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访谈录（第一期）

受访者：吕元礼

采访者：魏沛娜

时间：2017年1月9日

地点：深圳大学文科楼办公室

“儒家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是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新加坡政府的治国之道，则是我1996年担任东南亚政治与行政的教学以来一直关注的课题。”作为一位知名的“新加坡通”，吕元礼长期从事华人政治文化与政党政治研究，重点研究新加坡政治、行政与李光耀思想。其代表作有《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新加坡为什么能？》和《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其中，《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受到中国、新加坡高层关注，并在中国党政干部中产生较大反响。

吕元礼是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他表示，在探析传统与现代的会通过程中，儒家政治所崇尚的品质的当下意义正是他常常思考的。

魏沛娜：1987年您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班，并曾留校在《理论动态》编辑部工作。可以讲讲您这期间的学习和工作感受吗？

吕元礼：当时中央党校内部很开放活跃，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般。要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领改革开放思潮的是中央党校。中央党校的特点是实事求是，比较强调联系实际考虑问题。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理论动态》编辑部工作。这里要提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著名的文章首先就是在《理论动态》刊发，然后才在《光明日报》刊发的。

在《理论动态》编辑部工作期间，每个礼拜都会开会讨论标题，然后找人写，每5天出版一期。当时受《理论动态》编辑的训练，使我对现实比较敏感，发现不能钻在书斋里写东西，也使我对后来的新加坡研究更多一份“当下的关注”，一种“中国情怀”。

魏沛娜：为什么后来会离开中央党校，选择来深圳工作？当时您对深圳的印象如何？

吕元礼：我本来在中央党校工作，实在没想要来深圳。因太太分配到深圳大学图书馆，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我就跟着来深圳了。1992年8月，我开始是调到南山区宣传部工作，刚开始不太习惯，一度想要回去，可是真正想回去又回不了，只好留下。我的个人爱好是搞科研教学，最后通过努力，终于在1994年4月调到深圳大学。到了深圳大学后心方安定。

我在中央党校时对深大就很有好感，当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纪录片节目《涌动的岩泉》，由深圳大学老师谈，里面讲道，埋怨社会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知识分子是错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端着金饭碗讨饭吃？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条件。那时我就感到深圳更有求异思维，有活力。

魏沛娜：您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颇有研究。按照S.韦伯的说法，政治文化是“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在您看来，构成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因素是什么？

吕元礼：构成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因素应该从道家、儒家和法家中寻找。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里，老子最崇尚的是道，退而求其次，依次是德、仁、义、礼。其实，老子可能还没有说完。如果接着再加一句话，可以说，失礼而后法。这样，我们依次排列出道、德、仁、义、礼、法等德目。上述德目，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因素。如果按照天、地、人分类，道、德属于天道原则，具有正当性；仁、义属于人道原则，具有认受性；礼、法属于地道原则，具有合理性。如果按照道、儒、法分类，道为道家所奉行，德、仁、义、礼为儒家所推行，法为法家所实行。如果按照帝、王、霸分类，道为帝道原则，德、仁、义、礼为王道原则，法为霸道原则。这样，道家奉行的是帝道，儒家推行的是王道，法家实行的是霸道。如果道、德、仁、义、礼、法等德目各找一个代表人物，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老子强调道，孔子强调德行，孟子强调仁义，荀子强调礼，韩非强调法。

魏沛娜：为何您认为儒家文化之王道，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所行之道，实质上还是人类文化当由之道？

吕元礼：王者，“三画而连其中”者也；“三画者，天、地与人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王道通三，参通天地人为王，儒家王道自然就包含了神圣超越的天道法则、人心民意的人道法则和历史文化的地道法则（依今儒蒋庆语）。总体而言，王道政治必须三重法则平衡发展，所以，西方自由民主表现的人道法则的一重独大，便需要天道法则和地道法则加以制衡；因时制宜，三重法则又要依时势有所缓急。因此，儒家先圣的行道进取也就各有侧重：孔子倡导“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德是人之所“得”于天者，也即人的天命之性——其勇于进取的所行之道主要是神圣超越的天道法则；孟子高呼民贵君轻——强调用人施政以“国人皆曰贤”为“用之”之标准，以“国人皆曰不可”为“去之”之前提，以“国人皆曰可杀”为“杀之”之根据（《孟子·梁惠王下》）——其勇于进取的所行之道主要是人心民意的人道法则；荀子主张隆礼重乐——礼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习惯认可的礼仪、礼节和礼俗，乐则是表现礼的方式和手段——其勇于进取的所行之道主要是历史文化的地道法则。三重法则不可或缺，古之圣人才这样栖栖惶惶，无所终日；王道政治必须复兴，今之狂（狂狷之狂，勇于进取之意）者安可以庸庸碌碌，坐视不起？

魏沛娜：您是到了深圳大学以后才开始研究新加坡的吗？

吕元礼：20世纪90年代我有一门课是“东南亚政治与行政”，对新加坡就有所接触。1999年下半年，我申请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其实也是为离开学校组织部做准备。那年金秋的一天，阳光灿烂，当我走出北京大学图书馆，踏上前面的五四路的刹那，忽然就有决定研究新加坡的念头。当然，偶然中也有必然，深圳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方便研究东南亚。李光耀比较倡导用儒家文化思想治理国家，跟我以前的知识积累相关。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在接近“不惑之年”时就定下新加坡研究的学术研究方向，而且决定这辈子就做这一件事。有人说我研究新加坡很多年了，劝我转向台湾地区研究之类，但我认为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就可以了。

魏沛娜：2007年，您曾撰写出版《新加坡为什么能？》，2011年6月出版的《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则是前书的续篇。您介绍时，着手虽在狮城，着眼实在中国；其潜台词是“新加坡能，中国应当也能”，其出发点是“新加坡能，中国如何更能”。为何您专门选择新加坡进行对照研究？其成功经验为什么对中国就具有值得借鉴和便于借鉴的双重价值？

吕元礼：新加坡政党政治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一党长期执政，即在多个政党并存竞争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连续赢得10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新加坡政治文明的较为重要成就是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较好地保持了活力和廉洁，即在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同时，较为成功地治理了被称作“东南亚之癌”的贪污腐败，从而在政府廉洁程度方面被国际权威调研机构连年评为亚洲第一、世界前茅。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上述政党政治特征下所取得的政治文明成就，较为便于和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一方面，相对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轮流执政模式，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模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模式具有某种相似性，从而使得该党的成功经验较为便于借鉴；另一方面，相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的腐败、衰落以及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政权的情形，长期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却始终保持活力和廉洁，其骄人成绩使得该党的成功经验十分值得借鉴。

李光耀曾说：“将来改变中国的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或新加坡人。他们当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会站出来，纵目观察世界，找出应予学习的榜样，也就是一个有教养的民族。他们一旦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说：‘我们应当效法！’”这里，李光耀并没有替中国指明那个“应予学习的榜样”；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却向中国人民指出了那个“应当借鉴”的对象。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魏沛娜：您在《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中对新加坡廉洁举措有所论述，并将其廉政体系归纳为“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这四句话具体含义如何？相互关系如何？

吕元礼：“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是指通过领导人以身作则的身教和“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儒家“八德”的言教以及身着象征纯洁的白衣白裤的党服等来倡导君子风范，建设廉洁文化，从而收到“使人不想贪”的效果。“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是指给予公务员符合市场水平的足够薪酬，从而收到“使人不必贪”的效果。“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是指通过严密设计，消灭制度漏洞，杜绝腐败机会，从而收到“使人不能贪”的效果。“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是指通过对很小的贪腐处以相对很重的惩罚（即“对贪零容忍”）和一旦贪腐必遭揭发、处罚（即“捉贪高概率”），从而收到“使人不敢贪”的效果。

新加坡的廉政体系的上述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例如，光有使人不想贪的道德不行，因为良心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光有使人不必贪的高薪也不行，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光有使人不能贪的防范措施不行，因为上有一个政策，下有百个对策，政策赶不上对策；光有使人不敢贪的惩罚也不行，因为人的贪欲就如资本，“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魏沛娜：与新加坡廉政体系的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相类似，中国廉政建设也强调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不过，新加坡廉政体系还有一个不必贪。能不能进一步加以解释？

吕元礼：具体地说，就是秉持诚实的态度，根据市场的原则，给予公职人员符合市场水平的正确的薪金，从而达到使人不必贪的效果。

魏沛娜：什么叫诚实的态度？

吕元礼：所谓诚实的态度：（1）诚实看待人性，即既看到人是“社会人”，也看到人是“经济人”。（2）诚实看待时代变化，即强调为国牺牲的精神必须以现在新加坡的现实环境来看待。（3）诚实看待政治，即既看到政治是让人献身的事业，也看到政治是养家糊口的职业。（4）诚实看待收入差距，即强调机会平等，而非结果绝对平等。

反对党议员曾问当时的总理李光耀：总理不只一次地指出必须诚实。那么，大家就老实一些吧！总理是不是说，如果政府不支付非常高的薪水，现有的和新的内阁部长将不愿意接受内阁部长的职位？李光耀回答说，仅仅以重大责任和神圣使命的光环召唤人才参政，其实等于靠碰运气来求取人才。李光耀说：“或许，你会偶尔得到一些非常特殊的人——有好的品格、有为，真的对国家有益。但是，要治理一个国家，你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或两个好人才。所以，我们的制度是有系统地物色那些能做出贡献的人。”而要“有系统地物色那些能做出贡献的人”，就应该建立一种能够吸纳贤才的制度。

魏沛娜：什么叫市场的原则？

吕元礼：所谓市场的原则，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根据能力、贡献等人才的价值确定薪金。新加坡第二代领导人吴作栋认为，当人们谈论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时，首先必须决定他们所要的是什么样的政府及具备什么素质的人才。如果人民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平庸甚至低劣的政府，并准备接受“阿陈阿末”为部长或常任秘书，那政府就可以把部长及高级公务员的薪金标准定在一般新加坡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上，这约等于每月1500元。不过，吴作栋指出，他不能接受这么低的标准。因为既然国会选择他为总理，把国家的前途交托给他，他就有义务集合最杰出的人才为国家服务。如果人民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安全，就必须把治理国家的重任交付给最杰出的人才。这些人的收入都是全国最高的几百名之一。

其二，根据政治人才的供求状况确定薪金。当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可以低于价值；当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可以高于价值。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观点是，当总理薪金不能吸引到最适合担任总理的人才来担任总理时，那么，就应该增加总理薪金，直到这一薪金能够吸引到最适合担任新加坡总理的人才来担任总理。

其三，根据产出（收益）确定投入（薪金）。1994年，新加坡政府准备将整个内阁班子的年薪1700万元增加到2200万元。时任总理的吴作栋说，就像榴莲，吃在口里才知其味。付出代价多少，就得多少报偿。当时，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是890亿元，如果增加1%，就是多了8.9亿元，如果减少3%，就是少了26.7亿元。而所有部长的薪金即使按照新的更高的标准加以调整，加起来也只是2200万元。那么，到底是花2200万元来确保继续有好的人才来领导新加坡每年取得至少8.9亿元的增长比较明智，还是省下2200万元，但因为政府治理不当和贪污，导致国家收入少了26.7亿元来得合算？答案不言自明。

魏沛娜：什么叫符合市场水平的正确的薪金？

吕元礼：这里，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正确。根据新加坡的观点，正确的薪金就是薪金水平要和受薪人的责任、贡献和能力成正比。

所谓符合市场水平的薪金，新加坡的做法是，对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制定如下方程式：（1）政府根据私人企业中六个专业的收入，为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制订两个薪金标准。（2）所选定的六个专业是：银行家、会计师、工程师、律师、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执行人员。（3）第一个薪金标准：特级一，是为部长和特级公务员而设。其方程式是从上述六个专业中，各选出最高薪的四人，然后以他们的平均主要收入的三分之二，作为这一级的薪金标准。（4）第二个薪金标准：超级G，是为刚升上超级薪金制的公务员而设。政府将从年龄在32岁而又从事上述六个专业的人中，各选出收入排名在第15位者，然后以他们的平均主要收入作为标准。当然，上述做法后来有所变化，但精神实质还是一样的。

魏沛娜：众所周知，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曾经为大作《新加坡为什么能？》作序，不知您跟他们父子具体有过怎样的交往？

吕元礼：我和李光耀没有面对面交流过。第一次见到李光耀，是他受邀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演讲，我在台下听。至于李显龙，深圳大学曾经组织过一个包括我在内的三人代表团跟李显龙谈了一个小时。

我主要是研究李光耀，他的人格带有儒家色彩，办公室还摆放了孔子像。但他治理国家是儒法并用。事实上，李光耀是英文教育出身，并没有读过很多儒家著作。他对儒家的亲切了解源于他是客家人，曾经在大家族中长大，他发现那种低层次文化跟儒家是一样的。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华人大多是那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正因为没有受到系统教育，所以没有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对儒家文化没有抵触心理，但这种儒家文化是低层次、浅层次的。李光耀说过一句话：当今世界讲的道理，中国古人都讲过了，而且讲得更好。

魏沛娜：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李光耀是一位具有特殊影响力的政治家，包括他对新加坡的领导及其各种规划，创造了属于新加坡的“奇迹”。您如何评价李光耀在当代政治光谱中留下的精神遗产？他是一位理想的政治家形象吗？

吕元礼：对于李光耀，无论喜欢或讨厌，你都得相信：没有他，新加坡会很不一样。无论赞扬或批判，你也必须承认：他一天到晚都在为新加坡打算。世人既称许新加坡的有效治理，又往往批评其威权政治。“虽然杰出，毕竟独裁；虽然独裁，究竟杰出”——反映了人们直面李光耀时的内心纠结。面对质疑，李光耀的回答是：“我做出了一些强硬的决定，好把事情办妥。可能有些人不认同，认为我太苛刻。但是存亡关头，我一定要确保新加坡成功，就是这样。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一个成功的新加坡。我付出了什么？我的一生。”

魏沛娜：漂泊与根植，是围绕老一辈海外华人研究的关键词。以新加坡华人为例，如何理解他们文化认同中的根文化？今天年轻一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儒家文明在地化认同？

吕元礼：新加坡是推行英文教育，年轻一代连汉字都认不了多少，新加坡的学生小学升中学，若是华文考试考得差，也能升到好的学校。而多数老一代新加坡人受过华文教育，因为离开了祖国，更注意保存文化的根。他们认为中华文化更高深，像马来西亚的华人更注意保存中华文化。

简言之，一方面，中华文化目前在新加坡传播比较难；另一方面，现在新加坡的老一代华人，以及近些年从中国过去的新移民，他们也希望子女不要断了中华文化的根。

魏沛娜：您在《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一书中，认为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实质上是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价值观；所论的新加坡政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视为儒家王道政治在当代狮城的创新与发展。具体来讲，儒家文明对新加坡，乃至对东南亚国家的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吕元礼：儒家文化在新时代找到新契机。儒家文化不太关心死后有没有天堂，人的价值就是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表明制卦者对世界的看法，天和地没有完成的事情，需要人来完成。前些天有新加坡朋友来访，谈到小时候在马来西亚学校学习的课文中就有《礼记·礼运篇》，可见东南亚国家华人社会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但我们学《礼记·礼运篇》，可能是作为一种古代文献资料，作为课外辅助读物来读。我们今天的社会教育和儒家文化结合在一起会更容易得到认同。比如《论语》中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说。儒家的祭礼和丧礼的本质不是迷信，而是诗。迷信是把假的当成真的来说，而且相信它是真的；诗是把假的当成真的来说，但知道是假的，是表达一种情感。比如“太阳露出了笑脸，星星眨着眼睛”，但写诗和读诗的人都知道，太阳没有“脸”，星星没有“眼睛”。为什么“祭如在”是诗呢？其中的“如”很有意思，“如”意即好像，事实并不在。所以，虽然新加坡是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但作为生活方式的儒家文化还是具有一定影响力，像新加坡让小孩子读《弟子规》的人很多。

魏沛娜：文化传播总会经过“在地化”的过程，在您眼中，“新加坡化”的儒家文化呈现出哪些差异？更进一步说，新加坡可以作为儒家文化较好融入现代社会的范本吗？有人认为，在华人文化圈内，新加坡是华人传统文化保持最好的国家，很多方面甚至好过中国。

吕元礼：一方面，新加坡的华人讲华语，是想保存中华文化。但另一方面，这种“华语”是针对以前讲方言来说的。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讲华语运动”（即讲普通话运动），“少说方言，多讲华话”成为运动的口号。但这种运动中存在的完全排斥方言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方言有其好处，许多文化是包含在方言里面的，光讲普通话，很多文化的精髓就没了。很多老一代华人喜欢听《李大傻讲古》这个方言节目，后来听不到了，很痛苦。

但是，现在新加坡已经不像李光耀时代那样电视节目坚决不使用方言，有时电视上也会出现一点方言，他们开始有了反思。最近新加坡一个领导人提出要警惕“集体盲思”。用这个观点来分析，完全排斥方言也可能是一种当时的“集体盲思”。多讲华语不是要一锅端地把方言全部砍掉。现在，新加坡政府也在慢慢纠正过于功利性的措施。

魏沛娜：您如何理解“新加坡模式”？

吕元礼：从历史传承角度来理解，新加坡模式≈英国的制度+东方的传统+当年共产党的作风。与此相联系，源于英国的制度，新加坡大体继承了议会民主，其精神是让民做主；继承东方的传统，新加坡政府具有家长式作风，其精神是为民做主；效仿当年共产党的作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一定程度上学到了群众路线，其精神是认民做主。

魏沛娜：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的？

吕元礼：新加坡曾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英国殖民地。1965年独立建国后，其政治制度大体继承了英国的议会民主。新加坡议会民主的运作方式，是由年满21岁及以上的公民采用一人一票选出国会议员，并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执政。执政党的议员推选其领袖为总理，再由总理委任执政党的议员出任内阁部长，组成内阁。内阁提出新的议案或修正现有法律，在得到国会的三读通过后，成为国家法律，也就成为执法和司法的根据。执政党以外的其他政党也便成为反对党。反对党议员可在国会参加辩论与质询，负起监督执政党的任务。当然，长期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源于英国的议会民主进行了一些有利于该党一党独大的改变。

魏沛娜：如何理解新加坡的为民做主？

吕元礼：美国文化更多体现让民做主，新加坡政府更为强调为民做主。李光耀说，以下事例“包涵着美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全部差异”：美国解决可怕的毒品问题的方法是跑到世界其他地区，帮助别国的反毒品机构尽力制止毒品供应。它提供直升飞机，打击贩毒集团，如此等等。当它遭到挑战，他就逮捕巴拿马总统，并把他押解到佛罗里达接受审判。新加坡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可能去缅甸把那里的军阀抓起来。新加坡所能做的是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在新加坡的任何海关官员或警察，当他发现任何人行为可疑，有理由认为是处于吸毒状态时，就可以要求此人进行尿检。一旦尿样中发现有毒品，此人立即被送入医院。而在美国，如果某人这样做了，那就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他也将遭到起诉。让民做主与为民做主的差异，也可以溯源为二者体现的不同政府观。让民做主意味着将政府视为“必要的恶”，为民做主意味着将政府视为“必要的善”。因视政府为恶，所以，让民做主追求的目标是限权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少的干预”，其角色是守夜警察。因为视政府为善，所以，为民做主追求的目标是强大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多的关爱”，其角色是操心父母。新加坡的强政府形象与政府领导的家长式作风，表现的正是为民做主的精神。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新加坡政府的管理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例如，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管理方式倾向于家长式，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的管理方式倾向于兄长式，第三任总理李显龙的管理方式倾向于朋友式。

魏沛娜：如何理解认民做主？人民行动党是怎样学习到当年共产党的作风的？

吕元礼：所谓认民做主，就是认人民为自己的主人，百姓是天，人民最大，具体表现为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为了赶走英国殖民统治者这一共同敌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党之初，党内包含着非左派和左派两股力量。非左派主要是受英文教育出身，如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等人；左派主要是受华文教育出身，如林清祥、方水双等人。按照李光耀的说法，非左派是非共派，左派是亲共派。这些左派人士表现出与当年共产党人作风非常相似的一面。李光耀将他们笼统地称为共产党人。他承认，在应对共产党人的过程中，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

通过历史研究可以获知，李光耀等人向共产党人所“学”的包括两个层面：一为精神层面。李光耀说，由于最终目标的不同，党内的“非共派”与“亲共派”最后分道扬镳，但是，他对“亲共派”人士如林清祥“个人的清廉和他全心全意为理想奉献的精神表示敬意”。李光耀记述说：“林清祥、方水双整天东奔西跑，发表演说，同刻薄的雇主进行谈判，晚上就在工会总部的桌子上睡觉。……他们穿着朴素，三餐在小贩摊位解决，所得薪水很少，因为他们向资方争取到的一切都归工人了。我可不知道他们挪用多少钱来供养更多的革命分子，但我却没看过他们私下拿过一分一毫，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上就可以肯定这一点。”“亲共派”的清廉、奉献品质，对“非共派”人士可以是一种榜样，至少是一种鞭策。李光耀承认，人民行动党之所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与建党之初党内存在“亲共派”有关。为了经得住“亲共派”的攻击，“非共派”也必须提高、保持自己的道德水准。进一步说，“非共派”也切实学到了“亲共派”的精神。李光耀当年挽起裤脚过河下乡、打着雨伞走访选民的做法，体现的正是从“亲共派”那里学到的中国共产党的作风。

二为技术层面。李光耀说，自己是看着“亲共派”“变戏法”的，只不过自己不是在台下看，而是在幕后看，所以，他也学会了。李光耀所说的“变戏法”，具体是指发动群众、联系群众以及建设基层组织、开展群众运动等方法。举例来说，新加坡政府也喜欢通过运动方式开展工作，并具体开展过说华语运动、植树运动、清洁运动，等等。所谓运动的方式，就必然包括领导以身作则、广泛发动群众等做法。李光耀说，既然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通过运动的方式消灭老鼠、苍蝇等“四害”，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去除旧有陋习、建设新社会呢？

人民行动党从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学到的群众路线，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其执政50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国会议员走访、接见民众的做法之中。首先，新加坡国会议员必须在两年内挨家挨户地遍访自己选区的选民。一般来说，每个议员在4年一届的任期内要对本选区居民挨家挨户地走访两次。另外，大选期间的大约10天内，每个议员候选人还要突击性地对本选区居民挨家挨户地走访一遍。其次，新加坡国会议员必须每周一次接见选民，为民排忧解难。

魏沛娜：您从事新加坡研究近20年，如今在研究思路、方法上有哪些转变吗？也给您带来哪些人生思考？

吕元礼：我这辈子就是做一件事——专注新加坡研究，但研究方法也有些变化和反思。第一，过去我可能强调借鉴性研究，着眼在中国，我认为这有价值，比“为研究而研究”更有现实意义。但这一两年看了一些东西后，发现“为科学而科学”结果会产生更多有实用性的价值。所以，强调实用、借鉴性的研究，可以作为研究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换言之，我认为“为科学而科学”“为研究而研究”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相比“为现实而研究”“为借鉴而研究”“为实用而研究”还更有意义。第二，过去可能是从正面肯定的方面研究新加坡，但随着我对新加坡的深入研究了解，我认为要作更客观、更有批判性的研究。比如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很好，但人文价值有些丢失；他们喜欢讲“硬道理”，但“大道理”偏少。因此，有一次我跟一位新加坡政界人士讲：“增长发展是硬道理，公平公正是大道理。硬道理大不过大道理，因为它是小道理。大道理硬不过硬道理，因为它是软道理。”我觉得正好讲到新加坡的问题所在。