占引进版学术专著的制高点》。从2007年开始，我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媒介环境学译丛，业已问世的4种是：《媒介环境学》《技术垄断》《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这是国内第一个介绍该学派的译丛。同时，我又应邀为北大出版社翻译了译丛之外的其他选题，比如《无声的语言》《超越文化》《乌合之众》《与社会学同游》《传播学批判研究》。截至2016年底，我为国内几家出版社翻译的传播学著作已达五六十种。

魏沛娜：据我了解，深圳从事翻译的人非常少，并不像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都已经形成一个拥有相对厚实基础的翻译圈。您怎样看待深圳翻译界的现状？为何深圳学界需要翻译？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个翻译队伍之中？

何道宽：深圳从事学术翻译的人不多，但从事外事翻译、编务翻译、商业翻译的队伍很强。2005年，深圳市政府外事办外事服务中心、深圳大学、深圳报业集团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发起，创办了深圳翻译协会。自此，外事翻译、社会翻译、商务翻译、翻译教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深圳翻译协会因此而受到中国翻译协会的表彰。Shenzhen Daily的影响与日俱增，直达海内外，深圳电视台为之新闻同步播映英文字幕，开风气之先，它们为建设国际化大都会做出努力。固然，我市的文学翻译尤其是学术翻译还跟不上，但深圳翻译协会把外事、报界、学界、商界等社会各界的翻译人才团结起来了，深圳翻译界正在为深圳市的改革开放、百业兴盛、学术昌明做出贡献。

魏沛娜：除了跨文化传播，您的学术重点还有美国文化。1978年您到南京大学外文系师从陈嘉教授读硕士学位，按您的话讲是自此“美国文学洞开大门”。可以介绍您这一方面的治学经历吗？

何道宽：陈嘉先生是中国外语界泰斗、国际著名英国文学专家，他学富五车、诲人不倦，深深地影响我的后半生，促使我不断开拓。1991年，我在母校四川外语学院创建“美国文化研究室”，获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赠20余册“美国研究”的基础文献，并应美国新闻总署的邀请于1992年4月以“国际访问学者”的名义走访美国东南西5所大学的同行。这次访问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1994年发表的《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

魏沛娜：您还说过自己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宣传中国文化是您的首要关怀，很想用英文将中国文化宣传出去。

何道宽：2004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为我出版的英汉双语版《中华文明撷要》，那仅仅是我梦想的很小一部分。1998年，我在校内的立项取名《中国文化入门》，准备写16章，现在正式出版的《中华文明撷要》仅仅是前4章。20余年来，我梦想写多卷本的英文版或双语版“中国文化”，却总是一再受挫。早在1988年，我将《中国文化一百题》的写作计划提交给长沙、重庆和成都的4家出版社，均被婉拒。时机（市场）不成熟啊！1998年，我的写作计划得到深圳大学科研处的支持，一气呵成写出的前四章由深圳大学教务处印制，用《中国文化入门》的书名。从1999年起，该书在校内用作“中国文化”课的教材，先后用于外文系、留学生部、文艺学硕士生的教学，直到2006年。2000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接受这一选题，但好事多磨，直到2004年方才以《中华文明撷要》的书名出版。看来，“中国文化”英文版或双语版图书的市场尚未成熟，我的梦想再次受挫。但如果有机会，我愿意继续圆梦。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要有人宣传啊！

魏沛娜：至今仍有一些学者感喟深圳的环境氛围并不适合做人文社科研究，尤其像您这种比较偏冷的人文社科翻译研究工作，不知在深圳您是否有一种“吾道孤独”之感？

何道宽：深圳这块创新的沃土对人文社科学者的激励是精神上的，也是机制上的，而不是直接提供学问的沃土和积淀。在这里做学问要有舍生忘死的精神，一种独行侠似的坚韧和执着。此外，古今中外的学问在图书馆里、在网络上，很多已经数字化。只要有雄心，就不怕周围物质环境的束缚。

经常有不少人跟我说“何老师，我是看您的书长大的”，包括来自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少壮派”如是说。每当讲学与听众互动时，我发现很多人读过甚至熟悉我的书。每当上“中国知网”检索时，我发现成千上万人征引我的著译文字，感动之情油然而生。我非常高兴能为学术的传承和传播做一点“盗火、播火和摆渡”的工作。所以对于我来讲，从事译介研究的目的非常简单，那就是出于自己的精神追求，帮助我把人文社科打通，同时又为学术发展尽本分。在目前这个社会环境下，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再花几十年时间下苦功，我就为他们架桥铺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