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访谈录（第一期）

受访者：黄玲

采访者：魏沛娜

时间：2016年8月5日

地点：深圳市史志办公室

1986年，黄玲放弃待遇优厚的国企工作，主动申请调到深圳市地方志办公室，甘于坐冷板凳，决心为深圳编史修志。转眼30年已过，黄玲对深圳历史工作的热爱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她的热爱里还夹杂着丝丝复杂的担忧——深圳几乎隔三岔五就有古村落在静静地消失。此时手中的“笔”如何“快”过一辆辆高大的铲土机？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深圳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发现者和记录者，黄玲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工作热情，践行自己的“史官”理想。尤其是自2004年担任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主任至今，作为执行总纂，她组织总纂完成9卷1400多万字的《深圳市志》等，并率先在全市启动街道年鉴编纂工作，使深圳市形成市、区和街道三级年鉴编纂格局。黄玲透露，以个人视角写一部深圳历史正是她退休以后的最大心愿。

魏沛娜：地方志编纂工作是一种相对枯燥的工作，但您在深圳的地方史志工作岗位上已连续工作31个年头，以亲身工作经历诠释了对这份职业的热爱。您的热爱和坚持源自哪里？

黄玲：1978年高考我是报的历史专业，最后是被海南师专（现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在没来深圳之前，我在海南地区妇联从事海南岛妇女运动史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编写工作，先后对2000多位琼崖纵队女战士进行了采访，整整做了3年多。从某个角度说，这也是历史工作。1985年来到深圳以后，第一年是在国企深圳南油集团工作，翌年就来到地方志办，到今年正好是31年，一直从事记录与研究深圳历史的工作。我常笑自己：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我喜欢做这种历史工作，主要是由于家庭教育和个人爱好。我的个人爱好和我的职业紧密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有的人爱好某个工作，但现实并不是从事这个工作。而我相反，爱好与职业恰恰是高度一致。之所以对历史感兴趣，是因为小时候父亲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崖州志》，即记录海南的一部旧志，影响了我一生。因为父亲告诉我：这是有学问的人写的书，把历朝历代的历史记录下来的人就是史官，而史官是最有学问的人。所以史官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有了这种熏陶影响，所以后来我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与热爱历史工作。

魏沛娜：您当年读《崖州志》的时候，已经开始建立历史意识了吗？父亲也很支持您投身历史整理研究工作吧？

黄玲：《崖州志》是我看的第一本地方志，我父亲是琼崖纵队老战士，他很支持我选择“史官”这个职业。他喜欢给我讲故事，而且讲的都是历史故事，不是一般的童话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有：二战时期，希特勒发动了“闪电战”，对苏联发动进攻，苏联红军英勇抵抗德军，谱写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史诗。这段历史就是从我父亲的口里听到的，也是从这里，历史开始吸引了我，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我所处的童年少年时代是“文革”时期，当时正是“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可就是在那个年代我读了大量的书，到处去封闭的书店仓库和图书馆搜罗所谓的“大毒草”书籍看，这也深刻影响了我。我大学毕业以后先后在市和地区妇联工作。妇联本来是跟历史研究工作没关联的，可是我特别幸运，那时刚好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开始恢复国史记录，恢复党史工作，海南刚好启动了对琼崖纵队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记录和编辑工作，我当时有幸参加了这项工作。那3年多的采访工作和自身的家庭教育影响了我一生，也奠定了我的“三观”，可以说我是有着红色的血液、红色的基因。对中共党史的了解与研究，对我做地方志工作很有帮助；而地方志编纂和党史研究两者结合起来，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历史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充满了正能量。

魏沛娜：您曾经形容自己来到清贫的深圳史志办是“自投罗网”，抛弃原来工资待遇较好的工作岗位，在外人看来有点“傻”。

黄玲：1985年至1986年，我原是在深圳南油集团上班。有一天在休产假时，忽然看到《深圳特区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深圳市志编纂工作启动”，立刻吸引了我。然后我就主动要求调来深圳市地方志办（原来全称叫“深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后来机构改革更名为“深圳市史志办公室”）工作，当时这个部门是清一色的男生，我是第一个进入这个部门的女同志。当时地方志办的林雨如主任开始对我有所疑虑：第一，因为我是女同志，他们不想要女同志；第二，问我是真心热爱这个工作吗，我说是。后来我用31年的岁月证明我是热爱这个工作的。因为期间是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这个部门的，但我还是坚定地选择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所以，我31年的工作历程几乎是伴随着深圳特区的发展过来的。而且自己非常荣幸地成为一名特区“史官”，不断记录深圳的发展轨迹。这些年来，我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完成了深圳市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完成了各个区的区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开展了党史编纂工作，以及作为深圳年鉴的主编，主持编写年鉴，并组织各区、各街道编纂综合年鉴，使深圳形成了市、区和街道三级综合年鉴编纂格局。这都是记录深圳历史的权威的官方著作。担任主任13年来，我是作为领头人，带领团队从事这项事业。可以说，这项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慢慢做起来，一直到今天，建立了深圳市方志馆，并担任首任馆长。我很自豪自己是深圳的“史官”，非常有成就感！

魏沛娜：很多城市的“史官”一般都是由本地专家学者担任。像您并非深圳本土人，当您初到深圳市地方志办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面对这座新兴城市的历史的？

黄玲：第一，从高工资的国企，到低工资的地方志办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愉快的选择，而不是痛苦的选择。因为我一心一意就想当史官，所以不考虑工资高低。第二，我当时对深圳的历史一点都不了解，只是感觉深圳特区的建立发展充满着激情和火热的氛围，那么作为史官能与这座城市与时俱进、共同成长，绝对是很幸运的。

随着进入这个部门，对深圳历史慢慢了解，看到外界对深圳历史的误解、不了解，甚至无知，我更感受到从事地方史志编修工作的神圣，认为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也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很多人认为深圳没历史，有历史也就是小渔村的历史，这都是误解、不了解和无知造成的。很多人非常赞赏深圳特区的高速发展成就，他们之所以认同，是因为这些成就都摆在面前，还有他们认为深圳原来确实没有历史，深圳就是一张白纸，在白纸上能够迅速崛起一座神奇的城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这是一种巨大的变化。随着从事这项工作后对深圳历史的深入了解，我觉得一定要让外界知道，深圳有过悠久、骄傲、曲折的历史，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还有很多人认为深圳是“文化沙漠”，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种看法甚至可以说成为主流观点，这也是误解、不了解和无知造成的。什么叫文化？深圳不可能跟内地那些老城市和大城市相比，但它也是有历史的，有历史就有文化，广义的文化体现在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民俗、建筑、方言、生活习惯、物产等方面。为什么要无视这些存在呢？是否要说深圳没历史、没文化，才能彰显深圳特区发展的成就？当时就是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就要深入挖掘深圳历史文化，告诉大家深圳是有历史的，是有悠久历史的。

魏沛娜：那么，深圳有历史，体现在哪些地方？

黄玲：第一，我在工作中接触很多老宝安人，接触不少老领导和一些专家，比如考古专家，发现深圳是有历史的，这种历史不单是在这片地区建立了行政建制和机构，作为一个县和地区中心的成立，还有历朝历代的变迁。

第二，这块土地生活着广府人、客家人两大民系，甚至生活着潮汕人，以及大鹏所城讲“军话”的人，所以深圳的历史形态很丰富。通过深圳考古专家历年来的挖掘和文物普查，发现了很多地面上和地下的古迹文物。同时，深圳还有旧志《新安县志》，还有康熙、嘉庆时期留下来的史料，还有抵抗外来侵略者的革命历史。尤其是随着对这些历史的了解，发现深圳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香港原来是从新安县分割出去的，深港两地血脉相连、唇齿相依，正因为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外来的宗教也经过深圳这片地区传播到内地，所以深圳还是外来宗教传播的桥头堡。基督教最早传入深圳是在19世纪，有教堂遗址、传教士墓地和著作为证，有档案资料的记录。这就是深圳历史。还有人武断地认为深圳原来是“无人区”，什么叫“无人区”？这是对深圳实施边防区管理的误读。广九铁路的通车、孙中山与这片地区的联系等一系列历史，一旦挖掘出来都是轰轰烈烈的。换言之，深圳地区的历史和中国历史密切结合在一起。

第三，深圳是移民地区，这不是说深圳在建立特区后才是移民地区。早在古代，深圳就是一个移民大后方，岭南地区的几次大移民潮，深圳就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无论是广府移民还是客家移民都来自中原。简言之，深圳的移民史和中国移民史密切联系在一起。

第四，中国抵抗外来侵略者跟深圳更有关系。深圳一批本土官员曾带领军队和民众，在这里抵抗外来侵略者。此外，推翻清朝统治、传播三民主义，也跟深圳有密切关系。还有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片地区都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历史，比如我们熟悉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东江纵队、解放战争时期的粤赣湘边纵队等。

魏沛娜：历史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研究现状。而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市地方志办刚成立，资料匮乏会成为你们研究的困扰吗？你们的研究可以称为“白手起家”吗？

黄玲：确实是“白手起家”，当时深圳市委、市政府成立这个机构的时候，几乎没有现成的档案文献资料供我们研究，尤其是我们作为新深圳人，都没有在这块土地生活和成长过，所以我们是隔着一层的。那么如何了解历史、挖掘历史、记录历史，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语言不通，不懂粤语、客家话、潮州话的情况下，在档案文献非常稀少的情况下，尤其在特区高速发展，只重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轻视修志编史的背景下，我们做这个工作困难重重。首先，我们从组织编写《深圳市志》开始。《深圳市志》的编写是一个系统工程，全市一共有180多家单位的将近2500人参与了这项工作，不要说记录建设之前的历史，就是记录建设以来的历史，收集资料都非常艰难，因为各部门都在埋头搞建设、搞改革开放，没有多少人对保存资料有意识，更没有记录意识。当时的市志办只有6个人，由此可见实施这项工程有多艰难。正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历时16年，完成了共9卷约1400万字的《深圳市志》的编写，这是一项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无数人默默无闻坚守岗位才完成的巨大工程，真正体现了“众手成志”。

举例来说：第一，开始写深圳保险志的时候，一开篇就一句话：“深圳1979年建市，保险事业从无到有。”就只有这一句话，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后来我们经过多方渠道找到史料证明，20世纪50年代初宝安县就有保险工作部门，根本不是1979年才从无到有。第二，深圳税务志开始写时，也同样写建市以后深圳税务事业从无到有，但这个税务事业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了。此外，还有口岸志写作也是如此，等等。这些我们只能不断地找资料，甚至跑到大英博物馆里面去找英文资料，以及通过口述历史来了解，来弥补档案资料的空白和不足甚至不准确。我们采访了很多人，有老同志、亲历者、当事人等。

因此，我们的《深圳市志》跟内地的市志有点不同，内地的档案文献资料比较多，我们只能通过口述历史去弥补资料的不足。也就是说，《深圳市志》里有一小部分是口述历史，尽管口述历史也有可能不准确，可能存在主观态度。另外，深圳6部区志的完成，耗时11年时间、约1400万字也是如此，由我们组织，全程指导。市志跟区志是记录深圳历史最权威的资料性文献，这种权威是新闻报道所不具备的。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修志是20年一修，编年鉴是一年一编。所以，对一些新的行政区，修志年限不够，其主要官员上任之后，我们一般都建议编年鉴，年鉴可以即时记录官员主政时期的工作历程、重大事件和重要成绩。

魏沛娜：既然口述历史可能存在不少出错的“危险”，为何您还认为很有必要把口述史的方法引入新编地方志的编纂中？记得《深圳市志》里面设有“专记”，像《李云迪获得第十四届肖邦钢琴奖始末》专记，这也是深圳地方史志的一项创新之举吗？

黄玲：新编地方志记录的是新时代的历史与现状，非常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尤其是深圳的发展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在快节奏的发展进程中，档案文献资料严重缺乏，更需要亲历者口述历史来弥补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深圳特区创造的许多奇迹更是需要亲历者来述说，他们的口述历史更鲜活、更生动。这也算是深圳史志部门的一种创新和探索。

魏沛娜：从2012年开始，市史志办就对老宝安文化人进行采访。而2016月3月又启动深圳改革开放时期口述历史工作，对多名原市老领导、老同志进行采访，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原汁原味记录深圳发展的重要细节、精彩故事。目前这些口述历史工作开展得如何？有哪些特别值得介绍的新发现？如何理解深圳官方和民间的口述历史工作的意义？

黄玲：口述历史工作是我们史志办重视的一项工作。深圳方志馆建成后，我们有了较好的硬件和软件条件，专门设立深圳口述历史中心，有计划地开展这项工作。2016年我们已经邀请一些老领导接受我们的采访，获得老领导的大力支持。如原市委书记厉有为、原省政协副主席李统书等老领导都愉快地口述了深圳的历史，他们为我们回忆了深圳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与重大决策等。建立深圳口述历史库，将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以便为深圳这座伟大城市留下鲜活的历史记忆。

魏沛娜：历史研究除了要广泛浏览文献资料外，还强调要实地调查，尤其是研究地方史，更要重视必要的实地考察。在这30年间，您已经跑遍深圳大大小小的角落了吧？

黄玲：不敢这么说，但很多村落我都跑过。你要成为史官，就必须要了解地情，必须要成为“地情通”。我不敢说我是“地情通”，我始终有危机感，因为还有许多我不了解的事情、不了解的村落、不知道的历史文化。所以，我不敢说自己对于深圳历史都了解。最近有一件事情证明我的危机感是对的。我先后上过五次内伶仃岛，最早是在1987年，2016年7月因为要采访一个老校长又去了一次。我对内伶仃岛的历史的了解是：第一，它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变成军事要地，只驻部队，不住居民。第二，内伶仃岛在19世纪鸦片战争时曾经是外国人走私鸦片的一个补给基地。第三，原来内伶仃岛的居民是蛇口的渔民。第四，内伶仃岛是国家级保护区域。可是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内伶仃岛更深层的历史。前不久通过一个老宝安人，得到一个线索，内伶仃岛曾经有过一所学校，老校长还在世，他是给我提供线索的老宝安人的同学，我听了之后非常吃惊。他说有照片为证，这张照片就是老校长创办学校时所拍的。一看照片我就很感慨，坚持一定要去采访这个老校长。老校长早就不住岛上了，学校关闭以后他就离开，住在东莞，后来我就约他一起到岛上学校旧址口述“内伶仃岛军民小学”的历史。而且这个学校是为部队的子弟提供教育服务的，1968年成立。驻岛部队请地方办一所学校，解决部队子弟的读书问题，当时岛上也有一些渔民的子弟要读书，他们要读书就要坐船到对面的珠海，非常不方便，因此地方就派老校长上岛创办这所学校。这个老校长是当年宝安师范学校毕业的，年仅22岁，真正的科班出身。“内伶仃岛军民小学”在岛上一共生存了12年，实行免费教育，1980年关闭。之所以关闭，是因为深圳建特区以后，内伶仃岛的部队就撤走了，没有学生，学校也就关闭了。但学校培养了不少学生，甚至还培养了初中生，这一段历史我在档案文献里没有见过，在此之前我也没有听任何人说过。在学校旧址听了老校长口述这段历史，我感到很惊讶。学校旧址现在是“内伶仃岛边防派出所”，当时我们去了以后，派出所的人说这是边防禁区，不准我们进去。我们告知是来搞调研采访，并介绍身份，老校长还开玩笑说：“你们住我的学校，要交房租。”由于这件事，我就知道深圳历史我们还有很多不了解。

魏沛娜：2015年底深圳市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启动，可以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工作进展吗？

黄玲：深圳10个区我都跑遍了，当然不可能每个村落都去，而是每个区选择两到三个村落去调研，总体不乐观。我们就按自己的要求做这项普查工作，即登记、了解、普查、填表、文稿撰写。到2017年2月止，全市1009个村落已基本完成普查填表，完成调查文稿撰写的村落有918个，完成复审的有499个村落。通过一年的普查，心情很沉重，因为随着深圳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大批村落被拆除，而我们无能为力。悲哀的是，将来人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普查成果知道深圳曾经有过怎样的历史。

实际上，我们现在调查的村落都变成了城市街区，都是城中村，真正完整的古村落没有几个了。到目前为止，真正留存的老村落在关外的6个区，主要是在龙岗、大鹏、坪山、光明、宝安。龙华的城市化很厉害，现在古村落拆得很多，可能最终是坪山和大鹏还留下一些东西。比如坪山新区自2009年正式挂牌成立以来，简直是大规模的城市化，也是高楼林立，地产商成片开发。要知道原来最原始的古村落就在坪山和大鹏，现在很难看到了。所以，我曾经有过一个感觉：新楼不如老房子。新楼特别丑陋，只有老房子、老建筑耐看有韵味，而且很多老房子都不住人了，有些是租给来深打工的暂住人口。我看目前有人住的老房子几乎都是这种情况，原住民不住了。其实大鹏有个最典型的村落——高岭古村，在南澳七娘山北侧东风岭的岭背山上，是一座自成体系的客家村落，整个村的人都姓周，村子不大，房子都是两层楼，但能自给自足生活，有自己的水库，有学校，有碉堡，当年日本人都攻打不进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村民因为交通不便，都搬下山生活，在杨梅坑的公路边上建了新村——高岭新村，故老村就没人住了，几十栋的两层客家建筑都在岁月中慢慢地破败，灌木丛生，现在就是一些“驴友”去看看。我也时不时上去看看，徒剩怀念和感慨。

这两三年实行大规模城市更新，老村落被拆得很厉害，不少区级文保单位的老建筑也是如此状况。所以我们在开展深圳市自然村落、深圳历史人文普查工作时，老村落几乎是边普查边破坏消失，也因此，这是一项抢救性的文化工作。在市政协会议上，我曾经呼吁要保护利用好古村落！

魏沛娜：据2015年5月各区上报的统计数据，深圳市可列入普查对象的自然村落有1225个。照您刚才所讲，现存的已经不足1225个了。那么普查工作又能发挥多大的抢救作用呢？

黄玲：我们把这次普查工作当作最后一次抢救机会，绝对没有第二次了。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阻止城市更新的步伐，我们能做的就是赶快把它们记录下来，同时我们希望普查结束以后，提出一些保护开发的建议。但是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现在各区都在这么做，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比如最近引起社会各方热议的湖贝古村就是一个典型，因为它处于闹市中心，加上是特区内唯一保存完整的古村，所以无论是政府、原住民、市民，还是相关专家和媒体，都在高度关注它。我也去调研了，就是一种悲哀无奈的感觉。听说现在要实施保护，开发还是开发，但有几种方式的保护：一种是全给拆了，然后留一个空间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域来展示；一种是保护祠堂，其他全拆掉；一种是核心部分修旧如旧等。湖贝古村的开发保护极具价值和标本意义，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但不管如何，最后还是历史的悲哀。

对于市里其他的古村，事实上政府是想要保护的，相关单位也提出过保护名单和计划方案，但尤其是这几年，原来的保护名单和保护方案几乎都破坏了。谁让深圳土地太少了，谁让城市发展需要土地呢！即使有些保护利用，但也是山寨版的，不伦不类，说是保护，实际也是一种破坏。比如我们去看一些村落，开发商说要保护利用，但他们所谓的“保护利用”实际上也是一种破坏，跟彻底拆除是一样的效果。

魏沛娜：在城市现代化的浪潮中，面对大量古村落被拆、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现实，史官乃至史志部门如何发挥有效的职能作用？

黄玲：我希望我们不是在故纸堆里搞研究，不是关在办公室里研究历史，而更多的是要接地气，贴近现实，发挥资政作用，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帮助，这也是我们史志部门应尽的职责。很多人认为史志部门是边缘部门，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好像是可有可无的，我认为不是，它应该发挥其应有的独特作用。尤其是作为史官，除了秉笔直书、记录历史之外，还要有担当，更主动地为城市发展履行职责，发挥独特的作用。深圳市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大概在明年彻底完成之后，我们就会提供普查报告和开发利用建议。尽管已经太晚了，但做了总比不做好。我们是实际工作者，同时也是史官，我们一定要有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有历史担当，否则我们对不起后人，对不起这座城市。我们是默默无闻的人，但这座城市需要这样的人。

魏沛娜：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在您看来，强调文化记忆对于深圳这座只有30多年建市历史的城市，有何重要意义？

黄玲：任何一座城市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历史文脉的基础上，这是它的根基、它的底蕴，它有昨天、今天和明天。尤其是对深圳这座发展迅速的现代化大城市来说，特别需要传承它的历史文化，这才是它的底气。如果抛弃了这种底气和底蕴，那么这座城市是走不远的，也没办法赢得世人的尊重。人们经常说，文化是软实力，那么历史文化不就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吗？深圳多年前提过“文化立市”战略，我认为深圳市委、市政府做出这个决策非常对，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近年来大规模城市化更新过程中，如何保护历史文化，应该是我们要正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不能回避，也不能无视它。这应该是政府要重视和考虑的大问题。事实上，保护历史文化和全面城市化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我们到欧洲去旅游时，经常看到欧洲的古老教堂在欧洲快速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其独特的魅力，在欧洲的旅游文化资源中，教堂文化是很重要的部分。这就是人家聪明的地方，既很重视，又为我所用，同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那么深圳也可以这么做。深圳本来就有历史文化资源，在今天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就应该重视挖掘它们。比如我们曾经有过这些古村落，如果列出一批保护古村落的名单，把它们纳入城市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项目里，进行保护开发利用，我想深圳这座城市就更有历史文化魅力。像李克强总理夜访过的成都宽窄巷，现在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2017年初，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工程的意见》，就传递出对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与传承的信号，深圳在这方面也应引起重视，为深圳的未来发展奠定历史文化的基础。

魏沛娜：作为史志合一的部门，党史的编写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您曾经介绍过，党史要出一至四卷，第一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卷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三卷和第四卷是改革开放时期。目前四卷都已完成了吗？听说史志办还完成了深圳地区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普查工作和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并出版普查成果。您认为党史的编写要坚持哪些原则？

黄玲：当个史官，首要原则必须是秉笔直书，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同时，我们还要有党性立场，这就是政治立场，“党史姓党”。毕竟我们是做党史工作的，也不是说你有党性、有政治立场，就不能如实记录历史，这两者是可以结合得很好的。我们经常研究党史，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结合两者来研究的。有一句话叫“宜粗不宜细”，尽管有这个原则，但不代表你不能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涉及某些政治人物的历史，即便不能详细写，也不能歪曲写，所谓“宜粗不宜细”，亦即特殊情况可以采取技术处理，适当地采用不点名形式记录下历史。

我认为，在客观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有党性、有政治立场，就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写作者，不是说你有大量的史料，就可以随便写，有时候没有立场地书写历史反而是乱写历史。我们是搞党史研究的，对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在深圳开展的活动，都是坚持实事求是地记录，同时对存在的问题不回避，比如“文革”历史、“逃港”历史、抓阶级斗争历史等，后面也实事求是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历史。我觉得我们党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与时俱进，能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正因为原来有这样的问题，我党才做了重大的战略转移，打开国门，实施改革开放，这就是我党的伟大之处。所以，我们记录这段历史，不回避“文革”跟“逃港”历史，然后再浓墨重彩地写后面的改革开放历史。深圳地区的实践和深圳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成功执政的一个典范，因此，我们一定要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这段历史。

魏沛娜：我发现市史志办还善于借力推介深圳历史文化，比如组织编纂和审定了“深圳历史文化丛书”，包括《深圳民间节俗》《深圳炮楼探秘》《深圳古诗拾遗》《深圳掌故漫谈》在内的4部图书于2015年10月都已出版。为何要专门请外面的学者而不是由市史志办的工作人员来写这套丛书？接下来还会继续推出吗？

黄玲：史志办不仅要自己开展编纂与研究工作，而且更是指挥部，要组织指导社会力量共同开展对深圳历史的编纂与研究工作。如党史工作，我们建立“大党史”工作格局，组织各相关部门和相关专家学者来开展深圳党史研究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在全市各部门、各区建立了党史联络员队伍，通过他们为我们提供各部门、各区党史资料，每年编纂出版“执政深圳”丛书。同时，在各部门、各区建立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每年提供上报各部门、各区的资料给我们，为下一轮的地方志编纂准备充足的资料。我们组织策划出版“深圳历史文化丛书”，之所以不是本办研究人员参与编写，是考虑到组织本土人士和有研究的学者来写更好。我们起策划组织、审核和出版的作用。这种模式也是一种创新。

魏沛娜：您在今后的地方史志工作方面还有什么愿望？

黄玲：今后5年，我们继续贯彻落实我市党史工作和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继续做好这些工作：第一，完成《深圳改革开放简史》，完成《中共深圳历史》第三卷，继续发挥16家党史教育基地的作用，继续开展重大党史课题研究工作；第二，在地方志方面，做好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下一轮深圳市志和深圳各区志的编修做好资料的准备；第三，贴近现实，做好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做好年鉴品牌工作，巩固市、区和街道三级综合年鉴编纂格局，即时、全方位地记录深圳历史。另外，我们还要开展一系列的深圳改革开放历史的专题研究工作，比如我们现在每年出一本《深圳改革开放实录》，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总之，我们市史志办这5年的工作就是要加大力度做好史志资源的利用开发和研究工作，继续为市委、市政府大局工作提供服务，充分发挥深圳方志馆、党史馆的公共服务作用，为广大市民提供文化服务。我们也希望培养一批学术人才，出一批权威的、有影响的学术成果，重点研究深圳改革开放历史，这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我作为深圳史志工作领头人已13年，先后完成了三大项任务：一是建成深圳市方志馆；二是把史志办升格为副厅级机构；三是完成了一大批史志研究成果。我希望在其位谋其政，带好队伍，以使命感和责任感，继续为深圳这座伟大的城市当好“史官”，为深圳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